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述略

  刘诚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根据中国的国情,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总的策略出发点,创造了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他科学地界定了中间阶级,认为中间阶级在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决定胜负的筹码,并对之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大发展。

  科学界定中间阶级

  准确把握中间阶级的内涵。毛泽东认为中间阶级并非指一切介于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阶级,而是指那些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阶级,“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是毛泽东对中间阶级政治态度和心理状态的最生动的描述。中间阶级是可以争取参加革命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间阶级的阵营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矛盾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敏锐审时度势,不断扩大可争取的中间阶级的范畴,极大地扩大了革命阵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以夺取革命的胜利。

  科学界定中间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不是中间阶级,而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在党的幼年,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内是有分歧的。陈独秀认为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农民虽然和落后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相联系,但身受三重压迫的中国农民表现出来的是更多的历史主动性和强烈的革命性,因此不能把农民作为中间阶级,他们不仅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同盟军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面临的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小农问题,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小农阶级作为旧生产方式残余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历史的分散性和被动性。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农民同盟军的作用不那么十分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只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后备军。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拘泥马克思、恩格斯的现成结论,从农民占中国人口80%的国情出发,充分论证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不能作为中间阶级来看待。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正确划分和认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关系甚大。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对小资产阶级范畴的认识不一。瞿秋白谈到的小资产阶级有四种,即“店东小资产阶级”、“工匠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农民”①。彭述之认为小资产阶级主要由“中小商人、手工业厂主”和“富农”组成②。谭平山则笼统地说“农民群众”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③。这些划分把“工匠”、“手工业者”、“农民”、“富农”都划为小资产阶级,混淆了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见解是细致而正确的,他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为“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从而准确地划清了当时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范围,而且第一次明确了农民中只有“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避免了笼统地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模糊观点。

  准确地划分小资产阶级是正确认识这个阶级革命性的前提。毛泽东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在当时四忆人口中占一亿五千万,“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④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强调和具体论证中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这个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在世界近代史上,小资产阶级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第三阶段曾独立地把革命推进到以雅各宾专政为标志的最高峰。在20世纪初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则成了“依赖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⑤的力量。因此,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它“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⑥产生于中国特殊社会环境中的小资产阶级必然既不同于1793年革命时期的法国小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二月革命”中的俄国小资产阶级,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历史作用,陈独秀等人是认识不清的,他们一概把小资产阶级视为“非革命的资产阶级”⑦。“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有时可以做革命,有时可以做反革命”⑧的动摇势力。毛泽东摒弃了这些错误观点,认为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身受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其左派“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⑨而在革命潮流高涨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约占40%)一定参加革命,中间派(约占50%)可以参加革命,右派也会附和革命,而不会像俄国小资产阶级那样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只能是革命的可靠同盟军,而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独立革命的能力。第一次给予了中国小资产阶级一个完全恰当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争取的中间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确与否有密切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极为复杂,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不稳定,政治态度左右摇摆,因而人们不易在短时期内准确地把握它的特性;另外,在马列著作和国际共运的其它文献中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成答案,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介于买办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华资银行工商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关系密切者,是这个阶级的右翼;“与帝国主义完全无缘者”是这个阶级的左翼,从而否定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存在,“还说不上是一种革命力量”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两重性的特点,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但“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⑩并指出“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不行的。”(10)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追随于大资产阶级之后叛变了革命,但毛泽东指出:“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12)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及时指出,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13)为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深入研究,在考察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两次反共高潮中的表现以后,对该阶级政治上的两重性特点的认识臻于完善。他深刻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软弱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认为富农也是可以争取的中间阶级。

  产生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富农,与欧洲和俄国的富农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人数少,俄国富农占农村人口15%左右,中国富农只占农村人口5%左右,而且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不典型,很多富农的剥削带有半封建性,因此也不能照搬马列关于富农的定义,而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富农,也非易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列为中产阶级的小地主实际上乃为富农。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中央把富农作为革命对象和地主同受打击,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实践中,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富农的阶级属性有了正确的认识,1933年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他指出:“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并且指出“剥削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富农。”使富农的阶级属性有了质的规定性,这一界定,不仅使党对富农的政策有了科学依据,更重要的是稳定和团结了中农,使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富农问题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他指出富农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所占的比重很少,在民主革命时期,富农是农民的一部分,他们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地主有区别。

  审时度势,不断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不断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并统称之为中间势力,把中间阶级概念扩充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概念。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中,中间势力的对象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中央势力亦有矛盾,有时表现进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有可能在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毛泽东一直强调要“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14)。在1940年4月22日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的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做是一样的,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

  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党派,共七种。两个月以后,在1940年7月7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中间势力的概念又扩大为可以包括国民党内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杂牌军、中小地主等(15)。1940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总结反顽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级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16)。从而把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黄埔生也划入了中间势力。

  准确地把握中间阶级的内涵,科学地加以界定,因时而异地扩大中间阶级的范畴,不断地壮大革命力量,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

  决定胜负的筹码

  争取中间阶级是实现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重要策略方针。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相当强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相对比较弱小,无产阶级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必须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为总的策略出发点。毛泽东对此有十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7)正是从这一总的策略方针出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仅重视农民问题、小资产阶级问题,而且特别重视中间阶级的作用。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他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作了详细分析后,认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深感正确处理中间阶级问题的重要,他指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18)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间阶级主要是指富农,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十分注意对富农问题调查研究,并且逐渐总结出正确解决富农问题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而完整地制定了党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保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反之,则妨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一度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把中间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而加以严厉打击,给农村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丧失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的大好形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党在苏区的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党中央和红军不得不作战略大转移。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对这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从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指出:关门主义“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19)“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从而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争取中间阶级的重要性,使全党对这个问题达成了共识,保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执行。

  中间阶级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决定胜负的筹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对中间阶级重要性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完成了质的飞跃,他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20)稍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阐述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逐步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个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今后还要加强这项工作。“在策略上抓紧争取中间势力的中心环子,纠正对中间势力认识不够与要求过高的有害倾向。”(21)毛泽东还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即(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因为顽固派也极力争取中间派,并且企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经过几年来和顽固派斗争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明确地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概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看作是争取时局好转的重要步骤,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争取中间阶级理论进一步发展,重点是争取各民主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1948年5月1日以后进入了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建新中国的斗争。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争取中间阶级与争取革命胜利紧密相联,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西欧,而西欧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使中间阶级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对中间阶级更多地是持批判态度。列宁和斯大林,对俄国的中间阶级,尤其是富农,基本采取剥夺与消灭的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到农业合作化,前后相贯,毛泽东不言从于本本,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估计了中间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是决定胜负的筹码。

  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正确处理中间阶级的问题,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本质、核心和基本内容。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本质,即中间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据此,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都作为可争取的中间阶级,抗日战争时期,则增加了本质上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乃至于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蒋介石嫡系黄埔生等都划入了中间势力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核心是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富农和地主;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战国策派;开明绅士和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和中央军;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和少数的反共磨擦专家等,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团结了中间势力,使人民的力量不断壮大。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内容是又联合又斗争。中间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有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剥削工人、农民的另一面,他们在政治上有明显的摇摆性。因此,党不仅要团结他们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又要和他们的妥协性展开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在总结了大革命后期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关于中间阶级的总政策。

  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概括地说,政治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吸收他们参加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必须保持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不允许在中国走欧美式资本主义的老路,建立所谓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经济上,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根据地,只要资本主义经济不超出革命政府的法律范围,不但不加阻止,还要加以提倡和鼓励。在同封建经济作斗争时,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加以区别,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在税收政策方面,按收入的多少规定纳税的限额,不允许将税收完全放在资本家身上。在劳动政策方面,在改良工人生活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不过多地加薪减时,提倡工人必须遵守劳资契约和劳动纪律,必须保证资本家有利可图,但必须实行节制资本,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操纵国计民生。

  关于对富农的政策。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对富农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和左倾路线的不断斗争中逐渐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富农的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富农政策,以瓦窑堡会议为界,之前主要采取中立,限制政策,之后是保护富农经济。

  1929年7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的闽西一大重申:富农与豪绅地主阶级不同,可以中立。并规定对富农“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22)。1930年6月,他主持召开的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正式规定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作为限制富农的原则,其后在《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红色区域在经济上不要过早地消灭富农经济,而主要限制富农半封建性的剥削,允许他们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中农和发展生产,进一步完善了限制富农的政策。

  华北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提出把限制富农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即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断完善了关于对富农的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23)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起草和发表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文章,使他关于富农的政策系统化。其主要点有:第一,纠正了对富农定量分析上的偏差,提出把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界,由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15%提高到25%。第二,他提出处理富农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第三,他认为必须把老解放区的新富农与旧富农加以区别,以利发展农业生产。“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其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

  关于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中间党派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由于其自身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不能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因此极需无产阶级政党的引导和扶持。

  抗日战争以来,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注意对中间党派的研究。在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制定了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主要有政治上积极引导,组织上支持帮助,方法上区别对待。

  政治上积极引导。党对中间党派政治上积极引导。帮助和推动他们不断顺应历史潮流,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抗战初期,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针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斗争,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与闻国是权利,成立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坚持和平民主;当中间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时,党则引导他们展开深入讨论,批判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1947年11月,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时,党及时指出:民盟应该“坚决地站到真正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24)不久,民盟在中共华南局的具体帮助下,召开了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路线,周恩来高度评价民盟三中全会“用一句话说,就是‘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

  (25)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民盟彻底摆脱了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完全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民盟三中全会前后,各民主党派也都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为标志,“与新民主主义汇流”(26)。中国各民主党派,为了救国救民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下,他们终于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走上了革命救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组织上支持帮助。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它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阶级、阶层共同参加革命,这是各中间党派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各中间党派的历史是“在全国人民拥护和我们党支持之下发展的历史”

  (27)。民盟在总结其历史经验时也指出:“我们现在的几个民主党派,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而且很多党派在组织上也是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才搞起来的。”(28)党十分重视对中间党派的工作,并派遣得力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并决定“派遣忠实有力埋头苦干的共产党员干部到这些团体的内部去工作,诚心诚意地去帮助其中的真正进步分子,形成有力的核心骨干。”(29)

  中国共产党对各中间党派组织上的支持和帮助,包括组织协助、舆论支持和经济援助。组织协助,即派组织能力较强的同志参加他们的组织工作,这是中间党派本身具有的阶级联盟性质所允许的。舆论支持即在各党派成立时,通过我们党主办的报纸,为他们大力宣传、帮助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而昭示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为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氛围。经济援助即在各党派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物力上予以帮助。

  方法上区别对待。中国各中间党派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不尽一致,《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指出:这些中间派,可以大别为三类: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黄炎培、张澜等,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急关头,便成和事老;一是失意政客,如张君励、左舜生等,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30)有鉴于此,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左翼进步力量“诚恳忠实地帮助”他们发展,“以他们的事业为共同事业,以他们的成败为共同成败”(31),“亲密地同他们合作”;对中间党派的中派,争取同他们合作,同时照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对中间党派的右翼,“赞助其某些进步办法,批评其错误主张,并影响和争取其进步分子”或“批评其上层,影响下层。”(32)由于我们党的政策得当,中间党派绝大部分在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中,毅然站在人民一边,走上了历史的必由之路,而极少数右翼则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关于对地方实力派的政策。毛泽东一向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力主和反蒋的蔡廷锴及陈济棠等订立停战抗日反蒋协定,华北事变以后,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实现了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团结抗日。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方实力派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表现,毛泽东、党中央制定了对其基本政策是争取、团结。毛泽东指出: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他们”(33)。

  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他们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最惧怕蒋介石对其吞并或假手消灭。对此,我们党采取帮助和巩固地方实力派地位的政策。党中央指出:“国民党方面对同情我们的人,时常采取孤立与消灭其力量的政策”,“因此,我们对策应保护同情者,”(34)“帮助同情者巩固同情者地位”(35),以击败顽固派。

  我党对地方实力派的另一重要政策是不挖墙脚,多交朋友,地方实力派在和我党的交往中往往心存疑虑,害怕共产党挖他的墙脚,赤化他的部队。

  为争取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党中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党在友军中停止发展组织,停止组织生活的决定,同时扩大党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36)194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央关于不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明确提出:“由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改为扩大交朋友的工作,”(37)消除他们的疑虑,“以真实的工作来实现中央争取二百万友军”(38)与我合作抗日。对个别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实力派中的少数反共顽固分子,实行坚决打击的政策。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发展,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我国的个体劳动者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工人、农民不同,他们与个体所有制相联系,既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政治上有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问题上,有时为了个人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消费者的利益。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带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现阶段我国的私营经济是民族资本,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有益补充的一面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一面。这种两重性决定了私营企业主的两面性:有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面,也有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面。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随着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香港、澳门主权回归,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国的阶级关系也将会出现新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②《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9页,第777页。③⑧谭平山:《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中国农民》第1期。④⑩(13)(18)(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页,第4页,第145页,第70页,第154页。⑤《列宁选集》第3卷,第40页。⑥《列宁全集》第2卷,第289页。⑦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⑨(11)《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42页,第41页。(12)《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第5页。(14)(20)(3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3页,第748页,第747页。(15)(16)(21)(23)(29)(30)(31)(32)(34)(35)(36)(37)(38)《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428页,第502页,第457页,第593页,第334页,第561页,第491页,第481页,第234页,第360页,第457页,第460页,第569页。(1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8页。(22)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492页。(24)《晋察冀日报》1947年11月1日。(25)(2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26)陈铭枢《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23日。(28)《统一战线与民主同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