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富民道路的开拓与发展——学习毛泽东经济思想






  刘国光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这炮火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沦入屈辱、痛苦、贫困的悲惨境地,同时,也使中国人觉醒和奋起。自那时起,一批批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之路,为中华民族的富强,上下求索,勇敢抗争,不懈奋斗,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痛苦的失挫。中国社会在血与火中发生着剧烈的变动,长期处在混乱之中。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人民有了正确的领导力量,形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革命胜利以后,又向着更高的目标奋斗。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毕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一切,都与毛泽东这个伟大人物紧密相连。在此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谨以回顾总结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对这位历史巨人的缅怀和纪念。

  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能使我们的国家摆脱困境,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也没有提出真正能够救国富民的“良方”。中国社会需要进行革命性变革。这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并依据对这种性质的科学把握,对中国社会经济进行有步骤的革命改造的理论;是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形成一个什么经济形态和这个形态如何向更高的形态转化的理论,是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发展的,是在与“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成长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运动,是要按照社会自身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因此,要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化和发展,首先必须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征,“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而要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情,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条唯一正确的认识道路。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认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到1939年末和1940年初,他总结了二、三十年代我国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成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有了完整的科学认识和表述。

  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同样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的支配。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对中国封建经济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论是自然经济基础的破坏,还是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力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使早已孕育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又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正常地发展壮大,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样,近代中国便逐步演变为一个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的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又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仅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而且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③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运用各种手段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血迹斑斑的历史。

  中国社会形态的这种性质和状况,决定了其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和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规律。他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第一步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要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从而真正实现一个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的强国富民之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因而在确定这一革命的阶段性和对象时,是严格依据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④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想,都是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长期探索和酝酿的过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萌发后经过艰难的探索和正反两个方面思想材料的积累,到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到解放战争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逐步走向成熟。三大经济纲领的提出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经过长期发展走向成熟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在1947年12且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⑤三大经济纲领从总政策的高度克服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和右的、特别是不断冒出的“左”的倾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一基本经济思想和基本经济政策,是我们党和毛泽东早已提出并实践的。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变化。这种经济上基础性结构的变化,不仅使反动的旧政治、腐朽的旧文化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且开通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道路。它为中国由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半封建性质,使资本的产生、生存和运行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度。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过去虽然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让资本主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发展的基本思想,并且也确定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资本要“节制”、要收归国有的政策,但对中国特定形态的大资本与一般中小资本在性质上的区别,认识上还不具体。在三大经济纲领中,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不同性质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不同作用,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对待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不同政策。官僚资本是一种垄断性、买办性、封建性的国家垄断资本,又是和独裁政权结合在一起实行超经济剥削和掠夺的资本。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一经济纲领,就是根据官僚资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依据“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提出的,是从整体上铲除腐朽的生产关系、扭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纲领。由于其对象本身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中的多重联系和特定性质,它具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

  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向未来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的集中概括。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还有着没有充分发挥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即使革命在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构想。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是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新式民主革命后的结果。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社会经济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国家经营,即由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掌握和经营,这种经济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营也已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私人经营,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劳动人民个体经营。此外,还有国家和私人合作经营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者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的上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构想已经在革命根据地实现,并取得很大的成功。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充分展开,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为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是非资本主义的,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的阶段”⑦。

  二

  革命胜利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中介,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就提出的一个设想,这是他的革命转变理论中最具特色和独创性的地方。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对于决定和支配这一转变的条件,毛泽东也很早就从原则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在1935年12月就指出:“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⑧。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分析了旧中国经济中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指出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中国革命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认为我国建国后应该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大力发展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创造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否则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对实现转变的经济条件的认识和把握,虽然不能说非常具体,但有实现工业化这个有实在内容和客观标准的基本内涵,应该说是已经有相当实在和具体的认识和把握了,这种认识和把握是严格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的。至于需要多长时间,毛泽东和党内一些领导人都预计,至少要10年,多则15或20年。

  到1952年,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并超过预计的目标,经济生活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有明确的方针和系统的政策来加以解决。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土改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分化的出现又使共产党人不能不考虑个体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而在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已经经历几个回合,斗争并未结束而是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了这些矛盾的加剧,使党和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中限制资本主义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预计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现在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了。原来的设想是建国后继续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若干年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总路线的提出使原来的理论设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向前推进了一步。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生产力,是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变革生产关系,是两翼,是为实现工业化服务的。完成这个过程当时预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时间,加上3年恢复时期,共18年。这同原先所设想的先进行15年或20年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具体步骤和方法有了变化,而预计要用的时间仍大体相同。

  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把拥有5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改变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伟大社会变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以后,很快就又将他们引上互助合作之路,是从使农业的发展与国家工业化相配合、使农民的小生产逐步走上大生产从而由贫穷走向富裕这一目的出发的,也是从防止农村的两极分化、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更有效地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从而消灭城乡的剥削制度出发的。这个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公有制的基本出发点,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战略部署就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上确立的。

  在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对待个体农民的基本原则,坚持教育、示范和社会帮助的途径,实行自愿原则,创造出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在对小农经济和农民的性质和趋向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科学把握的基础上,领导农民创造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循序渐进的过渡形式,并且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初级社这个过渡形式更具有中国特色,它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等特点,是自然而不强制地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不足之处是,上述循序渐进的正确原则和做法没能贯彻始终。1955年夏季以后,特别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后,没有坚持逐步前进的方针,而是急于求成,出现了“左”的错误。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通过由低到高的三种形式,即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同农业合作化进程和出现的倾向类似,也是起初步伐稳健,后期出现了一些毛病,主要是集中过多、社过大,没有顾及手工业分散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赎买”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设想过的一种代价较小的、较为理想的方式。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列宁的政策,列宁的赎买设想未能实现。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却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条件下和平地改造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我们党历来对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民主革命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仍具有剥削工人阶级和拥护《共同纲领》与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两面性。在人民民主政权和国营经济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加之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建立了巩固的联盟,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了。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明确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低级的是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高级的是个别企业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由工缴费、四马分肥到定息、高薪等一系列赎买形式,同时实行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既把资本主义企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又把剥削者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要求过急、速度过快;过分强调集中,不适当地“裁并改合”;大批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被当成“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卷入公私合营,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限。

  当我们回顾建国初期这一段发展路程时,确实感到在这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关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机与步骤的理论设想发生了某些变化,向社会主义转变和改造的实际进度也大大加快。根据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标准,生产关系的改变步伐应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相适应。可是实际进程却是生产关系的改造进程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固然,原来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本来就是过渡性的社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内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在性质上并未发生冲突,而社会主义改造从总趋势上也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的。况且当时的客观环境也在促使加快改造的步伐。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不能不说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某些偏离。从理论根源上讲,毛泽东已经由在制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时严格依据生产力的要求、坚持生产力标准开始变得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改革的关系问题上有些把握不准。这是今天才能看得较为清楚的一点,它也是我们总结整个理论发展过程的一条基本线索。当然,全面地看,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极其复杂的大国,在保持了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并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拥护的情况下,顺利地创造性地实现了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其巨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三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开启。建设我们党多年为之奋斗、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这是使全党振奋、令人民鼓舞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理论只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摸索和发展,必然要走过一段成就与失误并存的崎岖道路。

  在理论创造上极具独创性的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党号召过“学习苏联”,但是,很快毛泽东就提出要对苏联经验采取分析的态度,要结合中国的情况来学习。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指出,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⑨《论十大关系》是在确定了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背景下,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基本矛盾和复杂经济关系进行的分析。这种分析虽然还是初步的、总括的,逻辑和层次还不太分明,但是其中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十大关系的前三条对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要开辟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已开始涉及到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后五条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毛泽东自己认为,从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开始反映中国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在自身运动中逐步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不仅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召开和波、匈事件的爆发,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矛盾,我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些问题,从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质和矛盾的把握上,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一学说的主要内容有:(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特征。毛泽东肯定了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的一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这一思想为以后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在这个总方法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在经济方面的就是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和走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是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就更重视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⑩。而不能像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强调重工业。他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升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毛泽东一方面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11)。另一方面强调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从农轻重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方法来真正发展重工业。他说:“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是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2)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一五”期间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凡是农业增产比较大的年份,第二年工业的发展就较快,财政收入就较高,为国家提供的资金积累也较多,否则,结果就相反;以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一再证明这一点。最近,中央强调要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要确立农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础地位,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也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毛泽东认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一定的所有制下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企业关系的精辟见解。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3)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对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他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活泼。”(14)但是企业的性质和权益到底应该怎样确立才恰当,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也承认,我们的经验不多,还要研究。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基本机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纠正1958年出现的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时,建议各级干部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15)毛泽东自己带头读书,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冷静深入地思考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针对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思想,提出和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首先,毛泽东从历史的角度和商品生产的历史作用出发,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着重论证了保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个城乡经济联系的唯一形式,是使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获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道路这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否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由国家无偿地调拨农民的产品,又没有充分的工业品去满足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削农民,必然引起农民的不满,阻碍生产的发展和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毛泽东并不局限于从两种不同所有制这个层次去认识商品生产存在的根源,他还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这一观点是相当深刻的,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可惜没有再作进一步的阐发。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心存疑虑。毛泽东针对一些人的思想顾虑提出:“现在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但是,“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商品生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它是需要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对于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毛泽东认为,有,就限制它。对于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这里实际上开始摆脱姓社姓资的争论,而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从商品生产可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等方面,来认识其重要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的论断。他严肃地告诫全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不可能。毛泽东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这些论述,讲得非常生动、鲜明和深刻。这反映了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思考中曾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命运和作用的认识有所突破。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以务实的态度、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进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成果和达到的高度,却没能坚持和继续发展下去,而另一种思路却逐步扩大和发展起来。

  从前面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认识的变化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高度和物质基础的认识已经有所淡化;而到开始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更出现了偏重生产关系方面的倾向。毛泽东自己曾在1962年1月说过:“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16)当这种思路进一步发展到对上层建筑和国家政权变为修正主义的忧虑,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就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思想。这种“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完全中断。

  由于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偏离、失误和一度发生的中断,就使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把我们国家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迅速强盛和富足起来的美好愿望的实现遇到了挫折。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提出的战略目标。在1954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关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步骤,毛泽东设想,先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打个基础,然后再用七个五年计划,即到200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把第一阶段的任务具体化了,即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发生了1958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党和毛泽东追求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1975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又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一战略目标。他说:“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又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发人深思的是,在这20年里,虽然经济建设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总的来讲,却是处于发展迟缓和徘徊的状态,这个宏伟战略目标没有如期一步步实现。

  四

  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剔除“左”的错误,批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进一步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

  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韦。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7)邓小平作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我们党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重新恢复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出发观察和判断一切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在这一根本原则和基本思路指导下,全面构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8)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三大,又到十四大,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也是经过长期探索和积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新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发展,首先是在一些理论基本点上的重新确立和更为明确、坚定。

  在发展道路问题上,以更加自觉的态度坚持毛泽东早就提出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所谓走自己的路,就是要有创新,要有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在理论上不能把书本当教条,在实践经验上不能照搬外国模式,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路线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出发点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伟大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党领导人民群众共同去探索,去创造。

  在发展阶段问题上,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坚持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朗就提出的要从基本国情出发的思想。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独特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道路,正是由于坚持了从基本国情出发这一原则,由此正确把握了革命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跨越阶段的“左”的失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冷静客观把握和认识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现在,经过探索中的曲折,我们客观冷静地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要有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因此,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干什么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个基本阶段。

  在根本任务问题上,以更大的理论坚定性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生产力标准,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换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确定为发展生产力,把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确定为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就决定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归根到底,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判断。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方面,更为集中和概括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

  以上这些当然都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重要、最突出、最有创造性的发展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总结14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时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14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它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缺乏活力,效率低下,官僚主义成为痼疾,腐败现象滋生,各种弊端日益严重。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曾经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却日趋严重地出现了“左”的偏差。他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原有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还使整个社会蒙受了一场严重的灾难。邓小平作为当今世界上极具独创性的战略思想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家,以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理论勇气、科学的求实精神和洞察历史进程的远见卓识,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为在我国革除弊端、复兴发展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这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中国社会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20)“除了走改革的道路,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导致中国的发达”(21)。

  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和经济规律的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基础上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理论基础出发,科学地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和意义,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是一场革命”这一重要而深刻的基本命题。

  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并进一步作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具体环节上,又存在着不完善的方面,必须进行调整和变革。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对这种不完善的方面还没有作出准确具体的界定。后来,历史的曲折发展,使得这一蕴涵着改革的思路未能继续深入下去,从而推迟了中国体制改革这一迫切的历史课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必须对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并且把这种改革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现实运动的全面、具体、深刻的分析和把握上。他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的矛盾。因此,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22)。这种亡党亡国的可能性,就在于僵化的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制的长期存在,形成了对生产力的严重束缚,滋生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各种消极现象,有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在。当从这样的理论深度,如实地承认我国传统体制中存在着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状况,科学地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重大理论命题时,就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意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不仅打通了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希望之路,而且开辟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康庄大道。在邓小平和我们党确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在不断发展的改革实践所提供的新鲜丰富的理论养料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冲破种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世界上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理论基点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在再认识过程中,我们突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抛弃了过去曾经产生过极大危害的“左”的唯意志论,冷静地审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这种发展的理论集中点是对新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探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摆脱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开始了新的探索,形成了新的认识。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讲话,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跃进。这样,党的十四大就有可能在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总体目标,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各个方面重新认识的理论结合体。10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探索的理论成果都包容在这个目标模式中,充实着目标模式的内容。最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又将这一长期探索的成果,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总体框架的阐述中,为今后改革的深化开展提供了指导的蓝图,并决定着这个模式的属性和运行方向。

  如前所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泽东和我们党早已确定的战略目标。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有坚强的决心,而且更需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来指导,需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作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高速度”、“高指标”,虽然表现了强烈的愿望和决心,但由于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体制保证,由于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干扰,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不可能得到落实,预想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长达20年的波动和徘徊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接着确立了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采取改革开放的方针,努力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体制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邓小平都作出了重大的杰出的贡献。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总体构想。这就是第一步,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前面的基础上,再用30年至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或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经过14年的改革,拥有11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我们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80年代我们已经提前实现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90年代我们正在奋力向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前进,并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都是在作为毛泽东经济思想新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这一理论将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引导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最终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3页,第626页,第628页,第1254—1255页。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⑤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页,第1254—1255页。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0页。⑨⑩(11)(12)(13)(14)(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第796页,第721页,第797页,第729页,第727页,第829页。(15)《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17)(18)(19)(22)《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第372页,第150页,第352页。(2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页。(21)1985年10月23日,新华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