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改革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






  庞永洁 扈华林

  崇尚变革,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对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加以发掘和研究,并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实践,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对加快和深化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如何使新的制度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还要不要进行社会变革?变革什么?如何变革?这种变革与旧社会的变革有什么不同?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当时面临的新课题。毛泽东针对这些新的历史课题,一方面创造性地探索着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探索着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进行新的社会变革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变革奠定了科学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据这一原理,毛泽东创造性地揭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科学原理。

  列宁在分析社会发展动力时,曾经谈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在他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没有能够来得及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斯大林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处于“完全适合”的状态中,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才吞吞吐吐地谈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甚至承认如果实行的政策不正确,“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①这可以说是斯大林认识上很不容易的转变,但他并没有把这个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也没有相应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把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的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②从矛盾的状况上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③同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是存在着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从矛盾的性质上看,“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④所以,这个矛盾一直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即使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被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⑤。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只不过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革命的性质罢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这个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状况、性质和运动规律,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必然引起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和表现形式,正确指出了通过制度本身加以解决的方向和途径,这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和建立的这一新的学说是完全正确的,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依据和锐利武器。

  第二,在经济领域多方面探索了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某些方面、某些环节的途径。

  毛泽东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时,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时,就能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高速发展;当它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状况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变革。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也有一个如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问题。他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⑦而且在实践中较早地觉察到照搬苏联模式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一再指出:“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⑧并从多方面进行了改革的探索。

  1.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制度的基础。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他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⑨只有坚持公有制,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破坏了公有制的统治地位,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毛泽东沿袭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制形式如何变革?毛泽东从两方面作了探讨。在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时,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状况出发,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存在。他在1956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⑩甚至具体提出,让地下工厂成为地上的,可以开夫妻店,也可以开私营大厂,还可以吸引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是,这些想法还没有来得及落实,又强调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是主要矛盾,急于从小集体向大集体、从集体向全民过渡。在农村合作化刚实现时,毛泽东就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11)主张办大社,不久又倡导“人民公社好”,推崇“一大二公”。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认为:若干年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就成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些论述都助长了“左”的思想发展,在短短一两年时间中,农村普遍实现了“公社化”,城市的许多集体企业也转为全民企业,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2.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人与人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并与之相应地结成了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完善和发展时,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2)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新的思想。

  人们相互关系的矛盾,在旧经济体制下突出地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划分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在宏观经济活动中的中央管理层次和地方管理层次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毛泽东强调处理好这一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3)。并针对现行经济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又也没有。”(14)统得过多,势必压抑地方的积极性。改革的方向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5)这样,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发挥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在国家所处的宏观层次和企业所处的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毛泽东针对苏联现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6)应当使“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7)这不仅需要给地方一定的权责利,也需要给企业一定的权责利。为了探索这一改革,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和1964年到1976年期间,先后两次向地方下放了计划、物资、财政等管理权限,并将中央直属企业(包括大中型国营企业)除极少数外,都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也赋予了企业有限的计划、劳动和人事自主权,也允许有少许的留利。但由于这两次放权仅限于行政性的权利划分,没有触及经济体制的根本性问题,反而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导致了管理混乱,结果两次又都把下放的权力和下放的企业收了上来,始终未找到一条理顺关系的出路。这可以说是在旧经济体制框架内试图进行改革的两次不成功的尝试。

  3.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18)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时,认为根本的方针是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必须把方方面面的利益都纳入到“统筹兼顾”的大格局中去考虑。他首先强调的是搞好积累与消费的分配。针对过分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也形成利益分配过份向国家和集体倾斜的弊病,他提出国家积累,集体积累,都要有适当比例,不能过多。从农业收入分配来看,苏联采取“义务交售制”和高“剪刀差”的缴纳“贡赋”的方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9)所以,要引以为戒,进行改革。要合理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相互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上,毛泽东从他的价值观出发,一方面强调关心人民生活,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主张“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20)个人收入要有一定的差距,提出“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21)另一方面,又提倡差距要小,主张缩小国家职工上下两方面的差距,缩小军队干部同军队以外干部的差距,但也不能搞完全的平均主义。到了晚年,这个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发展到批判按劳分配,认为它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差不多,会产生资产阶级,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是很错误的。

  第三,在一些方面发展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探索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活动形式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采取何种活动形式和运行方式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是一个选择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必然首先回答的问题。传统的观念认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列宁、斯大林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作了突破,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虽然也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看法,并且比他们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评语中,尖锐地批判了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也指出斯大林把两种公有制的存在看作是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是“不完整”的,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同时还针对斯大林认为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领域的观点,明确表示:这看来是很不妥当的,生产资料有一部分也是商品。并且反驳说:农业产品是商品,工业产品不是商品,那如何实行交换呢?又具体指出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这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活动也必然表现为商品经济形式。这些开拓性的认识,显示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前人,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形式和运行方式,选择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可贵思想。但由于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商品经济关系的认识上没有完全突破传统观念,赞成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不能在生产领域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因而当转向强调阶级斗争时,就又丢掉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特别是到了晚年,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待商品经济也犯了对待按劳分配同样的错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经济改革思想,可以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改革带有旧制度“痕迹”的东西,这方面的改革较多地采用了激进的变革方式;另一方面,是改革传统体制中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这方面的改革则是在保持原有模式的框架中进行个别环节的调整。对这两方面的改革,毛泽东虽然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宝贵思想,但这种探索却被他后来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观点排斥了,淹没了。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是这个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指引我国开展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继承了毛泽东探索改革思想的科学内容,又以伟大的胆略、深邃的目光和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彻底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从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及其成就,正是毛泽东思想新发展的重要体现。

  邓小平在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同时又进一步说明:“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22)邓小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把这一思想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全面系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理论。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经济改革思想的核心,是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着社会生产力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这个思想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点和主要矛盾的内在要求。邓小平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正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3)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规律中深刻地揭示出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积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抓住主要矛盾,也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才能表现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邓小平在我国刚一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就果断地提出了必须“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4)。从此揭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一页。

  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具体体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革的目的;经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动力,是为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当旧的经济模式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就必须进行改革,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25)要讲全了,就要既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通过改革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6)任何偏离改革、否定改革的意图,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社会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因素,也是衡量经济体制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针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认识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当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7)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体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仅决定要不要改革,而且决定如何改革。凡是适应和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改革取向,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是正确的,按照这种改革的取向和路线、方针、政策去改,进行得才能顺利,成效才能大;否则,就会出现失误,使改革受挫,如果出现大的失误或方向性错误,就会使改革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前提和依据。从这个根本前提和依据出发,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明确了必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改革的各个环节和方面的总体表现,更加明确地指出:“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28),这个“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9)这就清楚地阐明了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深刻意义。经济体制处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和中间层次。生产关系是否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首先表现为经济体制是否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那么,经济体制是怎样形成的呢?它同生产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不回答这个问题,仍然不能正确把握改革的内容和目标。邓小平在我国的实践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早在1962年他就指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30)在进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明确说明,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我们进行改革就是改革那种照搬别国的模式,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模式。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进一步明确了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改革生产关系旧的实现形式、旧的模式。这个思想的确立,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认识起了一个新的飞跃。

  因此,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的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实现形式,并不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邓小平把这一科学认识高度地概括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31)。这一方面说明,随着生产力发展,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是自觉的行动,是自觉地实现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转变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这种性质及其社会变革的意义,是任何私有制社会也不可能有的。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总结我国14年改革实践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新最高概括。邓小平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就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2)。这个思想的提出,表明了要进行改革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传统观念、传统模式彻底决裂。但由于这个决裂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需要人们认识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也需要对新模式框架的探索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首先遇到的障碍是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与之相矛盾。我国农村改革以及随之掀起的城市改革的开展,都首先触及到这两方面实现形式的改变。邓小平分析了这种改变的必然趋势,指出了改革的方向。他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33)同时又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34)进而再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变革的新趋势,从生产关系的基本实现形式上,为新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的成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邓小平把写明这一重大突破性科学认识的全会决定,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也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明确改革的目标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也就进一步明确了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必须以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中心环节,同时要逐步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三个层次改革的开展,为市场经济的城乡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改革进一步深入。对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二者各自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又成了深入探索新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实际上确立了改革的市场取向,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人们长期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一些人总是难以很快摆脱市场经济即是资本主义的羁绊,往往在改革形势处于新的转折关头,就又提出姓“资”姓“社”的问题,反对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邓小平在改革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中,针对遇到的思想障碍和实际问题,一再阐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5),“必须从理论上要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36)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去南方视察时,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新形势,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更加深刻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7)有力地回答了多少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这个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选择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实质不是坚持不坚持、改变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以何者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能促使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才能在新体制中真正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统一的优越性,促使国民经济高效益、高速度地向前发展。这一思想科学地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为加快新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最锐利的武器。

  三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思想和实践,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了开创性的尝试,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思想,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并领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14年多时间里,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崭新道路。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改革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的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任务,需要更加深入地学习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开辟的改革道路前进。

  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深入探索。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探索和建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指引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开展。他们所提出和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思想,社会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已成为我们今天进行改革的牢固的理论基石。可见,理论的创新指导着改革实践的发展,而改革实践的发展又在呼唤着理论的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党的十四大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当前新旧体制转轨中,遇到的难点和出现的误区,说到底是理论深化不够,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对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症结所在,对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等等,认识不清,理解片面,致使在实践中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等同于炒地皮、炒股票、炒外汇,等同于放任自流、任意妄为、想怎么捞钱就怎么捞钱的经济,那就势必出现混乱和失误。因此,为了更自觉地驾驭经济发展的形势,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必须更有针对性地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教育和研究。特别是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中,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文选》关于建立新体制的科学思想,及时了解、分析新情况,科学回答、解决新问题,使理论真正成为正确引导改革行动、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准绳和决策指南。

  其次,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新阶段向深层次发展。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甚至有些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究其根源,仍在于旧体制没有在深层次根本改变,新体制尚未在深层次有效形成。这就极其尖锐地提出:必须加快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要加快新旧两种体制的转变,首要的是明确建立新体制的总体思路。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和14年来改革的探索,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大框架主要包括: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经济等多种形式,长期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新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关系明确、利益关系清楚、经营机制健全、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开放统一、平等竞争、规范有序、价格合理灵活、资源配置优化,并使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相对接的现代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形成以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以实现总量平衡、结构优化、社会分配公平为目标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和调控制度;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和公平相统一,个人创收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同富裕相一致的新的分配结构。上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实现的目标,也是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途径。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实施总体规划中:一要把改革中遇到的难点和出现的新问题,放到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来认识、来解决,要用深化改革的新思路、新办法清除前进中的障碍,防止以传统体制的老办法,“一刀切”地去处理;二是把生产关系实现形式每一方面、每一环节的改革都放在大系统中加以全面安排,统一布署,从深层次中抓住重点、热点、难点,配套进行,防止顾此失彼,相互脱节,相互冲突;三要把一切改革活动都落实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坚持以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再次,加强党和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深入、全面、统一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自我完善和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核心能够按照客观的要求,自觉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能够把实现改革的目标、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阶段的任务,变成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这就要求,在领导改革中,必须认真掌握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和积极吸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制定规划,方案、政策、法规,保证社会主义改革目标的实现。在当前形势下,针对新体制建立中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难点和宏观调控滞后的缺陷,按照改革的总体设想,在着重进行市场主体塑造的同时,结合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调控制度的建立。要通过深化金融、财政、投资、计划体制的改革,加快形成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必要行政手段的调控方式,从宏观上保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指导和监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秩序地正常运行,积极促进新旧体制转变。新旧体制转变的核心是人、财、物等各种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转变,它必然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面对这场伟大变革的新关口,如果留恋和把持传统体制下既得的权力和利益,就会阻挠企业自主权的落实和新的利益关系形成;如果以庸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变化,会丧心病狂地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成为改革的蠹虫。体制转轨的时间拖得愈长,腐败现象可能愈严重。因此,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并在加快改革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各级政府的建设,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提高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自觉性,做改革的促进派,不要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要坚决清除腐败,增强战斗力,大力加强党和政府对改革和建设深入、全面和统一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指挥我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二次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1993年3月完稿

  1993年7月修改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①《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页。②③④⑥⑦⑨(13)(14)(15)(16)(17)(19)(20)(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第768页,第767页,第717页,第829页,第705页,第730页,第729页,第729页,第727页,第727页,第727—728页,第775页,第726页。⑤⑧(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319页,第321页,第257页。⑩《党的文献》1988年第6期,第29页。(12)《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10页。(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22)(25)(27)(28)(29)(32)(35)(36)(37)《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52—53页,第85—86页,第60—61页,第83页,第82页,第95页,第96页,第97页,第98页。(23)(24)(34)《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第131页,第222页。(26)(31)(3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4页,第121页,第99页。(30)《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