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






  唐秉仁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既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曲折过程,又是一个包含矛盾的观念系统。从内容上看,可以分解为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指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于中国具体实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原则,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非主体部分,指其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范畴。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的对立统一,构成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内容上的内在矛盾。下面,我们拟由动态而静态,从纵向到横向,对毛泽东知识分子观作一些具体分析。

  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

  毛泽东个人的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应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为终点。但毛泽东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知识分子观的主体部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构成要素在其身后为全党所继承和发展,非主体部分也为党所纠正。这两个方面都同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密切相关。为了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继承、纠正和发展,有必要把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延伸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时,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主要领袖,他的知识分子观总是这样那样地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相联系的,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能正确评价其是非得失。据此,我们对发展轨迹作如下描述。

  第一阶段(1921—1927),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开始萌芽,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期统一。这一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正确,尽管幼年的党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尚处于探索之中,但到1925年党的四大己开始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起看作三大革命力量之一。毛泽东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小知识阶层归入小资产阶级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范畴,看作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接近的朋友”,这种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在革命中的地位的分析,同党的四大是一致的,这是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萌芽的标志。

  第二阶段(1927—1935.1),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开始形成,同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政治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处于分离和对立。《井岗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是这一阶段的标志。同其开辟的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相适应,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商人一起作为“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列入社会调查对象,把在学学生失业之忧和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作为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的表现,据以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深化了第一阶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可惜当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全党所认识和接收,反而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压制和打击。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同党处在幼年时期,尚未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情况相联系的。

  第三阶段(1935.1—1956),是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正式形成、继续发展、日趋成熟并转化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阶段。《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薪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等科学著作和党的文献,集中反映了这一阶段的情况和特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思想特点、政治态度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指明了知识分子健康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理论,并据此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判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专门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遂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党的总路线相适应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建国以后,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政策。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内,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阶段(1957—1978),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在曲折中变化发展。这一阶段又分为三个小阶段。

  (1)1957—1965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变化呈现出一段向下的曲线。其间虽然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思想观点,但未能坚持和落到实处,总的趋势是向“左”的方向发展。与此相联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63—1965年对理论界、文艺界一批知名人士的批判,使知识分子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2)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知识分子观上“左”的错误和党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左”的错误都达到极端。

  (3)1976年10月—1978年12月,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左”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又延续了两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关于文学艺术的几个批示以及“文革”期间中央的文件、毛泽东的谈话和批示,反映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20年的知识分子观在曲折向下发展的轨迹。

  第五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得到纠正,其科学知识分子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复、坚持和发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党在新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

  综观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其中有两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周期: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是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初期统一到互相分离再到科学统一,构成第一个周期,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由萌芽、形成而达到成熟。第三阶段是第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第二个周期的起点。从第三阶段到第五阶段,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科学统一到错误统一再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恢复、继承、发展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科学统一,这是第二个周期,反映我党经过曲折,在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上更加成熟。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第一,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思想基础的。什么时候党较好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就比较切合实际;反之,什么时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

  第二,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受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约的。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正确,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必定也会大体正确;反之,党的总路线、总政策错了,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也会发生错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党内仍会有人提出正确主张。这就出现了这些同志的正确知识分子观同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政治路线和错误知识分子政策互相分离甚至对立的情况。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在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有害后果明显暴露并为多数党员所认识之后,正确的主张才会克服错误的政策。

  第三,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一般来说,哪个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得好,党的建设就发展,党的事业就兴旺;哪个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出现失误,知识分子受到轻视甚至排斥、打击,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受损失,甚至失败。知识分子问题当然不是影响和决定党的事业的唯一因素,但的确是诸多因素中不可忽视、不可缺少,从趋势看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的有: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分别依附于不同阶段的特殊阶层。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同其所属阶级的关系比作“毛”与“皮”的关系,意在强调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阶级,就成了这一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会同时依附于别的阶级。因此,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由其所从属、所服务的阶级决定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服务,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至于知识分子个人的阶级成分,则应由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来确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把脑力劳动者看作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①。毛泽东于1993年10月签署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1950年《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也规定:“凡受雇于国家、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和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规定,以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可见,即使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依其个人阶级成分也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可是,毛泽东在阶级属性上把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明确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就出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个人阶级成分不一致的情况。这是由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性质、社会影响的不同造成的。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小生产者也变成集体劳动者。原来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顺应历史潮流,转而为工人阶级服务。原来在个人阶级成分上属于工人阶级而在阶级属性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也由于社会经济制度、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进步,在阶级属性上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何况在现有知识分子队伍中,90%以上是解放后党和国家自己培养的,70%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这样,就在知识分子的总体上,实现了阶级成分和阶级属性的一致。

  正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根本性变化,1956年1月,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其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首次作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的报告以及会议讨论的意见,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在分析建国后知识分子队伍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和政治思想上的巨大进步的基础上,作出了以下的结论:“从这些情况出发,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

  (二)关于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39年12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一个著名论断中,这就是:“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一,丢弃没落阶段而流向新兴阶级,是知识分子历史运动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知识分子是趋向于社会进步的,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动力。没落阶级的腐朽统治使多数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从自身的境遇和大众的疾苦敏感到现存制度的腐败,促使他们脱离没落阶级而投向新兴阶级。无论古今中外,每次社会革命都有出身于旧营垒的知识分子为新兴阶级服务。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吸引大量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②无产阶级政党需要自己的领袖,领袖只能是最先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把马克思尊为“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③中国革命需要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革命有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两条路线,知识分子就是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他引证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名言,说明革命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的重要性。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环境使知识分子问题更加重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成员大多文化水平低。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理论武器。但是“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⑤。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学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帮助。为了提高党和革命队伍的素质,毛泽东提出了工农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目标。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数很少。毛泽东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这种供需矛盾,使得知识分子在我国“特别宝贵”,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文化水平的低下和受小生产者狭隘眼光的束缚,使许多干部往往看不到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敌人却在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这就使知识分子问题显得更为重要。毛泽东1939年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分析了军队、学校和地方党部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的种种表现。这一分析表明,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恐惧甚至排斥心理是党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贯彻落实的主要思想障碍,而小生产意识的影响则是产生这种心理的主要思想根源。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环境给予我们的消极影响的一个表现。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⑥。这是同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路线一致的。为了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⑦。又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⑧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看作是巩固革命事业、建成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在此以前,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已经把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同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起看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此后,他又多次重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三支基本力量。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是有其充分根据的。

  首先,知识分子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力量。毛泽东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制造的。”⑨知识分子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而且是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实现国家富强,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毛泽东向来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向自然争取自由的武器,把社会科学看作是向社会争取自由的武器。早在1941年1月,他在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就建议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说“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6年1月给蔡博等留苏青年的信中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10)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提出现在我们是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11)

  第二,知识分子是社会改革的先锋和参谋。历代的改革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的社会。毛泽东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他要求我们党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12)。他是在分析当时的知识分子状况时说这番话的,这里所说的“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指的就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知识分子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比较早地觉察到现行社会体制的弊端而发出改革的呼声,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并能为复杂的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武器和舆论准备,提出各种改革的政策设计和行动方案,供党和国家决策者参考选择,在社会改革中起着参谋的作用。

  第三,知识分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毛泽东生前没有明确提出或正式使用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就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3)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任务。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无论哪一项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知识分子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四)关于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方向和道路

  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呢?毛泽东为知识分子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这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4)

  为什么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的分析。第一,工农是革命的根本力量。他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而其根本的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同占全国人口的90%的工农大众这个主力军相结合,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革靠知识分子,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社会主义建设与民主革命有所不同。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一部分,同工人阶级一起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同工人农民一起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但工人阶级中的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相比仍存在差别,且在相当长时期内脑力劳动者只占少数。只有两部分劳动者相互结合,相互学习,共同努力,携手前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弱点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克服。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15)他本人就是通过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走过的道路,是中国一切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工人阶级、共产党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改造。诚然,今天讲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不只是为了克服知识分子的弱点。结合是相互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应当互相学习,在结合中克服各自的弱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就知识分子而言,当然有一个学习工农的长处,克服自身弱点的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往往有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要克服知识分子中的这些弱点,只有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长远看,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始终有一个相互结合的问题,这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是教育者,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他又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可以了解工人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愿望和要求,使教育有的放矢,易于为工农所接受,收到更好的效果;又可以向工农学习丰富的实践经验,弥补自己知识之不足,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知识分子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的必要条件。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又红又专,适合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

  (16)翌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论述了红与专的关系: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还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就是又红又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以及对红与专的关系的论述,为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正确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就必须继续沿着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及其教训在毛泽东革命一生的大多数的时间里,他的知识分子观是正确的,但晚年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其理论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放弃了知识分子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判断,把知识分子大多数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上,离开了他自己关于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正确论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养活”的、工人农民“给知识分子饭吃”的观点。

  ——在知识分子基本政策上,把“团结、教育、改造”这个仅适合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政策,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和方向上,改变了以前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又红又专”的正确解释,片面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工农改造知识分子,片面强调红而忽视专。

  ——在对建国后17年教育和文艺工作的估计上,推翻了他本人和党中央过去的正确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在实践上的失误,则表现为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往往是学术讨论演变成思想批判,思想批判又升级为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更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留给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

  首先,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导致政治路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八大”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为把知识分子大多数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和路线前提。政治路线决定具体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晚年知识分子观上的失误,是总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失误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基本国情,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据以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且毫不动摇地坚持到底,才会有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

  其次,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把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同阶级的存在根据等同起来,是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阶级本质上是经济范畴,阶级的存在根据和划分标准只能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因而封建生产关系被消灭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改造,就意味着地主、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消灭。阶级产生以后便有其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并不随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立即消灭,这就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的,把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等同于阶级存在的根据和划分阶级的标准,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便断定资产阶级依然存在,断定知识分子的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这种主观主义思维逻辑,导致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因此,坚持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保证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性的思想基础。

  再次,理论的真理性是理论的坚定性的前提,理论的坚定性是理论的真理性的条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在1957年以前总体上是正确的,他晚年所有失误之处,在此之前都曾有过科学的论断。因而他晚年的错误不是一贯的错误,而基本上是离开了他革命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坚持的正确思想所造成的错误,是未能把自己的正确思想贯彻到底所造成的错误。当然,1957年以前也有某些不甚完善甚至失误的成分,如建国后头几年开展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批判就有某些不当甚至失误,这也是发展成后来“左”的错误的潜在原因。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反面证明了他的科学知识分子观的正确性,任何人(哪怕是他自己)一旦违反这些科学思想,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同时证明了,一种理论,只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有生命力,才可能坚持。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终于得到恢复。理论的真理性是理论的坚定性的前提。但正确的理论并不自然而然地就能坚持下来,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人们甚至理论创立者本人所放弃。这时真理就会向谬误转化。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的坚定性又是理论的真理性的条件。坚持真理,要有巨大的勇气,要有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同时要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接受新事物,总结新经验,使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和知识分子状况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展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的结果,也是否定和纠正毛泽东晚年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总结其经验教训的产物。这一政策是在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指导下制定的。邓小平是在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大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知识分子理论的,从而使之具有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特征。第一,他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高度,论证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必要性。第二,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具有“富强、民主、文明”全面规定性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知识、人才的竞争是当代国际竞争的关键的战略高度,论证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第三,他对“又红又专”、“与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关于知识分子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解释和界定,破除了长期以来笼罩其上的神秘观念,又从彻底的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作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结论,从而为恢复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他不仅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基本政策,而且将其具体化为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又制定了一整套与之衔接、为之服务的具体政策,并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相配合,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相适应,从而保证了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到实处。

  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知识分子理论以及以之为指导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以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为理论基础的,又是对它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在于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更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还在于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更科学、更系统、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因而研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内在矛盾,分清其主次,了解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变化轨迹及其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邓小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贡献,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正是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也是对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44页。②④(14)(15)(1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1页,第641页,第559页,第641—642页,第489页。③⑥⑦⑧⑨(12)(1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9页,第375页,第463页,第472页,第227页,第411页,第6页。⑤《毛译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8页。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265页。(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