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冯虞章 李崇富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洪流,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文化的交汇和撞击,使得人生价值观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了。最近一个时期,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他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了,不但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大大加强。”①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研究和宣传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

  一、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若干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青年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思考和探求“人生观”中的诸如“理想”、“信仰”、“真理”和人的“价值”②等问题。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在指导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理论在内的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尽管在毛泽东和我国其他老一辈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很少直接使用人生“价值”的术语,但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不仅对人生哲理和人生道路作了精辟的论述,而且还提出和阐发了关于正确理解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和千百万共产党人对它的实践,堪称是一部伟大的人生教科书。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它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是中国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人生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的结晶,也是对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改造和发展。这一崭新的人生价值理论,根据于我国近现代历史和革命实践发展的客观逻辑,熔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中国文化的特色于一炉,既具有求实创新、催人奋进、面向未来的科学和高尚的品格,又具有内容丰富、哲理深刻、感人肺腑的庄重和深广的历史内涵。这里,我们不能就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作出全面的论述,只仅就其中所包含的若干基本原则,即就这一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构架作点探讨。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生价值观的问题,不仅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与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和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常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③毛泽东根据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科学信念和历史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这是他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在人生价值观上的必然结论。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是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核心原则。

  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问题,亦即人生目的和价值目标问题,这是任何一种人生价值观都不能回避的。只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④为着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是无产阶级的价值目标与剥削阶级价值目标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认为:“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⑤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要求共产党人在实践上,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样的思想和行动是无产阶级人生价值观本质的真实体现。毛泽东在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中,特别强调两点:第一要“全心全意”,“完全彻底”,而不能半心半意和虚情假意,反对沽名钓誉;第二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他指出:“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⑥

  强调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并不否定党员和革命者的个人正当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就必须善于爱护党员、干部和战士的问题作过许多专门的论述。刘少奇具体指出:“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而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⑧毛泽东还要求“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⑨。由于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为人民服务也就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作为目的和手段的具体统一。

  (二)爱国主义——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

  爱国主义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培育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挚感情及其理性升华。我们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巨大凝聚力的重要的源泉,也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中,将中华民族的这种优良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爱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以及同促进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是我国历史上最没有民族狭隘性的、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许多共产党人人生思想境界发展的轨迹。因此毛泽东把对祖国的态度、把爱国主义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对于为祖国的独立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英勇奋斗以至为之献身的人们,他怀着崇高的敬意,颂扬其人生价值的永恒意义。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定的碑文中,毛泽东在缅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的同时,满怀深情地写道:“由此上溯至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⑩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是要坚持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主、自强的精神。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在现实生活的基点上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国文化,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据此,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颂古非今;既反对迷信外国,又主张借鉴和吸收国外文化的优秀成果。应该看到,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11)。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12)他还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13)在我们社会里,一个只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的大业而奋斗的人,他的人生才有明确的主题,才能找到人生的正确位置,他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精辟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指导与当前行动纲领实践的区别和联系。他指出,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指导,“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同时又指出:“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

  (14)。在把这一重要思想运用于共产党人的人生实践时,他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15)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就在于把今日的努力与将来的大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亦即在为人民服务中,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既脚踏实地,为解决当前的任务而奋斗;又远见卓识,不失掉前进的方向。即顺应客观规律,逐步把社会引向未来的目标。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6)毋庸置疑,我们必须积极投身于“当前的运动”,十分重视今日的努力。否则,就没有了“运动的未来”,将来的大目标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脱离开“运动的未来”,丢掉了将来的大目标,“当前的运动”就失去了灵魂,今日的努力就会走偏方向。即使是正确的行动纲领,如果没有远大目标的指导,也会在实践中被扭曲和变形,从而无法实现整个运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换言之,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就是要在实践中,从实际出发,立足于自己的国情,找到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和具体道路,并不懈地为之奋斗。因此,这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人生价值观问题上的重要体现。唯其如此,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形成的那个时代,是要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相统一;而在今天,则是要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同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相统一。

  (四)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的观点,阐明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要求人们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从而也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投身于人民群众改造和建设社会的实

  践,通过实践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并依据真理性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动和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办老实事)和自己的主观世界(做老实人),在集体事业发展的艰苦奋斗中同时获得个人的发展。这就是人生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

  特别应当指出,“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把这一思想路线引伸为做人的道理,作为对革命者的品格和作风的根本要求,这就是常说的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什么是老实人?在毛泽东看来,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的人,是老实人。而那种违反实事求是的要求,置党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专营一己之私利的人,则是不老实的人。显然,具有实事求是品格的老实人,其价值是高尚的;而那种不老实的人,其价值是渺小的,可鄙的。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对于那些不老实的人,毛泽东蔑视地说:“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17)周恩来曾指出:毛泽东“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号召青年要学习毛泽东的“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18)。邓小平也说:“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在谈到选拔干部的标准时,他还明确地提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19)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引伸为人生实践的道理,从而为实现人生价值指明了根本方向。

  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毛泽东还阐明了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对此,他一方面指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知识分子要不断进步,有所作为,就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同实践相结合。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同工农群众和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克服自己的弱点;才能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深入体察中国的国情,明确肩头的责任;才能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结合起来,增长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就一番事业。毛泽东告诫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20)。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将永远找不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道路。那种把人生价值的实现,说成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根据于抽象人性的所谓“自我完成”、“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观点,不但不能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反而会引导他们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五)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

  关于人生价值的正确尺度或标准问题,毛泽东是从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的高度来作出规定的。在毛泽东看来,人都是社会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能动地表现着自己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如何,就是看他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助益。他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第一等圣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

  的助力。”(21)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人们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的。关于这一尺度的应用,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把历史进步的尺度,同以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统一起来,并把这种基本尺度具体化为功利性尺度和道德性尺度。对于功利性尺度,他强调社会历史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22);对于道德性尺度,他强调要提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虽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3)。毫无疑问,以社会生产力为最终根据和基础的社会性的功利尺度,是根本性的尺度;而道德性的尺度则是社会功利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反映。这两种尺度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中是一致的,是社会进步尺度的两个侧面的统一。

  其实,社会进步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从生产力的发展到社会经济关系的进步与变革,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的、思想的和道德的上层建筑的演进,都是社会进步所涵盖的层次或环节。由于立足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之上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24),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又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进步尺度,及其功利性尺度和道德性尺度,都具有阶级性。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5)这就是说,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功利性尺度及相应的道德性尺度。然而,在今日,只有无产阶级的以“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功利性尺度和提倡奉献精神的道德性尺度,才是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相统一的。因此,毛泽东把人们对于社会历史进步的实际贡献,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是普遍实用的科学规定。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和系统的人生哲学。其中不仅包含着上述关于人生价值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且还包含着关于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和荣辱观等等方面的许多熠熠生辉的人生哲理。正是以此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教育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大批的革命战士,培养出了象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先进典型,从而使中国党保持和发扬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对于人民群众的政治感召力。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我国人民才先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才得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雄立于世界的东方。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我们的极为珍贵的思想财富。

  二、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生价值导

  向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人生实践的产物。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连续和统一的社会变革过程,并且指导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思想理论基础,都是同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因此,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新时期,要坚持用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就包括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来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即要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我们社会精神文明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需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

  经济生活是思想道德生活的基础。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必然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也会给人生价值观的教育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例如,现在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未如何使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同共产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既相区别又相衔接;又如,市场经济要求强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主体地位,提倡竞争,优胜劣汰,这同集体主义,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何统一,等等。对于这类正困扰着人们的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回答。

  毫无疑问,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这为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推动力。发展市场经济,洞开国门,对外开放,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就会使人们开阔眼界,摒弃因袭守旧,不图进取,安贫乐道,消极懈怠等积习,而大大激发人们的创新观念、务实观念、效益观念、质量观念、风险观念、竞争观念和平等观念等等。所有这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观念转变,对于长期纠缠着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封建等级意识和小生产者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无疑是动摇其根基的大扫荡,而且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体系所要求的,或者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观念转变,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在催生一种现代化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是也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从其与公有制、宏观调控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一面看,它所引起的思想观念变革的正面效应,是基本的;而从其与市场自发调节相联系的另一面看,除有积极作用之外,还有负面效应。这是因为,即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具有某种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市场信号的滞后性和市场行为中某些难以避免的投机性,可能会衍生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及他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市场交换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以及个别的商品交换中价格对价值的偏离,都是正常现象。但由此不仅强化了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主体地位,而且会导致片面追求个人和局部利益、“一切向钱看”,甚至会诱使一些人专靠市场投机来谋取致富欲的满足。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利益导向是一把双刃剑;除了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正面效应外,还有可能衍生出导致宏观经济活动无序及过分看重和追逐金钱的负面效应。对于这种负面效应的经济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来加以补充和克服。但是,市场活动对思想影响的负面效应仍然无法完全避免,而这有可能产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人生价值观的冲击,也可能使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没落的人生价值观寻隙得以滋长和扩散。对于这种负面效应,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和抑制。

  目前在一部分人中,私欲横流,利己主义膨胀,拜金意识盛行,道德水准下降,有些人甚至利令智昏,违法乱纪,不择手段,谋取私利和金钱。出现这类消极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忽视现存经济生活和某些市场活动的影响。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并不是一切市场活动都是合理的。在目前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某些体制上的“真空”和不完善,乃至市场经济活动本身的负面效应,都可能为一些错误的人生价值观提供存在和传播的环境条件或土壤。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少数人,不是去思考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对人生价值导向的正面效应,抑制负面效应,反而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为由头,去宣扬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和人生价值标准。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一些人所宣扬或奉行的“一切向钱看”或曰“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主张金钱至上,金钱万能,唯利是图,把金钱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这些人片面地看待和曲解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认为“一切向钱看”是天经地义的,说“金钱是社会的奖章”。有些短期内暴富起来的“大亨”、“大款”和“大腕”,斗富比阔,一掷万金,追求所谓“萧洒的人生”,用占有和挥霍金钱,来显示其人生价值。这种把人的价值同其占有的金钱划等号的言行,虽然被一些人披上了“现代”的迷彩,但骨子里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所谓以“金钱确定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揭露和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原则。恩格斯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用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就是“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26)马克思曾多次引用莎士比亚在其名剧《雅典的泰门》中对拜金主义的辛辣讽刺,揭露拜金意识可以使黑白颠倒,美丑倒错,是非混淆,使神圣的东西失去光彩,邪恶的东西成为荣耀。这种迷信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观念反映。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对真正人生价值的扭曲和亵渎。因此,我们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反对拜金主义。

  应该指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即货币的重要作用不应低估。现在,人们对金钱的谈论和追求已不象过去那样成为禁忌。金钱是社会财富的价值形态。金钱本身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如何看待金钱和获得金钱。人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得到的货币收入是应予肯定的。一些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也理应得到社会的报偿,包括金钱的奖励。那么,今天是否可以把金钱的拥有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了呢?回答仍然是“不能”。

  在金钱的拥有和对社会的贡献之间,可能有几种情况:相一致的,不相一致的,完全相反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各行各业的特殊性和收益来源的多样性,实际上大量的情况是不相一致的。即金钱拥有少的不一定比拥有多的贡献小;反之,贡献大的也不一定比贡献小的拥有的金钱多。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无法完全避免。在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人仍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年华;同时也不乏巧取豪夺、非法经营和从事其它非法活动而暴富者。他们人生价值的如此强烈反差,岂能用其拥有的金钱来衡量和解释?即便有些人拥有的金钱和所作的贡献大体是相一致的。那么他们的价值也只在于所作的贡献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果,而不在于所得的奖励和收益。奖励和收益,只是对于这种贡献的多种鼓励和报偿形式的一种。如果以此为借口,把金钱的拥有当作了人生价值的标准,那就因果易位,本末倒置了。这无疑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更严重的是,如果用金钱的标准取代了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就动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人生价值的根本观点。人生价值的崇高目标就将不再是为人民服务,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就将不再是爱国主义、人生价值观的精髓也就不再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句话:“一切向钱看”。而如果“一切向钱看”,把金钱作为良心的天平,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就没有了理想和精神支柱,也就没有了灵魂。这种拜金主义扩散蔓延,会腐蚀人们的灵魂,毒化社会风气,会诱使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追逐金钱。“君子言义不言利”是虚伪的。但也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做金钱的奴隶。在我们社会里,金钱并不是一切,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如果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让利己主义的冰水汇成一股逆流,汹涌地冲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种情况扩散开来,就必将普遍性地引发各种腐败、混乱和丑恶现象,那就将严重危害以至葬送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在1986年就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27)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是绝然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提供思想保证。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市场经济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基础,其根本目的,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因此,毛泽东的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价值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相反,借口要发展商品货币交换关系,而否定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的人生价值观的种种说法,则是浅薄和错误的。

  我们应该看到,商品货币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全部。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原则所立足的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以我们应该用根植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来支持和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而克服和缩小它的负面效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有效地发挥工人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教育功能,去反对和抵制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侵蚀。对于工人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的地方,要加以对接,提供精神的动力,既使自身从中获得新鲜的内容,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相对立和矛盾的地方,要加以鉴别和抵制,使消极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对于那种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口实,为“一切向钱看”和极端个人主义张目的人生价值观,则应坚决地加以抵制和批评,以不断清除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思想根源,使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占主导地位,从而保证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前进。

  其次,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原则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和功能介入和规范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现在社会生活中对人生价值观的诸多撞击,可以归结到如何正确把握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区别和联系。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这种区别和联系,就会把党性原则、集体主义原则与市场交换原则或者绝对地对立起来,或者简单地把等价交换原则引伸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

  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与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它们在现阶段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但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是直接的依据不同。我们所说的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以历史合乎规律发展的根本趋势为依据的。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的依据,就是当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总体上的根本趋势,即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总趋势。它是无产阶级对这种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国内公有制发展的长远趋势),以及对自身的历史使命自觉认识的结果。而今天我们必须遵循的市场交换原则,虽然同样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依据也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中。但是,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某一阶段、某一领域的要求,它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世界历史的总体上和国内深层的经济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趋势相比,既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又属于不同的层次,不能互相代替。二是功能不同。市场交换原则是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的功能,是通过规范、调节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追求市场主体的自身利益,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遵循这种原则,就会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可能使我国经济繁荣和发展。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则是从思想和道德的层面上,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自觉的规范和调节作用。它要解决的,是要求自觉地以先进的社会理想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来从事各项实际工作。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是在经济活动中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此推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三是它们适用的范围和起作用的方式不同。拿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来说,它只适用于经济领域,或者在涉及经济活动的问题上起作用。如果越出了这种范围,就会进入误区,例如,它不能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搞权钱交易,也不能简单地移植于伦理道德领域,把人格和良心与金钱相交换。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虽然它源于经济生活,但又高于经济生活。它由于其特有的依据和自觉的规范功能,是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都能够从一定的角度起导向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按照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来激励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又要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之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规范,更要有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和献身的一代又一代的“四有”新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靠市场的利益导向不会自发地产生大批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只有正确的、革命的人生价值观,才能帮助人们解决人生旅途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指引人生通向崇高的目标;也只有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超越自己

  时代的特点,因而能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继续发挥正确的人生价值的导向作用。例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是要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的实践统一起来,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因而,属于这种先进的人生价值观的这类基本原则,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全过程来说,具有最广大、最长久的适用性和导向功能。

  共产党人最高的人生价值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的实现,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区分为若干阶段的历史过程。而每一阶段的实践任务,都只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特定的国情来决定。所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首先要为实现各个阶段上的具体任务而奋斗。同时,又要把实现一定阶段的任务作为通向未来目标的阶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要求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坚持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导下,把今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大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把当前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其在未来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的转变很好地联接起来;在每个阶段上,都要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就决定了,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阶段上都是适用的,它的真理力量是永存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就必须对我们的人民进行人生价值观的教育。这种教育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分层次进行,要讲究方法。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它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境界的要求,直接地只适于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必须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外,还必须努力实践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名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群众中发挥骨干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对于一般群众则不宜提过高要求,只要求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诚实劳动,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做一个好公民。但不以此为满足,还应该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宣传和提倡先进的思想、人物和事迹,逐步引导他们(至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健康的人格,高尚的情趣和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因为党员干部也是来自群众,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所以,不能静止、孤立地作社会的群体和层次的划分,而应该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在向群众进行人生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时,必须是生动活泼和讲求实效的。要探索宣传教育的方法和艺术。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正面引导为主,寓教于乐,寓教于文。要使这种教育渗透到其他业务工作中,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力求渗透到各项经济活动之中。总之,既要形式多样,务求实效,又要反对形式主义。

  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既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又能够产生和丰富伟大的理论。在今天,我国正在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在这场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中,坚持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来教育我们的人民,来正确地回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人生价值导向问题,就能够使这种人生价值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功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注释

  ①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993年1月15日),载1993年1月16日《人民日报》。②参阅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至1918年)。其中毛泽东写道:“必如是以说明历史之生活,始近真理、始有价值”、“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有无价值抑其次也。”又写道:“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等等。③(17)(22)(2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7页,第822页,第1079页,第864页。④(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第284页。⑤《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第891页。⑥毛泽东:《庆祝吴玉章同志60寿辰大会上的祝词》,载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⑦《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5页。⑧⑨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第275页,第244页,第11页。(11)(14)(20)(2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页,第706页,第559页,第660页。(12)(1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4页,第131页。(13)(1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8页,第42、72页。(1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页。(1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2—343页。(21)转引自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24)《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