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探索·贡献·继承·发展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兼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

  石仲泉

  一

  在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①毛泽东自20年代初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就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也可以说是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

  从宏观的历史视觉来看,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民主革命的28年可以视为他追求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的一个前期准备阶段的探索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虽然是两个革命过程,但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中国革命运动。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阶段,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样,毛泽东对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对他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探索的一部分。放开视野,从更广阔的时空领域来看,这是属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头7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毛泽东在40年代初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建国前后制定的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策,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思想和政策,对于这个时期的探索起了重要作用。尽管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偏差,尽管对某些改造步骤有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但从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体上看,毛泽东对这个转变时期的探索是应当肯定的。特别是和平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赎买,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时期,是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半左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富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探索,本来可以成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由于反右派扩大化以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个时期的正确探索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第四个时期,是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期。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交错向前发展。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初步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对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强调要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遗憾的是,他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但由于根本指导思想没有端正,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和有反复的。并且由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争论的不断升级,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和对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也愈益偏离正确轨道。他的主要注意力愈益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在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到1966年6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就中断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探索。

  第五个时期,是10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场“大试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在进行“探索”。但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不成功的探索,是陷入“误区”的探索。因此,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误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主导方面是错误的,无疑要否定;但并不是说在这10年间,他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思想和主张。

  综观毛泽东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虽然经历了重大曲折,但其正确和成功是主要的。在理论上,他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贡献是巨大的。这里仅就理论贡献论列以下主要几点:

  ——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转变中介的新民主主义论。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两个方面。前者开辟了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后者提出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

  ——创立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初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创立了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他批评那种迷信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观点是形而上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严格加以区分和正确处理;强调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如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发展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使其既具有无产阶级真正的国家政权性质,又能体现中国特色;创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形式,提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以及由此提出的抵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思想具有战略远见;强调执政党的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不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如认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基本认同党的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的根本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1958年初还要求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以及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的其他各种关系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管理上一度允许私营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以后又搞资本主义”;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企业管理上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要求通过改善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到60年代前期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两步走”发展战略。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如要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②,继续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基本的和长期性的方针;提出知识分子要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和在全社会内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观。

  ——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方面,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以上几个方面的思想和政策,有的具有科学理论的意义,在实践中发挥了或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有的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坚持贯彻或在实践中发生过偏差,但其理论的正确性是无疑义的;有一些思想观点虽然还不准确、不明晰、不完备,甚至还参杂有错误,但其基本思路的某种理论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也有的思想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再具有实践意义,但曾经起过的有益的作用不应当抹煞。这些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心血和智慧(有的还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凝聚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惜它。

  二

  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失误也是应当总结的,特别是他的理论失误更应当认真研究。

  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急于求成和求“纯”,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应当说明的是,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不是为了否定他的伟大功绩;也不是为了混淆视听,模糊重大政治是非界限。指出错误,正视错误,是为了使“向错误学习”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对待其他这类错误一样应当采取辩证的否定态度。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既然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正确地认识我国的社会实际,也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方法而发生的,那末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轻蔑地、浅薄地看待他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其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通过对

  历史的反思,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毛泽东本人就说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做一种耻辱,要同时看做是一种财产。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正是采取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一方面纠正他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坚持和发展他的正确思想。如邓小平本人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时期,还是做好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③这些话概括他说明了新时期以来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的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说明了邓小平这个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怎样认识新时期邓小平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焦点之一,也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

  邓小平比毛泽东小11岁,但却几乎是在同时代求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自30年代初起,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反对本本主义的共识,就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在江西中央苏区,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通过延安整风运动,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指出:“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④,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⑤。这是我们党最早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连在一起的提法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以后,他的工作都博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的党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过党的不少领导人和负责人,但从未批评过他;并且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讲过:我是主席,是统帅,副帅就是总书记;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这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标志着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对邓小平的认识发生逆转。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曲折经历是人们熟悉的。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能够正确地对待过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间,实现了罕见的三个超越。

  第一,超越了千百年来以个人为本位来审视一切的“自我”。邓小平在“文革”中两度被打倒,但他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怨荣辱,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他以个人这种特殊经历表现出来的坚定立场,为全党科学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情怀还表现在无论全党怎么拥戴,他始终不当第一把手,不断推荐年轻的同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上,率先传、帮、带。在1989年以后又提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坚持完全退下来,选择第三代领导人进行政治交代。这种非凡的政治人格,是对自我的“无我”超越。

  第二,超越了毛泽东的晚年。毛泽东长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要认识并否定他晚年的错误不是容易的。“两个凡是”是一种历史现象。邓小平的卓越智慧就在于,他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通过批判“两个凡是”,清算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转变,把我们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道路上扳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通过这个超越,他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第三,超越了传统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邓小平尊重实践第一原则,非常关注新情况和研究新问题,并且善于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通过总结70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大胆地提出和肯定了一些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逐步地形成和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改变了几十年被尊奉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原则,但却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三个超越,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每个伟大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辉煌。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历史巨人也如此。如果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的20多年间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末上述三个超越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则是邓小平的黄金岁月。人们已经公认,毛泽东的理论贡献的集中体现是以他为主要代表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结晶是以他为核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谓邓小平新时期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概括他说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研究两者关系的政治指针。下面分别阐述两者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三

  人类文明的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看,都是既有对以前认识的继承,又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发展。这是认识的继承与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认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由此形成人类认识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它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会长期地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这就要求它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在认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时,经常听到一种议论认为,邓小平理论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种看法在国外也有。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思想混淆: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没有加以区别。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认识这两者的关系时,实际上涉及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理论。只有分清这三者的关系,才能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两者的关系。

  前已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经过《历臾决议》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科学界说之后,确定只有毛泽东正确的那部分思想才属于毛泽东思想,他晚年的错误违背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有的同志往往忽视这种区分。但是这个区分和界定,无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极为重要。没有这个区分和界定,不仅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不能清楚明白、理直气壮地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经过区分和界定,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就能正确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继续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党的指导思想。就邓小平理论来说,它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而只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或者说,只有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后才有可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不庸置疑的前提。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邓小平理论两者之间,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如果说有,则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在转化的意义上,即否定了那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使错误转化为正确的先导,从而产生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路线和理论。有的同志对邓小平与毛泽东作比较,往往只是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比较。从这样的比较中,得出的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当然不能用来说明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这两者的关系。

  但是,就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进行比较而言,两者存在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这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点。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1.理论的创立者的连续性。一般他说,无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具体他说,这是以两个历史巨人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这两代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存在着连续性。邓小平、陈云在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是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都参与过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事的事业,并在中央担负相当的领导责任,或是某地区、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起着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作用。他们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如前引述邓小平讲的,“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或没有纠正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连续性。2.理论思路的连续性。这里说明的理论思路是指大思路或根本思路,不是指一些具体的思路。就具体思路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对一些问题认识的角度和侧重会有所不同,但就大思路或根本思路言,则是一致的。这不是别的,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⑥这个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单从马列本本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反复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⑦,他本人就是实事求是派。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又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些言论,再清楚不过他说明了两者大思路的连续性。就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而言,邓小平的大思路与毛泽东的大思路是一脉相承!

  3.理论性格的连续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格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同,又有相同。就相同方面说,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中国特色”。在30年代和40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了伟大成功。在50年代和60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误。在80年代和90年代,还是强调这个特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⑧,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功。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他多次讲过: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邓小平也有这种理论性格,强调指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解决他们去世以后50年、100年、200年发生的新问题。“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天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或上百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⑨。这种理论性格的连续性是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的一个重要特点。4.理论内容的连续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对我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的总结,这是无疑的。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的不少内容可以从过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找到一定的渊源。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准备了某些基础。只要将中共十四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内容同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思想观点相比较,就不难了解这两者之间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承认两者理论内容的连续性,绝不是说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全部是过去都有的;从毛泽东那里可以找到渊源的理论观点,也不是同过去的完全一样。正如有种属关系的生物体内存在某种“遗传因素”一样,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思想观点之间也存在某种“遗传因子”或“继承因子”。这种“继承因子”在新的环境下吸收营养,发生“变异”,成为具有新质规定的新的思想观点,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能用僵化的固定眼光来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应当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继承关系。

  四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会有若干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形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⑩。这可以用来认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

  东思想的另一层关系——发展。这种发展关系不是一般的渐进式的不显著的量变,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会经历若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阶段性飞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制定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发展和不断认识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需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需要这个结合,以后还需要这个结合。随着形势、任务和认识的变化发展,这种结合的科学成果也必然发展。历史过程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反映在思想观点上,就不能不产生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1)。作为思想理论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12),那末同样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用中共十四大的说法,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两者虽然都是马克思主义,还姓“马”,但是这两个时期理论形态的变化,却呈现出阶段性的质的飞跃。

  这种阶段性的飞跃,亦可以从四个主要方面来认识:

  1、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转换的飞跃。

  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它的理论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革命展开的。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中认识到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要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移,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初步地形成了一些如前所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能一以贯之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并在相当长时间越来越严重地走入了歧途。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才真正实现了这个战略转移,并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逐步地形成、充实和建立起了中共十四大所论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全改变了一些人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只有领导革命的成套理论,没有领导建设的成套理论的看法。

  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

  例如,毛泽东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从哲学上提出部分质变观点用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但是,毛泽东对此既没有展开分析,也没有着重提出,“不发达”的概念还很含糊。因此只能说是带有一时性的,但却值得珍视的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既是有明确界定的,也是经过展开论证的。中共十三大提出要以这个关于国情的基本认识作为我们确定路线的根本依据,并且据此确定了一系列过去没有的政策。这两者之间,无论就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着力角度、具体涵义和思想深度而言,都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科学的确定性,相对于前者是一个质的飞跃。再如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1956年冬到1957年春都有很多精彩的议论。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关于只要社会有需要,资本家拿出定息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100年不没收,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又搞资本主义的谈话,尽管主要是对个别特殊问题的认识,还没当作一个普遍性问题来思索,但也表明了当时思想的开放性和政策观念的灵活性。可是,这个思想在毛泽东那里象流星似的闪亮了一下,转瞬即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时,把毛泽东曾经闪现过的上述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政策来规定,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等新概念。这是理论认识的一个很大的飞跃。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被看作天经地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区别姓“社”姓“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关于经济建设的某些理论也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初期曾经起过有益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弊端。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从50年代中期起也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良,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并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去否定计划经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不仅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的经济理论的巨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是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之后,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共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谈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并从一个重要方面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构成了一个新的阶段。

  4、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巨大飞跃。

  前面三点是就具体内容进行的分析,这是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作总体比较。经过10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概括,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一些广为宣传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越来越从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离去。如人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由近变远了,从30年代到70年代讲的较多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从历史的日程表上不断后移;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由短变长了(因为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会有多长现在更无法预测)。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限于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中承认商品交换,再到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由完全不承认市场经济到只承认市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辅助调节手段,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由强调公有制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存在并共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由只承认按劳分配原则,到承认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其他分配方式可以作为补充而存在,包括允许一定量的剥削。如此等等。

  怎样认识这些观念的变化呢?这些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不是任何人一定要人为地、主观地强加于现实社会的,而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提出来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先辈始料未及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实,并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一种后退(即所谓“由高到低”,“由纯变杂”等),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的巨大变化,与党的历史上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折发生的变化非常相似。那时为了抗日,我们党表示愿意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倒退;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政治力量和阶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动之后,我们党的政策不作这样的大调整,就不可能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自身也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无论对于民族利益还是党的利益来说,这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经过抗日战争,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并经过自卫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当然,历史不能简单类比,我们国家进入新时期的情况与那时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个时间要长得多(即整个初级阶段)。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作政策的巨大调整(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不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那就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3),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严峻的历史事实。东欧一些国家制度剧变就是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调整政策,去掉了许多不符合现阶段实际的虚幻成分,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深深地扎下了根子。从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来看,10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都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总体上更加坚实和雄厚了。如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的:“十四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由基于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产生的新的思想观念建构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不能不形成巨大的飞跃。

  邓小平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发展,同时又没有、也不可能完结对于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放型的思想体系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不断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中国,这个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第131页。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2页。③⑥⑦⑧(11)(12)(1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第109页,第121、109页,第372页,第114页,第40页,第140页。④《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89页。⑤邓小平在1945年3月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杜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4—25页。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