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地继承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进步文化






  应必诚

  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革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早已揭示了这一规律。但是,揭示这一规律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动中的表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解决好新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外的相互关系,则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项重大的贡献。今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仍然是适用的。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和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仍然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

  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①

  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从事创造。可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是处在一定历史的传统之中,问题在于我们对历史的传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后一阶段的文化总是继承了前一阶段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但这一继承,在封建社会里,虽然也曾表现为儒、法、墨、道、佛种种文化思想之间的斗争,这之间的斗争有时也很激烈,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以及封建文化的范围内进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的自然的延伸。现在我们所说的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与过去完全不同。以“五四”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在文化领域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来取代旧的封建文化。因此,新文化首先是新的政治经济的反映,而不是旧文化的自然延伸。这样就在用新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文化的革命建设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能不能因为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就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呢?如果不是全盘否定,那又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就是问题复杂性的所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复杂的问题,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首先指出所谓民族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是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文化。中国革命基本任务,就是反对和推翻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取代旧的封建文化。其次,毛泽东又指出,新文化是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新文化的创造不能脱离历史文化遗产。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采取无批判的兼收并蓄,而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对文化遗产予以分析,分清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新文化建设是有用的,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必须予以抛弃。毛泽东把它称为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的领导者们曾经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作过斗争,但是只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去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②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曾作过广泛的介绍,倡导思想启蒙,鼓吹维新改革,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的旧文化;但在“五四”以后,又转而否定西方文化,提倡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章太炎一生的思想和活动,更说明问题。他早年学习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信仰进化论,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和思想启蒙。他的思想超越了康、梁。他利用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的造诣,反戈一击,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孔学和孔子。因作《訄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序,被监禁上海西牢。但不久,就对西方文化失去信心,又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求出路。提出:“第一是用宗教来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③晚年刻《章氏从书》,自藏其锋芒,先前斗争的文字,多被刊落,“遂身衣学术华衮,粹然成为儒宗”④,都是明显的例子。后来的东方文化派,则对西方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力主回归传统。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运动,当时的一些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对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抨击,表现出冲决封建罗网,砸碎旧的精神枷锁的可贵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中许多人那时的思想还是以进化论为武器,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待历史的文化遗产常常表现出一种全盘否定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伟大功绩的同时,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他说: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的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⑤。

  应该指出的是,在近现代中国,古今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常常表现为中西之争。一部分人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把中国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只有外国的东西好,一切皆好,提倡“全盘西化”,这是形式主义向右的方面的发展。另一部分人,毛泽东指的是党内的部分同志,他们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只懂得希腊,只懂得外国,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犯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方面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呢?毛泽东认为,首先,要克服和纠正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盲目崇拜、全盘继承和一概否定的形式主义态度和方法,对历史上存在的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经过分析,把遗产分成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两个部分,即“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⑥,而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要“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⑦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检查的标准,一般来说对整个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适合的。

  一是对待人民的态度,一是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这两条检查历史文化遗产的标准是一致的。但明确提出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就给我们判断历史人物及其功过、判断历史文化遗产优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化遗产进行历史考察,反对一切非历史主义和形形色色庸俗化简单化的作法,坚持了人民性与历史观点的统一。根据这个标准,毛泽东对封建社会历史上许多主张改革,促进生产和社会进步,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进步的封建阶级的人物,都给以肯定的评价。他高度评价唐朝的二王(王丕、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等),清朝的魏源、龚自珍、林则徐,肯定他们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他对文化史文学史上有所创造,起过作用的作家作品也十分重视,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建国以后,我们有可能在更大的规模和深度上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清理、评价和吸取的工作。1960年12月,毛泽东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此又作了更加具体和深入的阐发。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⑧。

  毛泽东在这里对封建主义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作了更加具体的分析,提出三个区分,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人民的东西区分开来;对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又对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加以区分;就是人民创造的文化,也要加以分析,看它与当时占统治地位封建文化的关系和受影响程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论的新发展。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闪耀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的光辉。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毛泽东反复说明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毛泽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学习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可以激发爱国主义的热情,提高民族的自信心,鼓舞人民去完成打败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二,学习历史遗产,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的特点及其优秀传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完成无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把学习历史,学习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看成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提出除了学习革命理论,了解实际以外,还要学习历史,学习和总结优秀文化历史遗产。毛泽东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⑨毛泽东在这里指的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王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的民族传统和特点,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只知道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搬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⑩的道理。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历史以及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称它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影响。但这时,王明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针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思想,错误地提出“不能以旧中国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11)把提倡学习历史,学习历史文化遗产,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是用旧中国文化学说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把我们对于国际经验的研究、运用和民族化对立起来,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第三,学习历史,学习历史的文化遗产,是为了创造新的文化。毛泽东多次指出,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为了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古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不仅要联系当时的实际,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要从今天现实的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它们对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只能吸收“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于我们有用的东西”,“中国人民实际需要的东西”,把古代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有用的东西,经过胃肠消化和吸收,成为新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继承和借鉴的目的是新文化的创造;而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又是从事新文化创造的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时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12)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文野、粗细、高低、快慢之分,前三者主要是指水平、质量来说的,后者则是从发展的速度来说的。总之,只有善于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才能使新文化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和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这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公元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便开始了与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当时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居于先进地位。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关系常常表现为主动的吸取。世界其他民族异质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曾经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

  18世纪,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后,文化、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机器所带来的生产力几年就超过了人类几千年发展的总和。资本主义比起封建制度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需要罪恶作为它的补偿和代价。帝国主义用极端野蛮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用大炮向中国输进了先进的近代的文化,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和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帝国主义日益加强对中国侵略,包括文化方面的侵略,在中国培植殖民的奴化思想;另一方面也开始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别求新声于异邦。”其中先进人物,顺应历史的潮流,大胆地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学说,把它作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主义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代替封建阶级的旧文化。

  中国人学习西方没有成功,国家天天坏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的科学原理一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中国改变了面貌,也解答了人们“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困惑,中国人民的精神也从被动转入主动。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呢?当时许多人,他们先是主张学习西方,而后又纷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寻出路;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侵略者用大炮迭来的西方文化,又多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就在此时,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决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吸收、借鉴外国文化这样一个复杂又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他首先肯定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意义,毛泽东不同意笼统他说中西文化“都很高”的观点,他认为,不是都很高,而是到近代,外国资本主义高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向全国人民系统他说明了学习外国进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根据新的建设要求,毛泽东在总结我国和苏联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其中就包括中外关系,再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认为: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14)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学习外国的长处,就可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就可以克服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的片面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接着就有一个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的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多次论证了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必须防止的两种偏向:盲目的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论。

  毛泽东说,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就是指她的盲目的排外主义。当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他们对于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闭目塞听,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抱着天朝帝国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幻想。对外来的文化采取一概的排斥态度,这种排外主义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始终没有根绝过。

  中国近代历史上,魏源首先看到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用以制止西方的入侵。但近代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学力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提出,用传统的“本末”、“道器”、“体用”之说来解释中西之间的关系。“中学为体”,就是要固守孔孟之道和封建的体系制度;“西学为用”就是要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富国强兵。这个口号后来实际上成了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但它在当时就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封建顽固派从体用一致的思想出发,指出“西用”必然要危及“中体”,动摇中国封建立国之道、立国之本;而另一些先进人物则认为,如果不改变封建立国的“本”和“道”,只学来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挽回大局,无补于存亡大计。当然,“中体西用”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口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的客观的实践的结果是与提出者的愿望很不一致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中体西用”的思想也就更加显出它的谬误。“五四”以后,就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他们一味称颂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否定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殖民地化这个事实,并且主张中国应该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不赞成盲目的排外主义,不赞成“中体西用”,也不赞成“全盘西化”。从政治上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已无法实行资本主义,全盘西化的结果只能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附庸,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在文化艺术方面,“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也很少,就艺术而言,毛泽东说:

  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15)。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艺术,但也适用于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在这里,毛泽东与“五四”以后某些论者不同,他把中西文化的关系不仅仅看成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时间先与后的关系,还把它看成是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民族性是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根据,任何先进的文化思想只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以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才能被接受。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思想。他们指出,除了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以外,还存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他们在关于古今东西文化论争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主张,表现出在文化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缺乏历史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待外国、西方的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所谓坏的就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他们无法解释和处理复杂的文化现象。毛泽东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在党内的表现,认为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发生在党内的另一种“全盘西化”论。其特点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党内的“全盘西化”论。

  吸收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化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理论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向外国人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外国文化一切有益的成份,为我所用,用以创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第二,毛泽东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指出中西文化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吸收和运用的问题。他认为中学与西学不是“体”“用”的关系,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作了新的解释:“学”是指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但中外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样的,这就是民族的特点、形式和风格。这也就从哲学上指出了“明华夷之辩”、“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等主张的形而上学的偏颇。“华夷之辩”,片面强调中西的区别,抹煞中西文化有共同之处;“全盘西化”论则相反,它完全抹煞中西文化不同的民族特点;而“中体西用”说则把中西文化关系纳入体用、本末、道器的关系。这些主张,虽然具体内容有异却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违反了中西文化关系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集中地讨论了中西关系中的共性个性问题。

  关于社会革命,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16)接着,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讨论文学艺术问题,音乐问题,他说: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17)。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为我所用呢?毛泽东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一般科学原理并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一般原理中西是共同的,但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又总是带着各自的民族特点。

  毛泽东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因此,“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习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8)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那总是从后面,总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就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透露的预兆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19)。根据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毛泽东倡导学习和研究外国近代的东西,用外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去研究中国的东西,努力促进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特点的结合,使外国的东西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产生出新的丰富独特的表现形式,就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新的飞跃。

  第三,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的民族文化。毛泽东特别指出,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的结合,外国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实际需要基础上的融合,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搬’也是要搬一些的”;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也可以。毛泽东举了一些生动的比喻:“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20)洋为中用,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一切有用的成份,最后达到中国优秀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不同于外国,又不同于古代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形式和新风格。

  向外国学习,是不是就是洋化呢?我们的文化“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向外国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化”。事实证明,中国的文化,在吸收外国的长处,克服自己民族的片面性以后,不仅不会失落而且还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原有的特性,并且使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更好地统一起来,使我们民族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三、历史的反思和面临的任务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一般原理,使它与中国文化的革新与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正确理论和方针。实践这一理论方针,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在1957年后,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使得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正确方针的执行受到极大的干扰。到了“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恶性发展,把传统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不加区别地统统当作封、资、修加以批判,实行文化虚无主义和排外主义;另一方面,又以批判封建主义为名,把真正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革命的名义下复活起来,从而极大地阻碍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和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正确理论和方针,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正确地认识西方文化,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促进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新时期的现实在更高水平上的结合,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继承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吸取西方先进文化两个方面,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是缺一不可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确立,以及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排除了“左”的干扰,进一步为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指明了方向。首先是对外开放的实行。不开放,闭关锁国,就不能发展自己,经济上是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拒绝接受外国的进步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不可能的。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毛泽东提出的中国民族文化与外国先进文化的融合的思想,正在逐步得到实现。同时,我们也正以空前的规模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传播的工作。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要发展民族文化,就必须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兴衰,同时也是增强我们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把民族文化遗产,一律加以批判打倒的“左”的做法和民族的虚无主义恩想,只会自我阻断我们民族精神命脉,自我毁灭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基础,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萎缩下去,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有失去独立和生命成为一种毫无生气的依附性的文化的危险。

  要做好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工作,我们仍然要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克服和纠正一切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新时期以来,面对世界和中国历史性的巨大变化,面临新的文化挑战,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提出来,其中就有全盘西化与回归传统,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文化寻根与走向“蓝色”,哲学启蒙与以夏变夷,彻底重建与复兴儒学等主张。这些主张,既是历史上古今中西之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又具有更加复杂深刻的时代内容。它们既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古今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反思,又是对中国文化面对新的古今中西冲突挑战的不同回答。他们的主张内容各异,甚至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分别作出恰当的评价。但这些主张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的倡导者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缺乏共性与个性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对于西方文化,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不能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也进一步说明,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树立辩证的思想,克服和纠正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外关系,对于从事民族文化遗产和外来先进文化的借鉴、吸收工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的目的是什么?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是要回归传统,越搞越古,而是为了今天的文化建设。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超越传统,实现创造转化,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得以充分开发利用,获得时代的新生命。我们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越搞越洋,而是为我所用,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所用。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相互融合,开拓创造,创造出既非古代又非外国的,融贯古今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总之,继

  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要着眼于今天,立足于中国,目的都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古今中西之辩,作出的历史结论,也是对我们文化面临新的古今中西冲突挑战的回答。我们坚信,顺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世界的文化将走向中国,中国的文化也将走向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必将重放异彩,在世界文化中放射出愈来愈灿烂的光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注释

  ①②⑥⑨⑩(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第697页,第708页,第534页,第534页,第706—707页。③《民报》第六号所载的(演说录)。④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⑤⑦(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第869页,第860页。⑧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0—20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11)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5)(16)(17)(18)(2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