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






  降大任

  “文化扬弃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的文化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对今天我们正确对待中外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文化扬弃论的握出及其基本内涵

  文化扬弃论,是毛泽东根据人类社会一切文化形态在发展中不断扬弃自身,实现其新质对旧质不断超越的客观规律,所建立的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所谓文化自身的扬弃,是指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普遍形式,它体现了随着社会主义生活实践的变化,人们创造了文化形态,并通过继承、批判和不断创新相统一的方式,推进文化的发展,使之实现新陈代谢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过程。文化扬弃论,就是对文化发展过程这一基本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不过,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文化扬弃论的概念,他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在论述文化问题时常使用的是“批判地继承”这一提法,人们往往称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批判继承论”。如果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主张“批判地继承”的有关理论,可以认为,批判继承论同这里所讲的文化扬弃论,是一回事。

  然而,这里为什么要用文化扬弃论的提法呢?按照“批判地继承”这一提法原有的内涵,它本是指我们应对一切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即在继承中批判,批判中继承,使二者有机结合,而这种结合也就内在地包含有创新的意义。可是,不少论者谈论批判继承论时,往往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地继承,理解为“一方面要批判,一方面要继承”,更进而把文化遗产分割为两部分,认为可承将其中好的拿来,坏的抛弃。然而,庆史上的许多文化遗产却并没有这种可以截然分割的具体形态,而是好坏相参、利害揉杂的有机统一体。所谓分割取舍的办法,只是人们思维中的抽象,难以付诸文化发展的实践。毛泽东主张的观点不是这样。他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论及文艺的发展时指出,对丰富的中外文学艺术遗产,“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旧的文艺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这里,毛泽东主张的就是以继承、批判和创新三者相统一的方式,实现旧文艺向新文艺的本质的转化,即“推陈出新”。从文化观上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扬弃论。毛泽东的这一论述,科学地把握了文化发展中继承、批判和创新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和普遍性意义。而上述一些论者对批判继承论的理解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更忽略了对文化遗产的本质的改造和创新,容易引起误解,导致理论上的混乱。所以,笔者认为,采用文化扬弃论的概念更为合适,更具有理论的明确性。

  作为系统的科学理论,文化扬弃论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构成了一整套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形态。这一理论有它自身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早在毛泽东青年时期,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文化扬弃论就已经萌芽。针对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口号,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错误的,这口号实则是“以孔子为中心”,倡导“学问要新道德要旧”①。针对另一些人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毛泽东也提出尖锐批评。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引述老师杨怀中的话:“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在毛泽东看来,“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③。“全盘西化论”同样“不切于实际生活”④。从这些片断言论中,可清楚地看出,青年毛泽东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思路是,从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对中外文化遗产充分吸收的同时,要进行批判和改造,以创建新文化。在嗣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革命事业,以至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时,毛泽东在从事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仍十分重视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关心和指导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使文化扬弃论逐步形成成熟而完整的系统理论。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等著作,堪称这一科学理论的代表作。1949年以后,这一理论更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通观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全部内容,概括他说,其基本内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尊重文化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外历史文化的成果,从而创造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文化。

  这些基本内涵表述了对文化遗产加以本质改造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有继承、批判、创新这三个有机联系的环节。就三者的区别而言,其第一层意思是继承。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不可能凭空创造,所以,它首先要求应以开放的心态,了解、继承中外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本人的博学多闻,是人所共知的。这当然来自对文化遗产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学习,用他的话来说,他采用的是“古今中外法”,即“全面的历史的方法”⑤。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2年,在《讲话》中,他明确要求文艺家,“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我们决不拒绝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1949年以后,毛泽东还强调,“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⑥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中外文化遗产,具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大家风范和一贯态度,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在学习和研究中外历史文化时,如何处理学中和学外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也就是先中后西。早在1915年他在致湘生的信中,就明言为学之道应先中后西⑦。1918年,他积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声称自己主张大留学政策,提倡会员海角天涯都应当去人,但同时认为留学生先应懂得中国。他说,“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也曾有赴法、赴俄留学的想法,但终于没有出国,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主张先要对中国“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⑧1942年春,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更明确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

  “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他坚决反对“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⑨毛泽东这里讲的是研究中国党史的问题,但其先中后西的原则同样适合于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此讲话的前一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批评过党内一些人言必称希腊的数典忘祖现象,批评党内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的空气不浓厚,认为这是党风不纯的表现。可见他对这一原则何等重视。但毛泽东并不因此排斥学外国的东西,他说:“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⑩说明不应把先中后西原则绝对化。他用历史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化的关系,外国的社会亦有古今之分。毛泽东如实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因此,“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他引用马克思关于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的观点,认为“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1)这就是说,一般而言,应当先中后西,对某些特殊的研究对象,也不妨先西后中。后来毛泽东将这些主张精辟地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点出了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和意义:“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入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2)这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也说明他在文化继承问题上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辩证论者。

  以开放的心态,将中外文化遗产不拘一格地拿来,拿得愈多愈好。这只是文化建设的前提,更重要的工作是,拿来以后,不能食洋不化、食古不化,而是分析批判,有所鉴别。对外国的东西,他反对搬来套用,反对生吞活剥,为的是“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13)。他比喻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品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14)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同样照此办理,“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5)。总的说来,“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16)这就是说,对一切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二者辩证统一。只批判不断承,就叫文化虚无主义;只继承不批判,就叫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偏向,都要不得。

  继承和批判,是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两层意思。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创新。实现文化扬弃,直接目的便是建设新文化。没有创新,就很难谈得上建设,统言之,批判地继承本来即具创新意义。析言之,有了批判地继承,创新才有基础;有了创新,批判地继承才有现实的价值。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文化既要有有益于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内容,又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者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这就是要求,在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应有所创新。毛泽东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实现古今中外的“有机地结合”,不是机械地拼合。这要有一个过程,他比喻说,“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即使是“非驴非马也可以”(18),为的是“使我们自己的东酉有一个跃进。”(19)就是要实现文化发展的本质的飞跃、升华,即全面的扬弃。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推陈出新。”

  综上所述,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内涵,一是继承、二是批判、三是创新,三位一体,相互渗透,不可割裂。继承是肯定,批判是否定,创新是否定之否定。这是文化发展和建设中辩证统一的全过程。

  二、文化扬弃论的总原则

  实现文化扬弃,对文化建设事业是一项极高的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毛泽东曾评价“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得失,充分肯定新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又指出,它“迄无成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实现文化扬弃的难度。

  为了使文化工作者有所遵循,能够知难而进,毛泽东又提出了实践文化扬弃论的两条总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二是坚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它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运动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则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化的智慧结晶。人类的文化发展史本来就是一个在不断地批判继承中除旧布新的客观进程。为着科学地把握和积极地推进这一进程,所以毛泽东指出,“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20)

  关于文化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曾有明确论述。他指出:“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之中”

  (21),“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22)。就是说,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础的进步,而意识形态自身的进步又必然要继承以往留下的思想材料,并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对之加以改造、扬弃,以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恩格斯这里着重讲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事实上,一切广义的人类文化形态莫不具有这种不断更新的必然趋势(人们从衣食住行等器用性文化的历史演变中,可以举出无数例证来说明这种规律性)。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观来指导文化建设。近年来,有人宣扬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积淀论”,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观点渗透于人们的心理,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成为稳定的模式,有一种超时代的永恒性质。如果说,这种观点是指旧的思想文化残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发生着长期的社会影响,它是有合理性的。但如果认为旧文化可以超历史地延续,将永远制约后世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看来似乎是超历史、超时代的文化观念,只反映人类文化的共性。它实际是一种抽象,从来就不能独立存在,而只能寄寓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中,而各种具体存在的特殊文化总是不断地新陈代谢的产物,绝没有永恒不变的神奇性质。这种“积淀论”夸大了旧文化的功能,否认了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质的具体变化,陷入了形而上学谬论。客观上,也否认了人们对旧文化的主动改造。毛泽东则以“变”的观点看待文化的历史发展,他认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23)也就是肯定文化形态将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扬弃自身,有所创新。这才是符合文化发展实际的科学认识。

  在以什么思想指导来建设新文化的问题上,理论界是有过争论的。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指导的这条总原则,并非无的放矢。所谓“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论”,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实现对旧文化的改造,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不具备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指导思想。近年来,又有人提倡“西体中用论”,要以西方文化做中国当代文化之“本体”。这种论调颇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什么是西方文化之体呢?如果说这个体,是指西方文化的共同本质,那么这个体也是一种抽象,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它连“体”都没有,何来“本体”?如果要研究西方文化之体,那就要对西方文化中不同质的文化形态作具体的区分。倘若对现代西方文化做大体的分类,它除了非阶级性的通用文化如科学技术、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等之外,还有阶级性文化。而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文化,如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中典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之类。这些陈旧的文化形态,正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难道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引进做中国当代文化的本体?对上述非阶级性通用文化如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方法,固不妨多多引进,为我所用。但是,这种文化既是通用性的,它本身便是用,而不是体,它本质上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里谈不上什么体不体的问题。如果所谓体,是指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那么代表这种文化的最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早在70多年前就引进了,而且它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已经不断得到丰富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西体中用论者对此不会不知道。但他们置若罔闻,只是一味含糊其词地提倡以西方文化为体。这是什么缘故呢?说穿了,所谓西体中用论,如果不是主张者头脑糊涂、概念混乱,就是他们有意掩饰其无批判地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托词,实质上要以这种文化来排斥、冲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

  毛泽东讲的实现文化扬弃的第二条总原则,是强调创造新文化,目的在于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精辟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说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些新政治新经济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文化的建设要适应中国新政治新经济的需要,当然必须为这些新政治新经济的主体即人民服务。不仅新文化自身的性质是如此,而且新文化的来源也在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包括新政治新经济的实践)中。在《讲话》中,毛泽东明白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人民的生活才是一切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是从“流”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这并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文艺不应拒绝“流”的营养,但更要溯流探源,到“源泉”去取得最新鲜生动的现实原料,才能创造新文艺。因此毛泽东鼓励文艺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总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可见,面向实际生活,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关系到新文艺自身的性质问题,而且是新文艺建设的唯一出路和根本条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新文化要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及时调整文化方针,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偏向,当然也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文化观在新时期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实际、为人民服务的总原则没有变,而且永远不会变。

  近年来,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偏向。文艺界有人再度拣起“全盘西化论”,宣扬文化虚无主义,如电视片《河殇》就主张要用“兰色的海洋文化”取代中华文化。这实质上是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华文化一笔抹煞。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有的人热衷引进西方的腐朽文化,也有人则宣扬古代文化中的糟粕,使色情、暴力、吸毒、迷信之类的有害东西,泛滥不止。这都是文化建设中的逆流,是一种倒退。这些坏现象完全背离了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严加禁止。不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文化扬弃论提出的两条总原则,是分别从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向两方面讲的。这两条总原则在根本上又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也是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本身就来自人民群众创造文化的社会实践,又必须回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为人民服务,并要经过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不断验证和丰富。新文化建设离开了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了盲目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离开了新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也就失掉了它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因此,两条总原则的内在一致性,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三、文化扬弃论的方法论

  毛泽东文化扬弃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指导,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它针对不同性质的特殊的文化形态,提出了不同的扬弃法,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体现了文化扬弃论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关于文化遗产的批判地继承问题,以往学术界曾提出“抽象继承法”,意思是对思想文化遗产可以现成地选用其抽象概念或符号的形式,但需改变其内容。这种方法对某些思想文化遗产可以奏效,有一定合理性。但它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却不能普遍适用。比如古代名家书法、名画、名曲,人们无法剥离其内容与形式,今人要继承和创新,就必得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与形式均有改变,不能只继承其符号形式。再比如古人思想中的鬼神观念、君臣观念、私有观念等等特殊观念(不是指词语),今天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毛泽东的文化扬弃法不全等同于“抽象继承法”,而是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本质扬弃法。毛泽东举例说,“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24)这就是承认音乐文化是多样统一的综合体,音乐的继承和创作有其特殊要求,音乐的基本原理要继承,但要通过创作各种各样新音乐的具体形式来体现。没有新创作,抽象继承音乐原理,这种继承就没有意义。

  要实现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扬弃,就要首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态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其不同性质、不同层次,把握其特殊性,然后采取不同的具体操作法。

  毛泽东认为,有许多非阶级性的通用文化可以拿来现成地使用。如饮食文化,毛泽东引用古人的话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毛泽东还指出,“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25)“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26)可见,凡属自然科学原理、科学技术之类的文化形态,都没有阶级性,均可现成地拿来。如果说需要改进、扬弃,那是通过科学研究,加深对科学原理的认识,对科技有所革新和发明创造。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科技为谁掌握、为谁所用的问题,但科技本身并没有阶级属性。更典型的例子是语言文字这种通用性文化。语言文字自身无阶级性,它的形式较为稳定,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其中某些词语及用法废止了,新的词语及用法产生了,有其一定规律,是一种社会性的自然扬弃过程,但其服务一切人的通用性没有改变。毛泽东就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尊重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却又有创造性。毛泽东在语言文字方面造诣非凡,极其生动活泼,又精炼准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理论语言,作为现代汉语言的一种典范,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这是毛泽东对这一通用性文化在运用上实行科学扬弃的杰出范例。

  在非阶级性文化中也有少数利害相参的通用性文化,比如吃鸦片、注射吗啡针,可以用于治病,也可以使人中毒上瘾。对此类东西,就应严格执行医用规定,防止滥用,或者采用其他无害方法如针刺麻醉法取代之。这也是一种兴利除弊的适度扬弃。

  像群众中一部分人中存在的迷信习惯、不文明陋习、多子多福观念,虽然其中杂有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行为的影响,但作为文化现象却不能等同于剥削阶级专有的文化。对这类旧风俗习惯,就只能采取思想教育方式,按政策原则,加以积极的正确的引导,启发自觉,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加以革除,使之向新风俗、新习惯转化。这又是一种弃旧图新的扬弃。还有自古至今长期存在的宗教文化,也不宜和剥削阶级文化等同起来。对之尤宜注意政策,审慎对待。无产阶级提倡无神论,不信仰宗教。但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承认宗教文化存在的一定合理性,而且重视其可贵的历史价值。宗教终将消亡,但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现在却不应强行禁止。对宗教文化的扬弃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只要宗教文化不背离爱国主义立场,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就要保护而且允许其适度发展。而这,也正是实现宗教文化扬弃的前提和正确起点。

  对纯粹的剥削阶级文化,也要具体分析。对其中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比如赌博、色情文化、纳妾制度,鉴于其严重的危害性或反动性,就必须对之坚决排斥、禁止,要采用法律手段取缔。如果说拿来利用,只能是选取典型,当做反面教材,揭露其危害,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辅助手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化毒草为肥料”,即变害为利。这是一种转换功能的文化扬弃。

  对于上述性质不同的文化形态,毛泽东生前领导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文化政策,都具有行之有效的操作性,其目的都是要促进这些文化的具体扬弃,以利于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在这方面,我们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在文化扬弃过程中,较为困难的是如何对待大量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问题。因为,这部分文化成果是精华与糟粕相互渗透的统一体,不可能采取一切两半,取优汰劣的机械方法。比如古代“孝敬”的伦理道德观念,既有尊者敬老的积极成分,又有封建家长制的本质特征;又如古代的爱国思想,既有热爱祖国、捍边御侮的正义精神,又往往与忠君观念、狭隘民族主义相联系。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既不能割断历史联系,全部另起炉灶,又不能现成取用旧的思想内容。这是一个难题,毛泽东深知对这一类文化形态实行扬弃的困难性,他比喻说,对这类东西应如对食物一样,要首先经过消化、分解,尔后“吸取精华,去其糟粕”。那么,怎样对其消化、分解呢?如前所述,毛泽东以文艺为例,指出要利用旧形式,给以改造,加进新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通俗他讲,就是“旧瓶装新酒”。比如今天我们在长幼伦理关系上,依然提倡“孝敬”老人,“孝敬”的观念形式没有变,但内容改造了。我们剔除了其中封建家长制的本质内容,加进了人与人平等关系的新的本质内容。对古代的爱国思想也是这样,我们剔除了其中的忠君观念和狭隘民族主义内容,代之以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法,与“抽象继承法”颇为相似,即对旧文化的概念形式有选择地继承。如“孝敬”、“爱国”这类词语具有通用性,但用来作为概念的形式时,它却属于一定思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作为旧的概念形式,以往只能涵盖旧内容。将其作为新概念的形式,形式未变,它涵盖的内容却从根本上更新了。但这种继承并非只是“抽象意义”的继承,因为任何意义的真确表述,都是概念本身抽象与具体、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们在现实中是不能割裂的。我们继承来的概念形式,是对现实生活中业已出现的新事物的具体内容的反映,不是仅仅在概念的抽象意义上继承旧形式。

  在“旧瓶装新酒”的文化扬弃方面,毛泽东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比如,“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原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古人颜师古的解释很简单:“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几乎没有解释,无甚精义。毛泽东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作解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7)。这个命题的改造,与颜师古的解释就有本质的不同。它反映了人们把握真理、从事实践的客观规律性。这就属于概念的抽象与具体、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扬弃。在毛泽东著作中,这类文化扬弃的实例举不胜举,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文化建设实践上的创新精神。

  不过,对旧的文化形式的利用也不是无条件的。有些旧形式虽亦不妨拿来,但因其历史局限性较大,却不宜照搬来普及推广。比如对旧体诗形式,毛泽东就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28)可见,对文化旧形式的利用也要权衡利弊,适度掌握。这又体现了毛泽东在文化扬弃上的辩证观点。

  综上所述,对一切历史文化遗产都必须首先按照文化扬弃的总原则,从本质上分清利害,权衡利害之大小,然后针对其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特殊文化形态,采取具体的不同方法来加以分析、取舍、改造,进行科学的扬弃。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历史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但是所有这些遗产都只是建设新文化可供选择的材料。利用这些材料,往往不能全面反映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我们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现实生活的巨变中,涌现了大量新的生活现象,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崭新的丰富内容。这样,文化遗产中固有的有用形式就不敷其用。这就必然要求在文化建设中革新旧形式,或者创造全新的形式,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积极提倡要“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勇于革新、创造。早在1944年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支持戏曲改革,更新其思想内容。到1964年之后,毛泽东又鼓励京剧改革,对京剧的旧形式进行多方面的革新,借以表现革命和建设的新题材。虽然京剧改革在“文革”中一度受“四人帮”干预,被利用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但京剧改革的许多实际成绩,却出于戏剧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其中有益的经验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重视和支持革新旧的文化形式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另一层含义,是提倡敢于独创。毛泽东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给予极大的热情支持和关注,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尤其不遗余力地扶植、宣传。比如毛泽东亲自表彰的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都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都具有与传统观念和势力决裂的特征。这些精神当然也有历史文化的基础,但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全新的,属于共产主义的先进意识形态。这些精神联系着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新文化对历史文化本质上的全面扬弃,既是立足现实的,也是面向未来的,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伟大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的建设理论,对当前我们从事两个文明的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尽管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他主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命,并导致了政治动乱。但是,他的文化扬弃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践,作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核心却是永放光芒的。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⑧《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63页,第86页,第363页,第86页,第2页,第474页。⑤⑨⑩《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⑥(13)(12)(13)(16)(18)(19)(23)(24)(25)(26)《毛泽东著作选续》下册,第页,第748页,第752页,第751页,第713页,第752页,第751页,第752页,第750页,第748页,第746页。(14)(15)(20)《新民主主义论》。(1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党八股》。(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250页。(27)《改造我们的学习》。(28)《关于诗的一封信(19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