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峡论证






  萧木华

  新中国诞生以后,毛泽东不仅以新一代领袖的风采首开三峡论证的先河,而且,他的卓越治水辩证法思想正确地指引三峡论证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科学成果,为三峡工程决策提供了充足依据。特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思想,他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乐于和善于听取下级意见甚至反面意见的民主作风,对于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一、治本与治标:毛泽东抓住了长江水利的要害

  治水,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顺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项伟大实践,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责任。出人意料的是,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来讲,这项任务的到来是那样突然,那样急迫,那样猝不及防。

  1949年夏季,当百万大军挥师南下,一个新的人民政权正在酝酿诞生的时候,万里长江突发大洪水。这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警告!此时此刻,中华大地饱受战争的蹂躏,百孔千疮,百废待举。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了。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当听说工程使用寿命只有20年时,毛泽东十分干脆地说了一句:“20年够了。”当即拍板定案。该工程于1952年动工建成。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荆江分洪工程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救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只要根除水患的治本工程建成之后,这一治标工程就可以弃置不用了。

  长江是一条雨洪河。冬季少雨,是长江的枯水期;夏季多暴雨,是长江的洪水期。在正常年份,长江靠自身的河床泄洪入海;在大水年份,当河床不足以泄洪时,多余的洪水就会在江堤的薄弱地段决口泛滥,造成田淹、房倒、人亡的大水灾。荆江分洪工程的作用,就是用人工调度和控制的办法,在大水年长江洪水位超过荆江大堤防御能力时开启荆江分洪闸,削减洪峰,将多余的洪水蓄积在荆江分洪区内,以提高荆江大堤的安全度。因为荆江分洪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在分洪之前可以有计划地将分洪区内的人财物转移到高地安全区,可以尽量避免人畜伤亡和减少财产损失。但是,由于荆江分洪区并非天然水域,而是良田万顷的居民区,一旦分洪,免不了田淹屋倒,造成很大损失;每次分洪,政府必须拿出大笔钱来补偿分洪区人民的损失,还要保证汛期人民生活,组织汛后重建家园。这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牺牲一部分,保存另一部分,乃不得已而为之,因而是治标的权宜之计。

  那么,什么是治本之策呢?治本,就是在长江上游的峡谷地区筑坝建水库,将多余的洪水拦蓄在山区人烟较少之地,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

  1953年2月,毛泽东为了谋划治水大业专程南下,特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到“长江”舰上促膝长谈,探讨治江良策。林一山指着长江规划草图上的大小水库,介绍了长委会计划在长江干流及支流上逐步建一系列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举起右手,在图上画了一个圆圈,说:“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呢?”

  林一山回答: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又伸出手,指着三峡口上说:“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这是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晤谈。这次谈话之后,林一山立即组织专人调查研究,看看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乌江四大河流兴建水利工程代替三峡工程,究竟能否解决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结果发现,四河工程只能控制长江上游的局部地区雨洪,而从四河工程到宜昌的大约3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如发生雨洪则无法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仍然存在。结论:三峡工程对根除长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当然,对于毛泽东来讲,当时还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峡工程的问题,还没有急急上马的意图。在他的思想上,三峡工程尚处于酝酿阶段。

  仅仅过了一年时间,1954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势急转直下。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虽对江洪有所缓解,但中南重镇武汉仍然危在旦夕。数百万军民昼夜奋战,拼死抗争,终于保住了武汉,免除了灭顶之灾;但长江、汉江干堤仍有64处溃口,损失十分严重,仅湖北境内受害农田就达20000多万亩,受灾人口9000多万,死亡3万多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正常营运100天。这是长江对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也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警告!

  必须尽快根治长江水患!毛泽东坐不住了。长江大水之后,毛泽东亲临武汉视察。他挥笔写道:“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望着洪水消落的长江,毛泽东在思虑:三峡工程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1954年12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急召林一山面谈。在列车赴京途中,毛泽东与林一山主要探究了三峡工程的技术可能性问题;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这表明,关于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不只是在“思考”,而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1956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用诗的语言表达了他修建三峡大坝的强烈愿望和情怀:“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此时,协助编制长江流域规划和研究三峡工程的苏联专家已经来华工作,三峡论证已经全面展开。

  1958年1月,党中央在南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峡工程的造价问题。毛泽东主席提出:“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修建三峡工程应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

  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亲自抓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

  南宁会议之后,周恩来率领有关负责干部和科技专家共100余人察勘了长江三峡,研讨三峡工程问题。同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

  同年3月,党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红头文件”。《意见》明确指出:“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并提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在1962年—1963年交出。”从此,三峡论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很快取得了重要进展。

  从荆江分洪工程到三峡工程,由治标而治本,以治本为主,标本兼治,这就是毛泽东治水谋略的基本思路。整个三峡论证都源于这一思路。

  二、短期与长期:水库寿命难题牵挂着毛泽东的心

  修建三峡,决心已定;各项准备,迅速展开。毛泽东感到心宽了许多。

  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视察三峡。他向身旁的船员们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船员立即回答:“太赞成啦!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毛泽东执三峡之牛耳,超脱坦荡。

  重任在肩的周恩来则争分夺秒,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全面部署三峡事宜。他在率队察勘三峡,为成都会议提出决议草案之后,又为三峡论证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根据中央决定,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的领导,组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未正式成立),由周恩来兼任主任:“长江水利委员会”改组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1989年6月改回原名简称“长委”),由林一山任主任。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办事机构,“长办”主要承担治理开发长江的流域规划工作和三峡工程等大型综合性枢纽的勘测、设计工作,负责三峡工程论证和提出三峡科研计划。

  其二,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了由张劲夫任组长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以便组织和领导全国三峡科研工作。1958年6月,由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召集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第一次科研会议在武汉举行。根据所制订的计划,全国先后共有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这一全国性的科研大协作。

  1958年8月,在党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长江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为三峡工程“1961年开工作好准备。”

  然而,就在各项前期工作紧锣密鼓地向前推进,三峡工程上马指日可待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问题——水库寿命问题,使兴建三峡的热潮“顿失滔滔”。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召见了林一山,特别问到三峡水库寿命的问题。

  林一山依据一般演算成果,回答说:三峡水库大约可以运行200—300年。

  听到这里,毛泽东心里一沉。稍停片刻,毛泽东不无惋惜地说:“这样大的工程,千年大计的工程,200—300年就淤死了,很可惜。”

  当时,国内外水利界的一个通行观念是:水库是有寿命的,就像人有寿命一样。因河水都挟带有泥沙,泥少不可避免地会在水库中沉淀淤积;经过一定年份的运行使用之后,或几百年,或几十年(甚至几年),泥沙会逐步淤死水库。因而,水库的寿命,水库的淤死,是一种必然的自然现象;虽然因不同河流的挟沙状况不同和水库的建筑设计不同,使水库寿命有长短之分,但是,水库淤死的趋势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这是国外水利界多年经验的总结,对于年轻的中国水利建设者来讲,我们尚无根据轻易否定这一结论,“水库寿命”观念的权威性就不言而喻了。当时,谁也没有去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大型水库应当经“千年”而不衰,可以长期使用;200—300年的使用期是太短太短了。用周恩来的话来讲,三峡工程应当“千秋万代”都能安全使用,不会出问题。既然三峡水库是“千年大计”,要管千秋万代,那就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确保长期使用,否则,宁可缓建或不建。

  短期与长期,在这里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在水利专家看来,数百年已经是长期了,而几年几十年才是短期。在共和国的领袖看来,数百年只能算短期,千年以上才算长期。按照哲学辩证法的观念,没有永恒的事物,日月地球尚有寿命,何况地球上的一项人造自然工程,也必然有一个终结期限;但是,追求一个可能的长期,使这一巨大工程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也并非天方夜谭!

  林一山在苦苦思索。毛泽东冷不丁提出了一个在水利界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使他感到意外,又使他眼界大开;然而,要解决它,谈何容易!

  毛泽东开始犹豫了。三峡工程还上不上马?偌大一个工程,花费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头来只能用200年—300年,那值得吗?

  林一山坐卧不宁。他决心攻克这一世界难题,为三峡工程早日上马扫除障碍。他带领一批高水平的工程师,对国外成百个大小水库的淤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比较和分析,并到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区的上十座水库作了实地勘查和研究,得到重要的启示。例如,世界上有许多淤死了的水库,为了延长其寿命,有的水库采取加高大坝的办法,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后水库照样淤死;有的水库则由于修了底孔排沙闸,使水库寿命得以延长,并未在原设计的期限内淤死。经过大量的分析研究,他们将经验材料上升到理论,提出了解决水库长期使用的一种全新理论。这一新理论的基本思路是:

  ①事物由量变到质变,都有一个“临界点”;泥沙的沉积与冲刷也有一个“临界点”,这就是水流的一定速度。当水流速度大于这个质点时,就能冲刷泥沙;当水流速度小于这个质点时,就会使泥沙沉积。泥沙有粗沙与细沙之分,冲刷细微泥沙(悬浮质)所需流速较小,冲刷粗沙卵石(推移质)所需流速较大。②在水流与泥沙的矛盾中,水流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入库泥沙多少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水库内水流的速度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许多水库淤死,其根本原因是水库内流速太低,致使泥沙大量沉积。因此,全部问题的关键是保持水库内一定的水流速度。③为达到一定的库内流速,必须创造必要的条件。一般来讲,河槽型水库能够达到过沙要求,而湖泊型水库则很难达到过沙要求;因而,选择山谷地区修建河槽型水库是保证水库长期使用的首要条件。④为了防洪、发电等等的需要,水库必须蓄水,蓄水就难以保护一定流速,因此,入库泥沙的淤积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与解决水库长期使用问题发生了尖锐矛盾。从静态看,这种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从动态观点看,矛盾便迎刃而解了,这就是:在水库的小部分库容(死库容)淤满泥沙后,会形成一个新的库内河床;在死库容以上部位,枯水期蓄水时发生的少量泥沙沉积,可以在洪水期初靠强大水流排出库外,从而达到年均泥沙进出平衡,实现水库长期使用。

  ⑤为了最充分地排出库内泥沙,必须在水库大坝上安排足够的排沙底孔;同时,采用合理的水库调度方式(如“蓄清排浑”),达到既能有效排沙,又能有效防洪、发电,实现水库长期综合利用。⑥解决水库寿命难题的思想原则,就是治水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分析中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具体矛盾具体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案;静态矛盾动态思考,在变化中求发展,在运动中求平衡;一定矛盾的质、量、度关系,矛盾内部与外部的否定性、对立性和同一性、统一性,都应充分予以重视。专家们认为:治水之难,就难在河流学的规律不容易掌握(其难度超过了一切具体的工程技术问题);而最难掌握的,则是河流辩证法问题,因为河流辩证法是河流学的核心和精髓。实际上,依照列宁的观点来看,河流辩证法不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辩证法”,而治水辩证法才是主体的人在治水实践中所掌握和运用的“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认识和掌握。从治水的实践过程来讲,掌握治水辩证法,弄清和遵循河流辩证法是至关重要的。

  1964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林一山用他提出的水库长期使用新理论解决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严重淤积问题,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0年4月至1964年10月,三门峡水库在建成后的蓄水运用期间,淤积迅速,总库容由55.49亿立米剧减至21.43亿立米。经采用林一山方案扩建泄洪设施,增添徘沙底孔,并在汛期降低坝前水位运用,使库容奇迹般地逐步恢复,至1980年总库容已稳定在30亿立米左右(见下表):

  三门峡水库库容变化表建库前日期1964年1970年1973年1977年1980年(1960年4月)总库容(亿立米)55.4921.4328.2832.5730.3031.00滩库容(亿立米)35.4913.2610.7610.7610.7610.76槽库容(亿立米)20.008.1717.5221.8119.5420.37

  这表明,按照新的理论改建之后,三门峡水库不仅逐步恢复了库容,而且实现了常年泥沙进出平衡,使大部分有效库容可以长期使用。

  后来,葛洲坝水利枢纽也采用这一理论获得了成功。工程实践和水工试验都表明,这一理论是科学的。长江三峡水库完全可以在非常理想的状态下实现长期使用。此后的一系列相关论证和再论证只是对这一理论的不断确证和完善。

  1981年,国际泥沙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泥沙专家在会上宣读了阐发这一新理论的学述论文,得到各国专家的首肯。此后,“水库长期使用”的新观念取代“水库寿命”的旧观念,在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可。这是中国的水利专家靠治水辩证法推倒国际权威的光辉范例!

  然而,当1966年林一山将《水库长期使用问题》的正式报告递达毛泽东案前的时候,毛泽东却在考虑另一更为紧迫的问题——水库防空问题。它使三峡工程一延再延,而三峡论证却愈做愈精细。

  三、葛洲坝与三峡:

  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国内紧张,苏联撤走专家表明国际关系紧张。政治关系紧张又预示着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因而,1959年,毛泽东针对防空问题,提出了兴建三峡应“有利无弊”的要求。于是,成立了专门班子研究防空问题,结果均不尽人意。这样,就由高坝型的三峡工程引出了低坝型的葛洲坝工程问题。

  1969的9月,毛泽东视察湖北。湖北省负责人张体学向毛泽东重新提出修三峡工程,毛泽东回答:“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并反问张体学:“脑壳上顶200亿方水,你怕不怕?”

  无奈,张体学又转而建议:可先建葛洲坝工程。1970年10月,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向中央提出了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正式报告,终于在年底获准开工。周恩来解释说:“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这是符合毛泽东意图的。

  林一山则坚决反对葛洲坝工程先于三峡工程仓促上马。其理由是:葛洲坝工程在长江总规划中,是作为三峡水利枢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反调节电站,一个航运梯级而存在的,它的先期兴建,将对三峡主体工程带来许多困难;而且,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三峡工程好。林一山力主先上三峡工程。他几次向周恩来陈述自已的意见,周恩来也犹豫了。在1970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曾表示了先上三峡的意愿,但因毛泽东不同意,他只好弃三峡而上葛洲坝。

  毛泽东的信念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高于一切。一旦发生战争,高坝(三峡)太危险,低坝(葛洲坝)出事则损失较小。因而,毛泽东从全局出发,认定上葛洲坝工程优于上三峡工程。但是,林一山的“反面意见”他又不能不考虑,于是,毛泽东在1970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就葛洲坝工程挥笔写下了这样一段颇富哲理的批示:

  “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这段批语,“赞成派”深感鼓舞,自然不言而喻;“反对派”亦感欣慰,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它在肯定中包含有否定的意味,并没有将反面意见完全排斥在外。

  在重大工程建设中注意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眼睛向下,虚心求教,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当毛泽东派飞机将赞成三峡工程的林一山等人接到南宁时,有人反映:“还有反对三峡工程的。”毛泽东说:“那好,把反对三峡的工程的人也接来。”结果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正反两种意见的陈述和交锋。

  此风一开,技术民主与科学民主得到发扬,三峡论证才得以步步深入。

  1970年,正值“文革”高潮之中,“个人崇拜”盛行之时,毛泽东尚能在重大工程问题上听取反面意见,并在下发中央关于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正式文件时,还将林一山的反对意见一并发到全党,以提醒人们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表明了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作风。

  正如毛泽东、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年后,果然遇到重大技术难题,工程无法进展。周恩来当即决定:“工程必须停下来!”并很快组建了以林一山为主任的葛洲坝的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全面“修改设计”;实际上是重新设计,因为葛洲坝工程开工时采用了“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非科学方法,只有总体设想而没有技术设计。

  葛洲坝工程出现的重大挫折,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他明确说过“要准备修改设计”;也证实了周恩来的担忧,他说他搞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还证实了林一山的推论,他早就指出先建葛洲坝工程会遇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巨大的困难。

  但是,既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得令于困境之中,林一山也就无可推委了。他亲身经历了工程的全过程,深切了解工程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尽管问题不少,难度很大,但并非不可解决。重振葛洲坝,他是充满信心的。周恩来却为他捏着一把汗:看来你林一山有些满不在乎;“你要是把葛洲坝做成了,你就给党立了大功!”

  林一山不敢怠慢,全力以赴。他率领精兵强将,只用两年时间就拿出了通常要5~6年才能完成的技术设计,精心指导施工,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题,扫除了一个个施工障碍。自1974年重新开工之后,葛洲坝工地捷报频传。

  1981年1月,长江截流成功。

  同年7月,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1990年,葛洲坝工程胜利建成。

  至1991年底发电总量已达1000多亿度,创利税40亿元,基本收回了工程总投资。

  昔日反对葛洲坝工程上马的林一山,如今又看到了葛洲坝工程的建成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重大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

  第一,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用周恩来的说法是,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了重要的“实战准备”。

  第二,葛洲坝工程的实践证明了三峡工程论证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泥沙论证,生态环境论证等等),使各种分歧意见更趋统第三,葛洲坝工程的胜利建成,已使国内大多数水工专家相信,“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这支科技队伍完全能够设计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任何水利工程。而这支队伍具有世界水平的设计能力是在葛洲坝工程实践中得到提高的。

  第四,人们已经看到了葛洲坝工程的巨大效益;而三峡论证表明,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将远远胜过葛洲坝工程,这样,人们就能经由葛洲坝工程的成功而激发起对三峡工程的巨大热情,使三峡工程建设得更快更好。

  人们从葛洲坝工程今天的成就,看到了三峡工程明天的光辉前景:

  ——葛洲坝工程几乎没有防洪效益(总库容仅15.8亿立米);而三峡工程却有巨大的防洪效益(总库容多达393亿立米),可使长江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从根本上解除长江上游洪水对长江中下游人民的常年威胁。

  ——葛洲坝工程装机总容量只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41亿度,而三峡工程的装机总容量多达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亿度,约是葛洲坝工程的6倍左右;——葛洲坝工程可改善三斗坪至宜昌河段约40公里的航道,而三峡工程却可根本改善从三斗坪上达重庆600多公里的航道,它开辟了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三峡工程的巨大供水(城镇用水、南水北调)效益、旅游效益、水产效益、促进三峡库区经济现代化等等的综合效益,也是葛洲坝工程无法比拟的。

  总之,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前者以后者为主体,后者以前者为辅助;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逻辑的进展和历史的进程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四、兴利与除弊:决定三峡坝高的多样性统一

  举世瞩目的大三峡工程,涉及到自然、社会和人文的方方面面,包含着一系列矛盾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三峡工程矛盾体系,即矛盾的“多样性统一”。诸如:建坝与移民的矛盾;库区淹没与下游防洪的矛盾;工程投资与工程效益的矛盾;工程造价与经济承受力的矛盾;工程兴利与工程负面影响的矛盾;防洪与发电的矛盾;发电与用电的矛盾;发电与排沙的矛盾;排沙与通航的矛盾;美化三峡景观与有损三峡景观的矛盾;新创生态环境与旧有生态平衡的矛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用毛泽东的哲学辩证法思想和矛盾学说来分析这些矛盾,可以得到诸多教益。我们可以看出,这众多的矛盾关系犬牙交错,又通过三峡主体工程的坝高集中体现出来:

  三峡大坝越高,则工程规模越大,投资越多,库区淹没越多,移民越多,整个工程难度越大;反之越小。

  三峡大坝越高,则水库库容越大,防洪效益越好;越有利于通航和发电,经济效益越好。反之越少。

  三峡大坝越高,则发生战争之后的危险性越大,对下游的水灾威胁越大;对库区及下游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越大。反之越小。

  三峡大坝越高,则工程单位成本越低,工程自身效益(投入产出比)越好;反之越差。

  三峡工程论证的本质,就是要在这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中抓住最基本的关系,在众多的利弊权衡中找出最佳适应的“度”,进行技术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论证。

  对于三峡工程这样事关全局,事关众多地区人民重大利害关系,事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近期与远期发展态势的巨型工程,其技术和社会的可行性研究,应当由一个超然地区和部门利害关系、统揽社会全局的主体来统筹规划。这是工程论证自身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所要求的。

  毛泽东的治水思想和治水实践,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客观要求。

  50年代,当三峡论证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就对周恩来明确说过:我们中央不仅要考虑内政外交大事,而且也要考虑具体的重大工程建设问题,如大三峡、铁路通拉萨等。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不仅为三峡论证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责成周恩来代表中央决策层具体实施这一计划。

  此后,中央抓大三峡的思想和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到江泽民、李鹏等,都亲自过问、指导和部署三峡论证工作,在人大通过议案之后又具体领导实施这一议案。

  可以说,没有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和统领,就没有新中国三峡论证的显赫成就。

  从另一方面看,三峡论证又是广大专家学者辛劳的结晶,是知识界、学术界、工程技术界集体智慧的杰作。

  因此,将三峡工程论证的总体成就看做是中央决策层和专家学术界协同完成的科学创作,应当是恰如其分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三峡论证的“三起三落”历程,就一目了然了。

  三峡论证的“三起三落”历程,又恰与三峡大坝高水位的“200米方案”、“150米方案”、“175米方案”三个方案的先后出台同步,因而可以用“200—150—175”这一组数字来标志其论证的曲折历程。在这组简单数字背后,深藏着天灾人祸的肆虐、国际风云的变幻、国内政治的涟漪、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中华的腾飞等诸多因素的变迁和考量。一部三峡论证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近40年的中国现代史。

  1.200方案。即“高坝”方案:大坝正常蓄水位为海拔200米。这是50—60年代的论证方案,考虑的重点是防洪。到70年代,三峡论证的重点转移到葛洲坝工程上,以取得修建三峡工程的实践经验。1958年以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的中苏专家曾拟定过260、235、220、210、200、190米等6个正常蓄水位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三峡正常蓄水位愈高,则技术经济指标愈优越,防洪、发电、航运的效益也愈大。但正常蓄水位高于200米以后,重庆市区以及邻近的农村都将造成较大的淹没损失。

  权衡利弊,毛泽东主张:三峡大坝正常蓄水位高程不得超过200米。

  于是,1958年的中央成都会议决定:“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公尺(吴淤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公尺和195公尺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此后,三峡工程论证就按这一要求向纵深展开,并取得重大成果。然而,只是由于社会政治而非工程技术的原因,三峡工程未能上马,先上了葛洲坝工程。

  2.150方案。即“低坝”方案:水库正常蓄水高程为150米。这是80年代上半期的方案,考虑的重点是发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电力日趋紧张,且煤炭运力严重不足,为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电子能源问题必须解决。这样,三峡工程又提到历史的前台。

  198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提出了4个候选方案:一是200米高坝一次建成使用方案;二是“高坝中用”方案,即按200米高坝一次建成,分期移民,分期蓄水;三是150米低坝方案,即分期建设方案,先期按150或128米建坝,预留加高的位置,尔后再加高至高坝程度:四是分级开发方案,即在三峡河谷地区分别建几个低坝代替一个大坝的方案。经论证分析:分级开发方案经济效益最差,高坝方案的综合效益最好。但高坝方案一次性投资太大,移民较多,也有明显的不足。

  1982年,掂量利弊得失,邓小平明确表态: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亦先后对低坝方案投了赞成票。

  于是,三峡论证按150米方案继续进行。1983年3月,长委会(长办)

  按低坝要求提出了《三峡可行性研究报告》。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一报告,并最后确定: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

  工程定于“1986年正式开工”。随后,建立了“三峡省筹备组”;首批施工队伍开进三峡坝区搞前期准备。三峡工程开工在即。

  然而,就在此时,重庆市政府提出,150方案回水到不了重庆,重庆通航问题仍然不能解决。交通部支持重庆市意见。同时,人大、政协、政界、学术界、知识界的各方面反对意见也蜂拥而至。重新论证不可避免。

  最高决策层首先提出动议的,正是邓小平。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三峡工程要有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开工,不会草率从事。这才引出了175方案的出台。

  3.175方柔。即“中坝”方案:水库正常蓄水位175米,坝顶高程185米。这是1986—1992年的方案,也是最终方案。其考虑的重点是发挥综合效益,尤以防洪、发电、通航为重,远期还与“南水北调”相配合。与前两个方案相比,这是一个更成熟的方案,一个真正“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

  在三峡论证的漫长历程中,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论证、再论证、审查、再审查,每一次都是超过前一次的更为严格的科学检验。而这一次再论证和再审查之严格,近乎苛刻!

  ——“三峡建库后会不会因泥沙淤积而变成泥库?”中国专家提出的水库“长期使用”新理论和方案已在80年代初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那么,三门峡水库改建和葛洲坝工程的成功不是检验过了吗?但葛洲坝是低坝、三峡是高坝;三门峡在黄河,三峡在长江,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做了大型泥沙物理模拟试验,并且分别在武汉、北京、南京用不同方法做,结论完全一致。然而,仍然有人持怀疑态度,要求丹江口水库13年来泥沙运行的实测数据与试验相对照,看看是否相吻合。对照结果证实:模拟试验的结论是可靠的。仅这项再论证,就花费1000多万元人民币。实际上,三峡是世界上处理泥沙淤积最理想的河槽型水库。

  ——“水库蓄水后会不会诱发地震?”诱发地震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经过抗震处理不影响大坝安全。世界上建了几十万座水库,还没有因诱发地震而垮坝的。专家组重新论证的结论仍然是:坝址适宜建混凝土重力式高坝;建库后虽不能排除局部地段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但影响到坝区的烈度小于设计的抗震烈度,不会对坝区安全造成威胁。实际上,三峡工程地处弱震区,其防震安全远大于其他一些水库。

  ——“库区百万移民能够妥善安置吗?”移民问题常常是制约水库兴建的一大难题。“文革”中,成千上万移民上访请愿,就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之一斑。究其原因,主要是采用“生活安置型移民方式,只管给移民盖房子安顿生活,不管生产发展和生活出路,造成许多移民到新区后生活无着。如采用“生产开发型”移民方式,则可从根本上解决移民生活出路问题。1985年以来,国家每年花费2000万元用于三峡库区“移民工程”试点。从试点情况看,试点区移民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有些已经很快致富。因而,移民自愿接受和衷心拥护这一新的移民方式,热切盼望工程早日上马。实践证明:新移民方案是科学的合乎民意的。实际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三峡工程的兴建必将对三峡库区人民的经济现代化和生活现代化带来明显的改观。

  ——“一旦发生战争,三峡水库会造成灭顶之灾吗?”

  战争是无情的。但三斗坪坝址的选定却可大大减弱溃坝造成的威胁。如果选南津关,溃坝洪水直赴长江中下游平原,后果不堪设想。现选在三斗坪坝址,则三斗坪到南津关有40公里之遥,其中有20公里为峡谷地段,还转了3个90°的急弯,这就能够大大削减溃泄的洪峰。大型水工模型试验研究表明:当三峡水库达到最高蓄水位175米时,即使大坝瞬间全溃,库水汹涌下泄,经过峡谷挤压减弱,并配以荆江分洪,沙市最高水位才45.75米,还低于荆江大堤1.25米。结论:三峡水库若因战争溃坝不会造成长江中下游的毁灭性灾害;灾害是局部的,并且可以预防减轻。实际上,战争是有征候可察的,可以事先开闸泄洪,降低库水位到145米以下,从而增大安全系数。

  这次论证的基本结论是:三峡工程的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参加这次论证的40个专业的412位专家中,除9位因持不同意见没有签字外,402位在论证报告上签了字。至此,最后一次全国性三峡工程大论证大审查遂告一段落。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44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至此,三峡工程论证获得最后批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策过程终告完成。

  三峡工程论证之科学,决策之民主,处置之慎重,在世界工程建筑史上也是创纪录的!

  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十分自信地告慰于我们的开国先辈: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三峡工程大论证定会结出丰硕的社会经济之果;“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定会变成光彩夺目的现实。三峡论证的科学成就,渗透其中的毛泽东治水思想和哲学辩证法宇宙观,将与壮丽的三峡工程一道,成为纪念毛泽东功业的历史丰碑,供后人景仰、缅怀和追寻。

  (作者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