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塘会议争论定决策






  在四中全会后派的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之前,三中全会后派的中央代表项英已于1月初到达中央苏区。1月15日,他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为委员。项英到苏区后作过一些肤浅的社会调查,根本没有看到根据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强大力量,认为新“围剿”敌军20万,而红军只有3万多,主张不打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认为军民结合有可能打退敌军新的“围剿”,强调指出:“不作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3月1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没有决定第二次反“围剿”。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4月初到达宁都青塘,同苏区中央局会合,就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认为项英是贯彻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精神的,于是,4月17日又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只开一天,主要是新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通过《接受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五个文件。决议中虽然也承认“汀州会议以前红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的正确的”,但不顾事实如何,硬说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其实,红四军前委并没有执行中央打南昌的命令。这就毫无根据地否定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抵制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不打南昌攻克吉安的历史事实。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等的正确路线的开始,当然要完全贯彻下去需要有个过程。这次会议集中讨论迫在眉睫的第二次军事问题,即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问题。中央代表团先传达中央关于军事的训令:为保存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的‘围剿’,则可考虑转移”。因此,引起对战略方针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大多数人认为,敌军有装备精良的20万,而红军只有装备很差的3.5万,力量悬殊太大,对敌军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以外去;其中王明的教条主义者还引证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并且更提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还有一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来打破敌军新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与中央代表团相佐,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的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所以,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继续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采纳了。

  这次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训令,大要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要使红军的基本力量受着摧残;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江西红军可退到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毛泽东发言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红军高级干部发言,慷慨激昂,坚决主张就地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发言,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另创苏区。这样,毛泽东等主张打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使得这些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既不大懂军事指挥,又缺乏对敌作战经验的中央代表,只得赞成打这一仗。

  就在这个扩大范围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批驳了王明教条宗派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周以栗批得最为有力。周以栗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奉立三中央之命,于1930年9月下旬到袁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带来8月29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动员毛泽东执行中央指示。给毛泽东通宵达旦的摆事实、讲道理,周以栗尊重实际,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总前委先攻吉安的军事部署。他参与了红军解放吉安的战斗,使赣江两岸根据地连成一片;他出席罗坊会议制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以中共长江局代表身份去做红三军团指挥员的工作,把红军主力开到赣江以东根据地作战;他耳闻目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利。周以栗以由武汉大城市到中央苏区农村的亲身经历,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够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呢?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围剿”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毛泽东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提出正确决策,发展了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完全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下车伊始”者的当头一棒。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到:

  “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打法。从此时起,中央代表团的任弼时、王稼祥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主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①

  ①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

  毛泽东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