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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临终之前,毛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几步。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日本那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要胜过印度。尽管毛喜欢拔苗助长而有损其正常生长速度,但收获总是主要的。

  总之,毛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和世界第六经济大国的地位。

  “然而,毛的履历极为复杂,尤其在国内,作为一位要人和政治家,他有严重缺点:心存较大偏见,做事总是前后不一贯。由于他地位显要,毛不总是令人有安定感。在他的同事中。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人极少,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然而他的性格中的许多方面不值得称道。

  毛有自己奇怪的合作方式。如果必要,他可以与任何人结成联盟一一今天与一名土匪,明天又与一位王子。第二天,这名土匪或王子因情况变化,又象手纸一样被扔掉。

  他历经坎坷,因为他经常改变初衷。他常常对自己栽的树结出的果实惧怕畏缩且异常憎恶。他周期性地对官僚机构的作风大发雷霆,在一个九亿人口的国家,这倒有点象是说不准园丁粘一点泥巴一样。

  遗憾的是,中国缺乏某些毛的社会主义所允诺的玫瑰色美景。毛指望中国出现一种“繁荣的文化”然而政治宣传吓倒了作家和教师。毛期待着公民有“个人心情舒畅”,然而他却撇下一群闷闷不乐的平民而去,他们已经体验到不必伸长脖子等待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1949年以后,毛从未平静下来过。他从未劳神去把过去原有的革命价值观念转变成胜利后年代的行动模式。他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作为一个反传统者,导师和战士逊色得多。

  事实已经证明且将继续证明,中国要从衰败的经济中复苏,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它的发展落后于毛革命的第二位任务——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雪耻。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不过,部分原因还在于毛不象他精通政治那样精通经济。

  这个曾自称为既有虎气又有猴气的人真是充满矛盾。他谴责生活中的一切俗套,然而,他又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循规蹈矩,陷于他设置的泥淖之中。他自己常常沉溺于传统的浪潮之中,而他却要中国的年轻人远离此地,游向那高高的现代荒漠之陆。他承认意志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又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向历史的客观力量让步。

  在毛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边,以发动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

  即使不密切,但与苏联保持事务性关系本来可以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较大改善。但是,毛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砧污——他因此宣布莫斯科是万恶之源。

  可是,毛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的变化大得多,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紧密相关。

  毛的一生很难用某种模式来进行概括。晚期的毛——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刚掌权的毛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自我溶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毛“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他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改变,毛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象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

  他不能容忍自己权威的丧失,而这又是他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带来的后果。

  毛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了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

  年轻的毛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夺取了胜利,并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死二十年,申国也许会更稳定一些。

  毛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

  1919年,毛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

  然而,毛又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曾几何时,1919年长沙那位少女的孙女或许会因为外遇而判好几年徒刑。这并不是说毛已经失去了解脱中国人束缚的梦想,而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与六十年前相比,妇女解放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殊死斗争了。

  年轻的毛和他的朋友们都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个怎样的时代?显然, 1919 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