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扶植王明上台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约于1930年12月10日突然来到中国上海。他到中国的重要使命,就是改造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份,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等扶上台。他一到上海,不见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却先召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听取情况汇报,征询解决中共党内问题的意见,并面授机宜。王明这棵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的含苞待放的牡丹,回国两年都不能开放,而且还惹了一身骚,这次见到苏联“园丁”——米夫,真是感激涕零,有望洗掉身上泥巴,竞相开放,因此积极配合米夫的活动。随后,米夫再同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谈话,又会见罗章龙等。

  米夫经过几天了解,为王明上台采取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四个实际步骤。第一步,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召开的紧急会议,未必能使王明等人占据中央领导地位,还是以开六届四中全会比较有把握,于是向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硬性建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不得不接受。12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接受米夫建议,决定收回召集紧急会议的成命,改为召开四中全会,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要中央撤消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吹嘘他们是懂得列宁主义和布尔塞维克理论和实际的人,搞中国革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在共产国际代表敦促下,中共中央于12月16日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初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给其他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更不正确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①第三步,22日,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局又发出“第九十六号通告”,申明要“深刻的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表示要在“党内实行改造”,“必须引进积

  ③《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第15页。

  ①《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第60—61页。

  ①载《党的建设》1931年1月25日第1期

  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

  ②第四步,在米夫进一步压力下,中共中央于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管理江苏、浙江、安徽的党组织)、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这是米夫把王明等拉入中央领导岗位的重要步骤。

  在米夫压中共中央的同时,王明等在下面攻中央,百般挑剔中央的工作,破坏中央的威信,使中央无法继续工作,以造成逼瞿秋白下台的形势。他赶写、修改《两条路线》小册子,印发给江南省委管辖的各级党组织,以新的“左”倾纲领同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相对抗,大造舆论,反对中央。

  六届四中全会前,米夫不仅起草了四中全会决议,而且拟定了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的人员,规定扩大的四中全会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地方、各部门的代表以外,还要让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代表参加,并且凡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王明通过各种办法向小宗派的人布置发言的内容。当米夫、王明经过一番策划后,采取突然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期限制一天,就是不让民主讨论,只让大家举手通过决议和选举王明上台。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委、候补中委22人,列席代表15人。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并宣读了由米夫审定的《中央政治局报告》。王明作长篇发言,极力宣扬他会前写出的《两条路线》的观点,指责六届三中全会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同志,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强调全党尤其是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最后按照米夫以远东局名义和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9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5人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主席仍由工人向忠发担任。这样,六届四中全会改造了党中央成份,实际上批准了王明扬“左”反右的《两条路线》的总纲领。

  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为贯彻共产国际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仍留中国上海,一些大政方针主要由他决定。所以,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是由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接着,又改组了团中央领导机关,由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6月,政治局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被杀,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至此,王明这棵红“牡丹”终于真正成了“花中之王”了。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或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477—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