中央二月来信和红四军前委的复信






  红四军攻占长汀城后,国内形势有了变化,蒋、桂即将爆发一场战争。红四军前委分析了形势,认为应抓紧有利时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于3月20日给中央写了信,提出了红四军前委的一个战略计划,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红四军、红五军和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分兵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使之与湘赣边界根据地相连接。并且强调这一计划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封信还向中央建议:“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堆埃之创立”。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它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形成前进了一步。但是,在红四军内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在革命高潮到来尚远的时候,建立和扩大根据地是徒劳的,主张集中兵力,广泛游击,走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道路。

  这时,中央也没有采纳红四军前委上述的计划和建议,却转来了指令分散红军的2月7日来信(史称“二月来信”),这同前委从实际出发计划割据20余县的战略方针,形成很大的反差。

  中央二月来信是根据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演说的精神写的。布哈林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对农村苏维埃运动表现了悲观思想,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提出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而且,在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种悲观思想也影响到了中央。在起草“二月来信”的前几天,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1月中旬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中央军事部长根据敌伪报纸报道作报告说,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在大余失利,遭到强敌尾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认为布哈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并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指示信(即“二月来信”)。李立三是同意写这封指示信的,他在会上发言说,革命高潮时期红军要集中,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则应分散。

  中共中央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样才能“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指示信还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中央这时下了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一方面,派中央军事部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四军,以贯彻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中央于2月16日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朱毛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为确保安全通过国统区,转移敌人视线,“现在即设法,由公开的通讯社或报纸向(国内发)消息,说朱毛已经打死,或说朱毛已经(出国)的地方如南洋或安南”。那时,上海《申报》果然登了一条南昌通讯:“顷据第七师司令部消息,吉潭一战,匪徒被枪及死者五百余人,朱毛或死或逃,正侦查中”。这个消息当然是个讹传,朱德、毛泽东既没有被打死,也没有逃亡,他们仍然在坚持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央为了调朱、毛出来,可谓费尽了心思。

  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辗转送达的中央二月来信。两天后,即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认真讨论中央的来信。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精神给中央写了复信。复信一开始就坦诚地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针对二月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观点,复信根据中国的情况说明“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并且进一步指明:“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复信明确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还从四个方面阐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表现了政治上的极大勇气。复信最后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积极进取,采取“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

  1929年3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对二月来信的看法开始有了改变。4月4日,中央常委讨论红四军问题时,认为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在4月7日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毛泽东、朱德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实际上调朱、毛出来的事就此作罢。到了6月初,中央收到红四军前委4月5日的复信,开始了比较彻底的转变。在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2月7日的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的”,“现不仅应主张集中而且应扩大,从各方面看,过去分散的策略不适用,尤其是在中国,当然所谓集中也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集中”。李立三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发言完全同意周恩来关于红军不能分散的意见。

  尽管中央后来不再坚持“二月来信”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的意见,但来信中的一些悲观情绪和不正确的观点,在红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产生了不良影响。“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就使红四军内那些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同志有了依据,增加了争论的借口。有的同志还利用“二月来信”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于是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有了发展。

  中央所派的军事部长罗寿南,于4月11日在于都出席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除贯彻中央二月来信指示外,还转告中央领导的指示:在统治阶级稳定时红军要分散,革命高潮时红军要集中。这正好与红四军从实际出发的行动方针相反。所以,罗寿南的到来,又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关于行动方针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