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思路






  钟哲明

  毛泽东,这位斯诺认为“看上去很像林肯”,晚年却自称生就一张“大中华脸”的世界伟人,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又于1956年开始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思路或思想火花,以正确理解它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后继承和发展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否定格式一律,注重调查研究中国特点

  这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当时苏联推行“统一的社会主义式样论”或“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同马列主义大相径庭。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①。由于事物无不在一定的时空中发展,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并通过特殊表现出来,因而不同事物和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特色。《共产党宣言》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宣言”的某些部分便带有德国的特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俄国特色一目了然。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③。“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大国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④。可见真正符合马列主义的绝不是“统一式样论”、“单一模式论”,而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特点论、各国特色论。

  毛泽东比陈独秀、王明等高明,正在于他不改“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⑤的初衷,不抄袭欧美,不照搬苏联。早在20年代末,他提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际中创造。l938年他倡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1956年他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中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一贯坚持的中国特点论的总结。

  坚持中国特点论,就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尤其注重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⑥。同样,边建设边探索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规律,也不能不经历类似的层次和过程。建国初学习苏联,使我们一开头就从第二层次研究“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1956年否定格式一律的“统一式样论”,是要更好地在第三层次上探索“更加特殊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提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⑦,从第一层次研究“一般”建设规律,落脚点仍是第三层次。

  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他更加注重中国和整个时代的特点,继续运用“古今中外法”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56年初找华北九省的书记和中央34个部的部长来汇报和讨论问题,1961年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自己主持三个组去三省调查。这些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适合中国的路线”。他晚年的失误,恰同缺少调查、疏远群众有关。而年老体衰和“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的客观情势也对他不无影响。

  国内外有人问:坚持中国特点论的毛泽东,为什么1949年号召“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呢?南京一解放,司徒雷登就说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联系西方的封锁禁运和斯大林心存疑虑,不难理解当时“一边倒”是“必须”的。它意味政治上只能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而另一脚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毛泽东从来认为“走什么路”同“怎么样走”,是两个有联系更有区别的问题。斯大林怀疑他是“铁托第二”,另有人说他搞民族主义,都是不承认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格式(模式)的“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将列宁说的“走向”与“走法”混为一谈。毛泽东始终不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必由之路同民族特点统一起来,这就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分道扬镳,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列主义。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苏联领导人的高压,他宁可决裂,也不走老路、不当附庸,坚持独立自主,继续新的探索。邓小平弘扬这种精神,在80年代初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几年从莫斯科开始倒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什么对中国“不灵”?“奥秘”之一正在于此。

  鉴戒苏联经验,寻找社会主义建设新路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开宗明义:“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强调要“引以为戒”,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等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新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中公开阐述了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随后又构思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我们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便是它的延伸和发展。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首先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经验相联系的。

  他历来提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反对提“技术一边倒”。以苏为戒,也不是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总结“大跃进”的失误后,他发觉对苏联的经验破得太多,又带头读书包括学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后来还说苏联的领导变了,我们仍要学习苏联党和人民的好经验。这种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反对完全以“风”为准、好走极端的“风派”,主张实事求是,洋为中用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以苏为戒,不等于对苏联的一切鉴别得那么清楚;探索新路,更非不会再有弯曲。他看到苏联20年中钢只增加1400万吨,思索中国是否可以用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冬受苏联宣布15年超过美国、内部规定从1959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以及集体农庄并大后很多事情好办了一类“经验”的影响,他提出中国15年超过英国,并随即发动“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1958牢因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致使中苏关系闹翻后,他那样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尔后又那样激烈反对修正主义,动因固然复杂,但不愿国穷受压,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这些因素,的确起了重大作用。

  可是经济上以苏为戒,另辟途径,引发了“三年困难”;政治上以苏为戒,“反修防修”,导致了“十年内乱”。说明历史走“S”路,由合力促成而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欲速不达,求直反曲。前车之覆,后车可鉴。但只有自己经过多年开车包括翻车的实践,“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⑧,才能驾轻车而就熟路,从必然走向自由。可见师人之长或戒人之短,既要“知彼”更要“知己”。敢走新路的大抵是强者,尽管一次成功的少,而路终究是人走出来的。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又同如何看待“显著特点”密切关联。

  他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一穷二白”。1956年1月他开始用“穷”与“白”表述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基本国情时,就说它“有两面性”。以后多次说它是“两条缺点”,又是“两条优点”;是“坏事”,也是“好事”。意在提高民族自信心,引导人民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使坏事转化为好事,“穷国将变为富国”

  ⑨。他对这一转变的艰巨性曾估计不足,但并未将穷与白简单说成“优点”。1957年2月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外国人富与智(文化高)的二重性。他讲“富的革命就困难”,是要说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革命的影响和腐蚀作用。认为中国“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仍是就富的“二重性”而言,并无怕富乐贫的意思。正是他,1955年提出要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⑩。1956年又将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为百年奋斗的长远目标,并把它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免从地球上开除“球籍”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联系起来。早在1944年就强调区别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而1957年冬嚼了卫士带回的黑窝头竟为农村的贫困难过得流泪的毛泽东,绝不想搞贫穷的农业社会主义。他渴望广大群众早日脱贫,夙夜求索“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正是要更快地使祖国富强、人民富裕而又避免蜕变腐化和两极分化。

  面对世界之最的众多人口,他不苟同于“人越多国越穷,国越穷人越多”的恶性循环论,也不像美国艾奇逊那样把它看作“不堪负担的压力”或赫兽晓夫那样骂它不过是核战争中的“炮灰”。他认为“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11)。唯其困难,他先主张“饭匀着吃”,50年代中期提出“计划生育”。“大跃进”中一看“人手”不够,又片面颂扬“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致使我国人口严重失控。但在经济落后而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他不怨天尤人,也不拿原则作交易,锐意进取,要依靠“一穷二白”的“六亿人口”改变“六亿人口”的“一穷二白”。这种自立自强的骨气和改造中国的志气是很可宝贵的。为此:

  他提出想问题、办事要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倡导艰苦创业,勤俭建国,教育人民为了集体、后代、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着眼于我国是农业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说工业总产值即使占工农业总产值70%,也不像苏联那样宣布实现了工业化,而应在长时期内叫做工农业国。强调“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不同意苏联那种不重视农业、不相信农民和竭泽而渔的政策。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和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后,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他提出“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2),并构思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指出对它还要看几年。但实践中急于求成。总结教训后,强调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经济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也有一个周期率,就是生产也好,建设也好,若干年比较低,若干年比较高,这么波浪式地发展。经过几年调整并鉴于世界科技迅猛发展,1964年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对比1958年的“小土群”和“放卫星”,这是他对“大跃进”的重新解释。纵观全过程,毛泽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出了问题,调整总结,挫而不折,继续奋进的大视野、大毅力是令人敬佩的。

  他认定“六亿人口”是我们的“本钱”,说斯大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指靠,只有靠群众。后来有了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群众了。他探索新路,强调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却又从坚持群众路线,发展到一切大搞群众运动,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经济建设,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对“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也肯定它有“两重性”,并为此同哲学家李达辩论一场。类似这些真理过了头就变为谬误的事,的确带有“左”的特征,但不能由此断言他是唯意志论者。因为许多问题的发生,源于缺乏经验;不少问题“始作俑者”是他,发现最早、纠正最快最坚决的也是他。而总结后形成的共识如:破除迷信,尊重科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提倡读书调查;相信人民群众,加强党的领导;冷与热结合;虚与实结合;政治与经济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等等,至今仍熠熠生辉。

  黑格尔说人们并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毛泽东则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确实,经过“大试验”,交过“高学费”,历尽磨练,有了比较的中国人民,今天更聪明更坚强了。这就是历史上一种形式的支付,常带来另一种形式的补偿吧!。

  突破苏联模式,求索新的社会主义体制

  这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思路。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揭示的十对矛盾,说到底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影响同中国国情实际的矛盾。当时我国是区别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着手改革具体制度即体制较早的。从这年春到1966年夏,时断时续地有过三次改革探索。毛泽东在这方面留下许多论述和设想。

  经济方面,坚持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所有制结构上,他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私营大厂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突破了苏联单一公有制模式,思考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部分非公有制存在。当时这是需要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的。

  在分配问题上,他对“资产阶级法权”有过误解。但不满意苏联过分强调物质鼓励,提出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和“钱能通神”,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在管理体制上,他提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1958年向地方分权,企业下放多了快了,造成混乱,有点半无政府主义,便适当收。1966年3月又说收多了,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这种“分”与“集”、“放”与“收”的反复,表明对原体制的改革尚未找到真正的症结。但他强调企业应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时国有企业都是国营企业,所有权不能变,“独立性”只能在经营权方面,实际上触及到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的问题。他认为公有制建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由他制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至今有的西方国家仍在研究。1964年他赞同试办工业托拉斯,说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要按经济法则办事,按经济渠道办事。

  在计划工作上,他开始突破苏联所谓计划就是客观比例反映,就是指令性计划,就是法律等传统观念,认为经济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是一种相对平衡的计划。吸取“大跃进”中基本上没有宏观控制的教训,他强调全面规划,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有重点地协调发展。

  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他1958年一度困惑。随后批驳了“废除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主张和做法。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并用全民与集体两种所有制的存在说明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他则进一步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提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都是商品;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生产领域都起作用,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密切关系。这些都很有见地。

  他说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国原来商品生产很不发达,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这些论述很精辟,仍有现实性。但他将价值规律同计划需要相对立,这是不正确的。政治方面,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进入社会主义后,其性质已是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13)。

  政府体制,继续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苏联的“苏维埃”或西方的“三权鼎立”。同时强调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要精简机构,建议党政机构砍掉2/3。国家结构,继续实行同民族区域自治结合的单一制。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说,苏联俄罗斯族占50%,少数民族占50%;而中国汉族占94%,少数民族占6%,所以不能搞加盟共和国。但1956年就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14)。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政党体制,提出“搞两个万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它不是西方的两党制,也不是苏联那样把其他政党搞光,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的一党制。

  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苏东剧变而我国稳定的事实表明,上述政治体制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5)。

  为了改变政治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他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权利。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要巩固中央的统一领导,以不至于出现地区割据。要加强集体领导,中共八大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并准备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这是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终身任职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最早酝酿。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中心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提出一人称霸,不让他人讲话,听不得相反意见,难免要跨台,要“别姬”。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认为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建立。这就从政体上把问题说深讲透了。

  总结苏联和波匈事件的教训,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多次尖锐批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三风五气,猫鼠关系,做官当老爷等严重脱离群众、败坏党和政府声誉的现象。强调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与群众同甘共苦,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同时制定了学习、整风、干部下放、将军当兵、调查蹲点、参加体力劳动等制度。这些反腐防变措施在当时起了良好作用,党风、社会风气比较正。

  思想文化方面,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鉴于苏联教条主义盛行和行政粗暴干涉学术问题,他认为: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6)。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后又论证要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宣布领导我们国家应当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话,发扬民主。

  对外开放方面,《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向外国学习”。当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囿于两个阵营和“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是不愿提或不敢提的。他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同时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西方“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反对“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的奴隶思想和“一概照搬”的教条主义。1958年他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由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和压力,难以全面实现。但他仍不放过一切同外国经商、交往和寻找突破口的机会。1964年他表示只要日本企业家愿意,他们可以来大陆投资设厂、开矿。70年代初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打开阻隔中美20多年的屏障,使我国全面走向世界和更快奔向现代化。他从来认为中国是世界一部分,社会主义“是国际的”,没有也不会”终生搞自我孤立和闭关锁国”。

  毛泽东通过上述设想和变革,试图消除苏联僵化体制的影响,探求一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17)。在阐发这些思路时,又总结概括了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18),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高瞻远瞩,影响深远,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由于种种原因,总的说来他还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中进行改进和调整。其思路有些实现了,有的浅尝辄止,有的中途改变,有的始终停留在字面上。特别是“文革”搞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更远离了改进社会主义体制的初衷。经过拨乱反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出现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和万千气象。

  坚持两线作战,更新社会主义理论观念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同他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更新紧密相联的。进入社会主义后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使他深感不开动脑筋、活跃思想,不突破旧观念、形成新理论是不行的。他长期批判教条主义,反对思想僵化。苏共二十大后,他敏锐地看到俄国人“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19),这意味什么,交走向何方?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便增写了对“一切修正主义者”的批判内容。这是在两条战线作战中反思传统理论,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路。

  他的重大思考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如何处理?

  苏联的历史经验,波匈事件和我国某些地方的“闹事”,冲击着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的理论。由毛泽东主持讨论,于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同年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阶级消灭了,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1957年1月他在一个会议上又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这些矛盾,“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20)。《正处》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说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完善而不断得到解决。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23条中有“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的规定,联系“生产力起来造反”的提法,实际上开始思索社会主义下仍有解放生产力的问题。

  这样,毛泽东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力量、社会改革和根本任务等,提出了和斯大林不大一样并为当时苏联官方所不容的看法,揭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新篇章。

  1956年12月4日他致黄炎培的信中,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从政治上区分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用“说服”的方法解决。《正处》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在我国条件下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第一次把这一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又说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情况下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就否定了斯大林不讲同一性,不承认互相转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发展了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21)的论述。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强调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避免斯大林理论上否认矛盾而实践中混淆矛盾的错误。考虑国内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和大量存在,而我们又经验不足,他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提起一切工作的纲”。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时,一度把总路线的文字表述改写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些思路和提法是很可贵的。

  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他指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能像苏东国家那样只讲“利益一致”而忽略了群众的正当利益。必须正确处理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学会“治天下”即建设人民国家的本领。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尖锐批评有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及其解决办法的学说,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可惜“文革”中他自相背离了。正确理论提出不易,任何情况下都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可能更难啊!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他总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1957年1月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对立的阶级,有阶级斗争(22)。《正处》发表时增写了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否定了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反革命愈来愈多的谬说。又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3)。联系后来的苏东剧变看,他这一论断是有远见的。但前进中他犯了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错误。他从世界上两种制度的对立出发,指出美国军事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社会主义各国的;杜勒斯还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有待于全人类的解放。这就突破了斯大林只讲资本主义武装干涉危险和赫鲁晓夫断言资本主义包围不再存在等观点,提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问题。

  他的重大思考之二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他原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属“小过渡”论。后来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24)。相应的时间为15年,50—75年,100多年。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指出: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尚未完成。他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修改稿和《正处》中都有“过渡时期”的提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和领导人讲话中也都未宣布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这样做,不仅由于工业化尚未完成,而且想避免苏联过早宣布过渡时期完结,新经济政策结束而带来的诸多弊端和问题。

  1958年1月,他有了“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25)的新提法。读《教科书》时更说:马克思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样,他就采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标准,转为“中过渡”论了。

  可是,什么叫彻底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呢?他看到斯大林1936年宣布剥削阶级消灭,1937年又杀了那么多人,认为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还是让它先吊着,不忙宣布为好。我国1958年的遇挫,使他深感建设不易,“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向共产主义过渡更不能轻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和20年内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更使他思索: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四个“达到”(26)的过渡阶段,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达到”没有?当今国内外条件下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建成共产主义吗?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写上:“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两个过渡的“大过渡”论面世了。当时竟以为这有利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高标准,同“全民国家”和超越阶段等错误划清界限。

  从“小过渡”到“中过渡”再到“大过渡”的思路,反映毛泽东等第一代探索者经历的曲折、艰辛和传统观念、历史条件对他们的影响、限制;也透露他们已看到现实社会主义同经典社会主义的差异性、一国或几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和长期性。本想坚持马列并反对一种错误倾向,却走到另一极端:过渡时期越推越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越拉越长,再当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便导致“天下大乱”了。

  但是,毛泽东1956年起始终认定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基本国情并未“搞错”。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社会有“第一阶段”、“高级阶段”。列宁1920年提作“低级阶段”、“中级阶段”、“最高阶段”。他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把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成分叫做“最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从中国情况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这是创见。中共十四大报告中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可理解为毛泽东说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今天以1956年为过渡时期终点和初级阶段起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标志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已达到新的高度。

  毛泽东壮丽一生的后期,主要献给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探索事业。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才有第二、第三..。最近全国总工会一调查中有问:“你最崇拜哪种类型的人?”人数最多的回答是:“毛泽东式的领袖人物”(27)。但他同一切先行者一样不能超越他的时代,探索中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交织。我们应如邓小平讲的恢复他“正确的东西”,把他“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2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目标一致,同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能战胜困难险阻,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①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9页,第458页。②(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第479—480页。③《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⑤《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⑦⑨(11)(13)(14)(15)(18)(23)《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42页,第794页,第782页,第734页,第733页,第757页,第789页,第785页。⑩(12)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16)《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17)1957年3月写的讲话提纲。(1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20)(22)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21)《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1—282页。(2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25)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7)1993年1月21日《光明日报》。(2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