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






  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后,在这里停留了十天。这时,党中央已经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才刚刚收到中央政治局6月决议和中央6月15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领导干部坚持要按照党中央原来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10月1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吉安签发红一军团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灵活性的方案,决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先向袁水流域推进”。在沿途,毛泽东主持召开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

  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抵达峡江后召开会议,讨论对时局估量、行军问题、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并相应地作出决议。

  这时得知国民党军阀中原混战即将结束,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国内形势的变化,判断蒋介石将要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会议对时局问题作出正确的估计,毛泽东指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是,“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红军的任务必须为打败敌人的联合进攻作好准备。毛泽东对时局的这些分析,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关于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的错误估计。

  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军方向时,毛泽东针对有人主张继续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当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盖子在下面还没有揭开,有的干部还主张要攻打南昌、九江,进而夺取武汉。所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大家所接受。这次会议还没有根本解决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对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会议也规定了正确的政策。10月19日,毛泽东给湘东特委写了一封复信,简要地说明了峡江会议的各项决议。其中讲到土地问题时说:“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关于资本问题,复信写道:“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实际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平均土地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以及要对资产阶级开展“特殊战争”、“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武器”的过左政策。

  由于一部分领导人坚持要进攻南昌,所以在峡江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0月19日发出《进攻高安的命令》,但是,命令只说:“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取而占领之”。这里“待机略取”的提法,包含着极大的灵活性。

  10月下旬,蒋介石在中原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迅速调集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这时,国民党军谭道源师已全部开到南昌,许克祥、熊式辉师到了九江,金汉鼎、毛炳文两个师也进入江西境内,公秉藩师扎在抚州,湘敌罗霖部在袁州。以上各部,蒋介石命令统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统一指挥。

  鉴于敌情的变化,红一方面军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以后,毛泽东于10月23日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延缓进占高安,将部队布置在袁水和瑞川河之间,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创造战胜来犯敌军的条件。

  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罗坊。这时,敌情进一步恶化,敌军先头部队已开到清江,与红军仅一江之隔,必须刻不容缓地确定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军“围剿”这两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当前敌情,指出敌军正准备进攻江西根据地,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还远未改变,因此我军不能继续按原计划去冒险攻打南昌、九江。关于如何粉碎敌军“围剿”的问题,也就是在哪里打敌人的问题,是前进打,还是后退打?战场摆在赣江以东,还是赣江以西?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东渡赣江,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采取“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内的方针,充分依靠根据地群众支援和有利地形等优越条件,实行人民战争,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部队中仍有影响,会议在开始时意见并不一致,毛泽东做了许多的说服工作。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绝大多数与会者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26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决议案。30日,在获知敌军已开始对我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之后,毛泽东在罗坊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急会议,确定对敌军的大举进攻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主力红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广大区域作战。

  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克服了李立三“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留下的影响,基本上解决了红一方面军内部行动方针问题上的分歧,用正确路线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和行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战略退却问题时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

  从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开始,直到罗坊会议,毛泽东在实际行动上一步步地克服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部队中的影响。在这期间,袁州会议是个开端,峡江会议开始了转变,罗坊会议是峡江会议的继续,解决了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决定的战略方针问题。罗坊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罗坊发布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向赣江东渡作战略退却。11月上旬,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在永丰、南城一带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随后又撤退到根据地中心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

  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这时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已传达到红一方面军军内,所以,这次总前委扩大会议明确指出李立三“左”倾错误,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认识。会议还再次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案,认为:进剿的敌军有10万人,但兵力分散,战线过长,有利于各个击破。在来犯的敌军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围剿”的主力军,各约14000人,而红军有4万人,一次打敌一个师,占绝对优势。红军可实行中间突破,将敌军阵线打开缺口,使东西诸敌分隔为远距离两个集团,有利于红军各个歼敌,这样,敌军的“围剿”就可以打破。会议决定红一军团正面迎击敌人,红三军团迂回敌后,地方则准备好担架、粮食等。

  12月下旬,国民党军进至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带,但找不到红军的的主力,相反,部队部署东西相距八百里。毛泽东、朱德决定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在12月30日至第二年1月3日的五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在龙冈地区歼敌张辉瓒主力近一万人,并活捉张辉瓒,在东韶歼敌谭道源师一半,其他敌军仓惶逃走,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定和运用成功,是在同“立三路线”进行激烈而又曲折的斗争中取得的。正如朱德所说:“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①

  毛泽东后来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时,这样说: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②

  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是在革命局势好转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它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所以,毛泽东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认识,既留下历史的痕迹,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失误,例如在他发表过的一些文件中,也有反映“左”倾错误的词句和提法等。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是一开始就怀疑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指导的,并且进而在实际行动中抵制这种错误。在同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又坚持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表现出具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的领导斗争艺术。在以他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下,经过同李立三“左”倾错误所作的激烈的曲折的斗争,终于使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①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改变了王明对犯错误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开始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随后又提出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积极工作,任劳任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