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到陕北






  中共中央的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展开。随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革命的策略也必须跟着改变。因此,迫切需要党对日本进攻华北以来的国内形势作正确的分析,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领导革命继续向前发展。

  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首先,由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传达了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战略报告和结论。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几年来经验和最近共产国际对我们指示的结合。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报告;张浩指出:“泽东同志将几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毛泽东作主题发言。在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能否参加抗日问题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引经据典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而教条主义这一套很迷惑人,还有相当市场,少许人在理论上还是佩服他的。这涉及到政治和思想路线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经过认真准备,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了“中间势力是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对马列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驳得博古哑口无言,坐不住了,在炕上一躺,不说话了。毛泽东在讨论中还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主持会议的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会议经过

  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

  会后第二天,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一方面为了进一步解决瓦窑堡会议上的思想分歧,另一方面更为纠正长期存在党内而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这篇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是党的工作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时期的重要文献。报告强调指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其总的特点是动摇,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左翼有可能参加斗争,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至于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报告提出尖锐的批评:“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好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总结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并且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了瓦窑堡会议,在讨论和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时并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是,会后他搜集了一些所谓的“材料”,于1936年1月27日向中共中央书面提出《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即“对战略的意见书”。它分析敌我力量悬殊后提出,“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认为红军“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顽固坚持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单纯防御路线,反对瓦窑堡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连续开会讨论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与会同志都明确表态,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并批评了它的错误与危害。会议批评指出:李德不分析具体情况,只有防御,否认进攻和反攻,完全是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他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的继续,并且在新形势下还有些发展,表现为进攻中的右倾保守主义。说明他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不接受遵义会议决议对他的批评。我们在战略进攻时,他提出这种单纯防御战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要严肃对待。晋西会议决定:战略问题由毛泽东起草。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西征、统一战线和陕北苏区工作的同时,按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认真准备写“战略问题”(即后来写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来回敬这位洋顾问的挑战,他搜集《战役问题》、《战斗条令》等书籍,还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军事战略这类书。他在写这本书时,不仅研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著作,而且研究资产阶级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还研究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等等。他还组织萧劲光、莫文骅等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讨论理论问题,以开阔思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莫文骅回忆道:

  《战争论》的学习讨论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讲秦始皇先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①

  通过讨论、研究,他把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上升为理论,12月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前五章的写作(原计划写作的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这既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位洋顾问的挑战,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所以,它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这一著作除阐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外,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战争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着重批判了1931年至1934年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为抗日战争战略问题作了理论准备。

  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和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出发,系统地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既规定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胜利,又规定它不可能很快发展和胜利,战争是持久的。战争形式主要是“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只有在反“围剿”中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红军,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依据这些特点,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应该是,在战略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战争的开始阶段,一般实行战略退却,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在战略反攻中,要慎重初战,战则必胜;要集中兵力,以运动战为基本作战形式;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等。

  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强调研究和掌握特殊的战争规律的重要性。指出:任何一个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必须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懂得从这些特点产生出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与一般战争或与苏联内战相同,机械

  ①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下册第166页。

  地照搬一般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指导原则。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书中结合战争胜败的经验教训,论述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战争的攻守进退等种种辩证规律的论述,超越了军事科学的范围,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也可以说,这本书既是一部军事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又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如果说在1935年12月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明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那未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话,则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集中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然而,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是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的,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批判。这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客观要求。“两论”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主观主义、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以提高全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

  《实践论》着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揭露其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它根据人类的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事实,系统地阐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它深刻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又回到实践,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践论》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特别指明教条主义者不承认认识依赖于实践,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

  《矛盾论》也是为了克服党内长期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它全面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法则。它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矛盾论》在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后,着重研究和阐述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教条主义者对具体事物不作认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把一般真理变成纯粹抽象的公式,到处硬套,结果就不能不失败的。

  《实践论》和《矛盾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的精辟的发挥,科学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深刻地系统地论证了我们的同志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这对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针对王明教条主义者对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提出新的挑战,同时要回答他们在中央苏区时提出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和“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从事大量的思想理论工作,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些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剖析了主观主义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其思想根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战略与策略。这些,都为全党全军干部进入抗日战争新时期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