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形式主义促使红四军内部争论激化






  1929年5月上旬,李立三、周恩来等派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又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刘安恭刚到红四军,就受到军部重视,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虽然他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并在后来10月间的东江战役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党内这场争论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以中央代表自居,到处作报告、发议论。在中央已经对分散红军的2月指示改变了看法的情况下,他仍竭力贯彻“二月来信”精神,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长期存在,应该分散,他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的现实,从苏联带来形式主义理论,照搬苏联红军的一套办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本来,军委是前委的下属机关,现竟然作出限制上级权限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

  这样,以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为争论的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内部本已存在的有关党对军队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争论。5月底,在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说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不定的环境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如果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是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这种意见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6月8日,毛泽东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恢复军委。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要不要军委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尽管白砂会议上解决了要不要军委的争论问题,但是这次会议没有触及和解决本质问题,在党和军队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刘安恭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和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全都归咎于毛泽东。他散布了许多挑拨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领导人有两派,把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不赞成中央二月来信关于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的指示的同志,说成是自创原则的“反对中央派”,把执行中央指示甚至是错误指示而造成“八月失败”的同志,说成是“拥护中央派”。这样,在红四军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毛泽东对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早有觉察,他力图纠正红军中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也力图解决红四军党内领导人之间出现的认识上的分歧。1929年6月1日,他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提到“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但当时党内的状况并未具备条件去解决这些问题。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因刘安恭等人的意见使前委无法继续工作,而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其中说道:前委、军委成为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白砂会议虽然作出了决定,但是,“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毛泽东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6月14日,毛泽东在新泉就红四军内部存在的争论问题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最根本的是关于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问题。

  复信批判了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认为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的观察。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也是没有用处的。毛泽东还从思想路线高度进行分析,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份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复信还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影响到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复信作了分析和批评:“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说明他仍请求离开前委,但并不是消极的,他会和大家一起参加思想斗争。他相信争论最终会得到解决。这封信具有深刻的意义,为后来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