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鹰击长空






  毛泽东一行是在四天后的8月19日,抵达北京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寓所的。

  杨昌济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张昆弟、彭道良、萧三等几位熟识的湖南学子,欢聚一桌。依然是人手一双公筷。

  杨昌济慰悦地巡顾着锐气自溢的湖南学子道:“没想到你们说来就来,算得是雷厉风行。”

  “能出国留洋,谁个不想?”萧子升显出总干事的口吻,“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在这里等得都六神无主了!”蔡和森总算可以释然地吐出一口大气了。

  “和森各方联系得已初有眉目,就盼着诸位‘尊神’。”杨昌济褒奖着蔡和森。

  “爹,你不要光顾着说话。”杨开慧指指桌上的菜,提着醒。她已是17岁的少女了,亭亭玉立,继承了父亲的静谧,那清冽的目光,已少了些稚气,多了些成熟。

  “噢,批评得对。请请。”杨昌济引指着桌上的菜。

  “开慧,你也一起来罢。”毛泽东相邀着。

  “厨房里还有事。”杨开慧嫣然一笑,悄然退去。

  杨夫人又热忱地端上菜来。

  “伯母,快莫做了,吃不光。”毛泽东欠身致意。

  同伴们也一一起身相邀:“伯母,您老也来。”

  “坐坐。路上饿了那么多天,快放开肚子补一补。”

  一座欢颜!

  杨昌济还是心静如故,回复到原来的思路道:“去法国勤工俭学,是蔡元培、李煜瀛和吴玉章三位先生发起的,具体由华法教育会副会长李先生负责。”

  萧子升留意着先生的介绍,问:“噢,李先生?就是李煜瀛?”

  “嗯。”

  杨开慧端菜进来时,杨昌济想到什么:“霞,把东边的房间收拾一下,晚上大家……”

  “早收拾了,就等主人。”杨开慧眼光往“主人”们一送。

  杨昌济意外之下,煞是称许:“咳,你们大哥哥一来,我这个女儿硬是不一样!”

  一座嬉笑。

  “爹!”杨开慧娇羞地隐入厨房。

  “世界大战该是差不多了。百废待兴,法国人少,尤其需要劳力。”杨昌济忖度着分析道,“这是一次你们跟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这次可不比上回在半学斋的彻底失眠,而是彻底的不眠——因憧憬而激扬出来的一种难抑的年轻人的兴奋。

  东边侧屋里,灯光映照着一围神采奕奕的开拓者们。

  蔡和森翻着备忘录,介绍着。毛泽东随即取过“备忘”,重览了几条:“嗯,筹款、学法语……和森,你已是半个‘北京通’了,大家的安身立命之所,还是得拜托你和昆弟。”

  蔡和森和张昆弟爽然应诺。

  毛泽东思量着加重了语气:“剩下最后一件事,也是头等要务,就是拜会蔡元培、李煜瀛先生,具体商量去法国的事项。”

  “这可是打向世界的成败所在,我来吧。”萧子升自告奋勇。

  “你一个人怕……”

  “还是叫润之一起去的好。”

  毛泽东眼光掠过萧子升,委婉地提议:“是不是子升、和森加我,我们一起去?”

  “好好!”

  “再好不过。”

  还是保持着在湖南养成的习惯,杨开慧独坐在门角头的竹椅上听着、看着,眨动的眼光里似款款流泻出什么……

  “开慧,你看嘞?”

  毛泽东一问,倒将未防的杨开慧问愣了:“我?”

  蔡和森立时补上:“比起我们,你可是‘老北京’了!”

  罗学瓒扶上眼镜:“你不再是长沙的‘旁听生’了,该是个巾帼须眉。”

  嬉笑再起。

  院中乘凉的杨昌济夫人与杨开智听得东屋里的嬉笑,一样地莞尔不禁。

  杨夫人感慨系之:“你这班学生,真像一团火,到哪里,哪里就烧得热气腾腾的。”

  杨昌济暗下揉揉腰,挺挺身,欣然颔首:“中国的希望,怕正在于此。”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做了“第一要务”——一起去北京大学拜会久所敬重的蔡元培校长。

  蔡元培拉着蔡和森的手道:“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面容端谨,八字短须,鼻上架着金丝眼镜,长短适中的倒背头,谦谦一介君子。他字鹤卿,号孑民。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家,知识界的先驱。时年知命。

  “你们来了多少人?”

  “这一批二十四人,加上前前后后到北京的,共有四五十人。”

  “了不得。你们这个新民学会当了勤工俭学的先锋。好,好!”蔡元培甚是赞赏。少顷,他有心地考问道:“都有什么想法呀?”

  萧子升冲口接上:“蔡先生、杨先生都是留洋回来的大家,我们不敢攀比,却乐意追从——求学、问道,报效国人。”

  “呵呵,蔡先生、杨先生何足道?有什么不敢攀比的?”蔡元培微微一笑,备显出“大家”的笃诚,“‘小蔡先生’的抱负,我已领教——‘救中国于水火!’那,毛先生呢?”

  “不,不敢。”毛泽东欠身致意。

  “不必拘礼,请坐请坐。”

  “我个人是否去法国,还不一定。”

  不啻蔡元培,连两位好友也闻言一愣。

  “那你?”

  “我们理该去了解法国、苏俄……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自己、自己的国家;了解多了,综合比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中国才有救,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

  蔡元培眼里划闪出波光,掂量着这位沉稳的学生青年,暗下颔首:“有见地。能否立足于世界之林呢?”他似问人,又似问己,徐徐欠身。

  三位学子凝视着自己敬重的师长。

  须臾,蔡元培又将目光回落到三位“新民”身上道:“就看你们这一代‘新民’了。”

  学子们惶惑又感奋,相顾动容。

  几声敲门,进来一位秘书:“蔡校长,学联大会要开了。”

  “噢。”蔡元培应诺着,回座写下便笺,交代着,“你们去找一下李煜瀛先生。另外,拟一份赴法的细则和打算给我。”

  萧子升接下引见信,爽然允诺:“好的。”

  三位学友走出北大门口时,蔡和森憋不住问了:“润之,你怎么还没定下?”

  “还得好好想想。”毛泽东拍拍脑袋,“我们先分头行动,晚上碰头再说。”

  “子升,不要润之和你一起去?”

  “不不,我一个人足可以了。润之要草拟‘细则’,也不轻松唷!”

  “好,晚上见。”回到杨先生家的东边侧屋,毛泽东便草拟起已跟蔡和森商量出大概的《细则》来。有间,他猝然一顿,权衡着什么,又疾书而下。

  门口悄然出现杨开慧的倩影。她静静关注着“世上无他”的毛泽东,眼里漾动着赞可的波光。

  “润之,吃饭了。”

  “嗯?不是吃过了?”毛泽东还没有从《细则》的构想中脱离出来。

  杨开慧“扑哧”一笑:“你一天就吃一顿饭呀?”

  “嗯?天没黑哇。”他一瞄窗外。

  “大先生,现在是中饭。”

  “噢。”毛泽东恍然大悟。少顷,他念及什么,悄声问:“开慧,告诉我,杨先生身体好不?”

  “……”

  “我看他时不时揉腰,脸色也不比在长沙,白灰灰的,像有病。”

  “爹肾脏不好,还神经衰弱。”杨开慧只得道出真情。做女儿的很有些忧心忡忡。

  “看过医生了?”

  “嗯,就是来北京查出来的,去德国医院看过好几趟,有时好些,有时又……”

  “怎么会嘞?”毛泽东难解个中,“不要紧吧?”

  “席尔克医生说现在还不要紧。”

  “让你和伯母费心了。”

  杨开慧淡淡地一笑。

  不晓怎么,此时此际毛泽东的心弦微妙地被谁轻轻叩响了一般。他自己也觉着异常:“咦,怪事,跟开慧在长沙一别虽才两个月,到北京这一见,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他在心里悄悄思量着。

  杨开慧抬眼间,触觉到毛泽东凝视着自己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好一阵心跳。

  院子里,杨夫人在催唤了:“霞,怎么叫人叫人,自己也叫不见了?”

  这才唤醒了杨开慧,她脸一红,埋下头道:“呵唷,快走哇!”

  跟丈夫一样,杨夫人也很是喜欢这个知礼、有志向的毛泽东。你看,毛泽东刚进门落座,她就直往他碗里夹菜。“润之哇,你们就住在这里,也省得还去找房子哇,饱一顿饿一顿的。”

  “润之就跟我睡。”杨开智大来兴致,“妹,你说呢?”

  杨开慧莞尔不语。

  “去!”做母亲的嗔怪着,“跟孙猴子似的——拳打脚踢,谁跟你睡?!”

  一座开颜。

  “已经太麻烦了。”毛泽东觉着很过意不去,“我们还要奔忙留学的事……”

  杨昌济很理解自己的学生,颔可道:“大队人马都等着,是马虎不得。这里随时可以来,没有麻烦不麻烦的。”

  “嗯。”毛泽东由衷感慰。俄而,他想到什么:“杨先生,北京有留俄的机构吗?”

  杨昌济理解这位不同一般的学生,遗憾地头一摇道:“现在还没有。”

  杨开慧幽目一亮,问:“你想去苏俄?”

  “如果能去,会比去法国更有益。”毛泽东判断着。列宁的“俄京二次政变”,是他无法忘却的。从来是最底层的工人、士兵,竟也开天辟地翻身做了主人,这是多么不容易!列宁成功了。中国还没有,还是混战、还是……

  杨昌济微微一叹:“俄国方面的情况,当局封锁得很死。不过李大钊、陈独秀先生还在通过第三国途径……”

  “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双眸即刻流露出饥渴,“能够见见他们吗?”

  “我跟李先生已经介绍过你、和森……”

  杨昌济正说着,蔡和森快步赶来,汗淋淋,兴冲冲的。他舒了口大气道:“总算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说着从兜里摸出张纸片一亮,那是北京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这实在是一间可怜的小屋。

  外间——姑且算作“间”罢,除了一张长案,别无所有,简陋得只有用“颓败”二字来形容。

  “这是我们的公共‘书房’。”张昆弟打趣地介绍着。

  毛泽东、萧子升一行加上“参观”的杨开慧,倒仍不失兴味地观光着新居。

  再就是内间的半壁大炕,是石头和砖砌成的,外加一只小炉子。

  “这便是我们的‘大同世界’。”蔡和森不忘“新村”的生活。

  毛泽东联想到什么:“子升哇,比起我们去年‘游学’来,这里可是气派多了。”

  “咳,那怎么能比?!”萧子升记忆犹新,“多少个晚上天当帐、地当床,都险些成了毒蛇、猛虎嘴里的美餐。”

  毛泽东自嘲地调侃着:“那只‘大老虎’,真把我两个惊吓得不轻嘞!”

  “真的?”一室骇异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暗传眼色,一副莫测深浅的情状。

  杨开慧静静听着,独自悄悄拾掇起房间来。

  “子升,快说说情况。”有人催问着。

  “跑了两趟,总算见到李煜瀛先生了!”萧子升兴致很高,“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名中国学生到法国了!”

  同窗们闻之动容!

  “那里的生活费用高,李先生起先还担心我们过不惯,听我介绍了新民学会情况和诸位‘志士’的精神,他很吃惊,马上拍板,叫我们抓紧学法语、练手艺,相信我们一定马到成功!”

  一室欢动!

  “和森,法语班的事嘞?”毛泽东惦记着。

  “妥了。两个高级班,在北大;一个低级班,在蠡县。”蔡和森工作得有条不紊。

  “润之,你真该去见见李先生,这才是革命家!”萧子升依然情难自抑。

  “喔?”

  “他是世界主义者。主张互助,友爱,反对流血、暴力,学问很深!”

  “那苏俄呢?流了血,打了仗,士兵、工人,老百姓不是翻身了?”蔡和森不敢苟同。

  “我赞同李先生的主义!苏俄的路,终非上策。”萧子升相信自己的判断。

  罗学瓒扶上眼镜,口气中夹着估量:“苏俄……想来也是走不通其他和平的路,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对对,谁吃饱了饭没事,去流血、去掉脑袋?”

  杨开慧慢慢收拾着,信任的目光不觉投向默想中的毛泽东。

  “孙中山的国民党不是跟袁世凯‘互助’、‘友爱’吗?结果吃了大亏,不光丢了权,还丢了不晓多少‘志士仁人’的性命。再远一点说,李鸿章跟帝国列强够‘互助’、‘友爱’了,到头来嘞?我们的国土一片一片丢了,我们的矿山、铁路都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毛泽东言之忧愤。

  同伴们也不禁忿形于色。

  “就近一点说,张敬尧造‘镇湘楼’,杀活人来祭奠;公然私设银号,滥印钱币。……我们自己不是就碰到过那批‘灰面坨’军?一村、一镇地糟蹋女人,连小妹子、老也不放过!你说,我们老百姓还怎么去‘互助’、去‘友爱’嘞?”

  “润之,恤民忧国,你我此心相通。如果北军不打南军,南军又不打北军,且不就避免了战争?避免了无辜生灵的涂炭?”萧子升亦言之动容。骤然间他似攫得什么,反戈一击:“你们不也曾尝试过‘新村’的大同生活吗?这不就是‘互助’、‘友爱’吗?”

  蔡和森双眉一耸道:“子升!这是两回事。”

  毛泽东心潮在奔涌。少许,他定睛望一眼子升道:“我们之间,是互助、是友爱,但跟张敬尧、跟段祺瑞、跟日本之类帝国列强,决无‘互助’、‘友爱’可言!”

  静静的杨开慧,双眸间闪射出共鸣的光芒。

  争鸣过后,陋室里气氛霎时变得凝重。

  “唉,润之,你太好斗了,迟早会……”

  “会掉脑袋?到逼上梁山时,也顾不得这个十斤半了。”新月有意,洒泻着爱抚的流光,是那么清白、那么纯静。

  一缕流光斜照在大炕上的一排“新民”身上——一般的清白,一般的纯净,通体透明似的。他们一个紧挨一个,把大炕挤得满满的,针插难进。

  “哎呀,我又要小便。”

  “你怎么那么多尿?不留一点到法国去!”

  “不不,还是撒在故土的好。”

  一炕嬉笑。

  待撒尿人一出,大家连连地伸臂抬腿,觉着松快无比。

  “咳,不挤睡在一堆,真不知人世间自由自在,拳打脚踢的滋味。”

  相与开颜。

  撒尿人一归来,空隙已无,只得佯作警告:“嗳——诸位诸位,我可是反对流血、暴力的唷。”

  “怎么就从法国回来了?”

  “哎呀,也不晓得‘照顾照顾’——多尿一阵,叫我们多‘自由自由’。”

  “来来,还是诸位‘互助’、‘互助’。”

  “一、二、三!”七个人按令行事,左右相转。撒尿人好不容易才插回进炕里。

  “行了。”

  “你行了,我们就这么虾米一样地弓着?”

  “我要翻身了。”

  “哎哎,慢点慢点,现在不是‘解放’的时候。”

  “一、二、三!”于是群起行动,各人这才勉强各归其位。谁个能想见,本是舒服的睡觉会如此艰难!

  “从现在起,再不准撒尿了。”

  “唷,比张敬尧还独裁!”

  一屋大噱。9月下旬的一天,杨昌济陪着毛泽东拜会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出来,毛泽东手里捏着一封蔡元培的引荐信。

  “和森他们呢?”

  “都在法语培训班。”

  “你还没想定?”

  “先生的意见?”

  杨昌济看定学门高足,缓缓停下步,思量的目光挪过学校,投往更远的去处道:“一国有一国的民族精神,就像一人有一人的个性。自古平治天下者,莫不审察具体的‘个性’,何者革?何者因?何者取?何者舍?了解清白了,才能针对不同的‘个性’来下药,来治理。”

  毛泽东深深咀嚼着、领略着……

  李大钊杨昌济一面恳谈着,一面又携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介绍他认识了馆主任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看罢引荐信,如对故友般地拉着毛泽东的手道:“从杨先生这里,我已是久闻大名了。”他方圆脸,八字须,戴着金丝眼镜,那镜片后的目光,透出睿智与热忱。他字守常,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年29。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叫李先生笑话了。”毛泽东大是不安,“我们都很喜欢先生的大手笔。你的《青春》,真把我们的‘青春’都鼓动起来了!”

  “哈哈。我这而立之人就怕这‘青春’不辞而别,所以老喜欢召唤她,不想叫她悄悄溜走。”李大钊自嘲地打着趣。

  “先生对时局怎么看?中国的出路究竟……”

  未待毛泽东问了,李大钊与杨昌济便相顾失笑。

  “你看看。”杨昌济早有预言。

  “果然报国心切!”李大钊称许地头一点,凝神少顷,“时下南北相争,不论胜败,中国都是军阀的一统天下。直系的冯国璋总统下野了,不是又上来个老牌的徐世昌吗?”

  “就不能开出一条新路来?”毛泽东寻究着。

  李大钊依旧寻究在自己的思路里:“自辛亥革命起,讨袁、护国、护法,孙中山四举大旗,都失败了;‘新路’在哪里呢?我想,怕是在士兵、工人……在民众;不是旧的,沉睡的,而是新的、不甘做奴隶的——像苏俄。”

  “守常高论。”杨昌济难得动容,此刻也不由得慨然称叹。

  毛泽东沉静的双眸,顷刻间折射出火花道:“先生说得极是。我们斗过汤芗铭、王汝贤,大家起来了、同心了,他们就害怕了。”

  “正是此理。这里有几本刊物、册子,你可以先拿去看看。”

  “太好了!”毛泽东接过书刊,大为动心。在湘乡,总嫌书刊少;到了长沙,像牛闯进了菜园,狂吃猛啃,可慢慢又嫌需要的书、急待参考的报刊等太少,尤其像介绍苏俄革命的资料,简直是凤毛麟角。故而见尊敬的大钊先生一下借出这么多刊物、册子,怎还能不开眼呢?!

  “苏俄的声音,他们封锁得那么死,你们还是挖出来了?”杨昌济很是赞佩。

  “可惜太少。”李大钊又拿过蔡元培的引荐信,“让你做个图书馆助理员,太委屈了。”

  “不不,只要够吃饭,有书看,能多听听先生的指教,就足够啦!”毛泽东拳拳自剖。

  李大钊镜片后的炯炯目光,透出可意的希冀与赞赏。

  对于孜孜求索而又未得要旨的毛泽东来说,结识李大钊,不能不说是赴京的第一大收获。正是这一收获,使他的人生翻启了新的一页。

  诚如毛泽东的自述:

  “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曾几何时,千寻万盼着介绍“主义”的书刊,如今就在手上!毛泽东像得了宝贝似的,一回到小屋,就关在他“书斋”里猛啃。萧三亦饶有兴味,只要没什么大事,天天就陪着老同学啃读。

  这天,萧子升夹着几部大厚书,匆匆而归,见三弟也在,就问:“看什么呢?”

  毛泽东眼不离书,手一招道:“来得好。你快看看李大钊先生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这一比,就比出苏俄必然成功来了。”

  萧子升将李大钊的《言治》季刊挪开,将自己带来的大厚书一搁,极推崇地引荐着:“你还是看看这位——”

  “谁?”

  “克鲁泡特金!废除私有制,消灭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萧子升西发一捋,挺鼻一昂,仿佛曙光就在眼皮底下。

  “喔?太好了!这倒值得领教。”毛泽东一样饥渴的目光又折射而出。少顷,骤然记起:“几点了?”

  “十二点五十。怎么?”

  “哎呀,上班要迟到了。”毛泽东捧过萧子升带来的《法国大革命》,匆步离去。走不两步又扭身关照:“我们晚上再讨论。”

  “润之,你还没吃中饭!”萧三提着醒。

  “有了!”毛泽东一拍克鲁泡特金的大厚书。

  对于馆主任李大钊来说,委屈了毛泽东;而对毛泽东来说,只要有他至爱的书刊与报纸相伴,虽然是助理员,也很知足了。况且在这里兴许还能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这不,机会来了。

  毛泽东礼貌地迎候着各式师生的签到。他猝然发现签到人笔下流淌出“傅斯年”、“段锡朋”几个字,眼光不觉一亮!

  “二位就是傅斯年、段锡朋先生?”

  两人不解地回视着陌生的南方人,回道:

  “是的。”

  “有何贵干?”

  傅斯年、段锡朋均系北京大学学生,学运中坚。

  “在湖南,我就听得二位的大名,能不能请教?”

  “什么?”

  “如何才能唤起中国民众嘞?”

  傅斯年与段锡朋不想这个湖南人会提出如此大的题目,相顾愕然:“你也关心这个?”

  毛泽东诚挚地点点头:“是的。”

  两人只是不以为然地付之一笑。

  “你不妨就等着看傅先生的大文章吧。”

  傅斯年矜持地一笑,便与段锡朋撇下毛泽东,径自进入阅览厅内。

  毛泽东眼中的波光一记颤动,不过即刻就平伏下去。

  毛泽东的自述:

  “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待到读者都签到了,毛泽东便坐落下去,投入到克鲁泡特金的“大革命”中。

  一旁的李大钊,早就看在眼里,不满地一瞥傅斯年与段锡朋的背影,踱到毛泽东跟前,亲切地关照着:“润之,明天胡适先生有个‘新文学’的讲座,你去听听吧。”

  毛泽东欣然欠身道:“有劳先生了。”

  “看什么呢?”

  “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

  “我们是应该多读一点、多看一点,多作一点比较。”

  “先生的文章和介绍的书,我都拜读了,真是大开眼界!”

  “能开人一点眼界就不错了。”李大钊将自己看得很平实。他的目光从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上抬起,“苏俄革命,原来也是比较了许多条路以后找出来的……我们也应该找出自己的路来。”

  “嗯。先生说的是——我们自己的路……”是哇。比较是需要的,但根子还在自身。

  毛泽东真感到庆幸。你看,肚子不会挨饿,又有书可读,还有讲座可听,北京此行,太美妙啦!胡适先生的讲座,他自然不会放过,还约上了蔡和森与邓中夏。

  待到蔡和森引着一身工装的邓中夏迅步赶来听讲座时,大教室里已响起一阵掌声。两人好不懊丧。

  “怪我,怪我。”邓中夏频频自责。不过他俩总算听到了胡适先生最后的归结:

  “我胡适是文学进化论者。明清的时代结束了,今天应该产生跟时代同步的、新的文学!”

  热烈的掌声宣告着讲座的结束。

  不意间,他俩听到毛泽东的提问:“请问胡先生,这‘新的文学’和社会的革命该是如何的一种关系嘞?”

  蔡和森与邓中夏不觉轻轻推开一条门缝。

  传出胡适的声音:“你是新来的学生?”

  “不。我是特地来旁听先生大课的。”

  “你既不是注册的学生,我就……无可奉告了。”

  蔡和森顿起不平,欲推门而进,被邓中夏拦住:“胡适先生刚从美国回来,怕也未必就能解答。”

  两位知友料想毛泽东会生气,会不平,不料毛泽东居然能“见多不怪”。且听听毛泽东的自剖:

  “算不了什么。我们湖南人,一口的土话,也难怪大京城的先生见怪。胡先生是有学问的人,我敬重他。”

  “不愧是当过‘总统’的,肚里能撑船哇!”邓中夏释然了。

  毛泽东盯住邓中夏的工装,释然道:“老乡来了这么久,也不来看看,原来去长辛店了。”

  “他们学联想办工人夜校。”

  毛泽东立时来了劲,脚步一收,赞叹道:“好主意。好主意!”

  “听和森说,你在一师就办过夜校,还搞得兴兴旺旺的!”

  “开始工友们不信有这样的好事,不要钱,还能读书、识字;后来信上了,唿,就不得了!”

  “你、和森一定来长辛店上课。”

  蔡和森立即应允:“只要是工友、农友需要,一定!”

  三人相顾会心。不几日,有心的杨昌济又把毛泽东与蔡和森引领到北大文科学长室,介绍认识了学长陈独秀先生。

  寒暄不几句,毛泽东就搬出了请教胡适的问题,把学长与引见人都激乐了。

  陈独秀“哈哈哈!……”

  “润之兄的这个问题,也是不大好对付唷!”陈独秀毫不避讳地打趣着。他一身书卷气中,飘溢出敏锐与爽朗,又裹挟着不遮不拦的自信与自负。他字仲甫,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年39。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毛泽东与蔡和森面浮敬重,欣悦地聆听着。

  “政治要革新,文学不能不革新。”陈独秀替杨昌济添上开水,神思已进入文学的王国,“传统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应当推倒,而代之以新的文学——面向宇宙、人生、社会!”

  杨昌济也不能不受其感染道:“你们看得出吧?堂堂学长,也是‘青春’当年呐。”

  “不敢当、不敢当。你怀中兄才是眼明如镜,心清如水,我陈独秀可就自叹弗如了。哈哈!”

  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视一笑,胸臆大快。

  “以陈先生之见,我们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嘞?”

  “哈呀,你出的尽是难题!”

  陈独秀与杨昌济相顾而笑。

  “你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陈独秀如实自剖,“北京的直、皖、奉三系军阀,靠不住;孙中山先生仰仗的南方军阀,怕也……靠不住。靠谁?自己。你们不就有个‘新民学会’吗?湖北有个‘利群社’。还会像婴儿一样地一个个地诞生出来!出来了,多了,就该有个……”

  “大联合。”毛泽东思绪一荡,脱口而出。

  “嗯?大联合?”陈独秀从另一迷蒙的思路里回神出来,“也对,也是这个意思。”

  “你们这一‘联合’,大小军阀可就头痛了。”杨昌济曲言表述着内心的期待。

  蔡和森大拳在腿上一击道:“他们头痛了,中国的病才有治!”

  “说得好!说得好!哈哈哈!……”

  继李大钊之后,毛泽东又结识了陈独秀,这不能不说是他京都之行的第二大收获。

  邵飘萍毛泽东的自述:

  “他是我早年崇拜的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有功劳!”

  从蔡元培校长,到李大钊、陈独秀先生,毛泽东得助于杨昌济先生,认识了一个个中国教育、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感觉着自己的目光深了一些,也远了一些,他更近地捕捉着拯救中国出路的良方。

  这不,又一位非同一般的学者、大家,跟毛泽东“不期而遇”。

  那是在北大新闻研究会的例会上,一位长发,中分头,五官楚楚,身着西装,仪表英俊,气质高雅的先生。与胡适不一样,他偏喜欢跟学生们围坐在一堆,谈说得融融洽洽的!这位先生叫邵飘萍,原名镜清。北京《京报》社长,新闻研究会导师。时年34。中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1926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邵飘萍细细审度着毛泽东道:“你是来旁听的?”

  毛泽东如实回复:“不是正式的学生。”他有心点破自己无身份的身份。

  “听说你提的问题,都不好对付?”邵飘萍友好地调侃着,“我倒乐意听听。”

  学生会员们禁不住相顾窃笑。

  毛泽东感怀之下,反倒不好意思了。

  “请提问。”

  “谢谢先生。”毛泽东礼貌地鞠了一躬,目光在记录本上一顿,“邵先生想力改报纸新闻单单就按照政府文件发消息的陋习,而力主记者自身的调查,报告真相……”

  “嗯。对社会负责,不务空谈。”

  “我敬佩先生的胆识,十二分的赞成。可政府能答应吗?不会……”

  邵飘萍憬悟到毛泽东的担心,哈哈一笑:“为办报纸,我跟牢房早交上朋友了,它不嫌我,我不嫌它;当然,不去更好。”

  满室雀跃,继而敬佩的掌声不期而起。

  一个乐于讨教,一个乐于讨论——还颇欣赏对方的赤子之心,于是毛泽东与邵飘萍顺理成章地有了非同一般的师生之情,当然还有同气相求的蔡和森与邓中夏。

  凑了个周末,邵飘萍请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一行来到自己的《京报》社。

  “其实我早就认识邵先生了。”毛泽东轻轻一语,把邵飘萍闹了个“顶头呆”。

  “你早就‘认识’我?”

  毛泽东点点头道:“1912年,在《汉民日报》上,先生大骂袁世凯!……”

  “噢,哈哈。”邵飘萍恍然记起,“我的牢房生活,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你真有心呐!”

  毛泽东一行进到编辑部,发现什么,六道目光即刻“凝固”了。

  墙上,大字醒目——“铁肩辣手”。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邓中夏一吟而出,大感痛快。

  邵飘萍注视着仰首凝眸的毛泽东问:“润之想什么呢?”

  “我们都负有‘铁肩辣手’的责任。”

  “你也想办报?”

  蔡和森慨然回复:“我们早有此想。”

  “好,时下的中国,尤其需要‘铁肩辣手’,多多益善!”

  毛泽东的自述:

  “邵飘萍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18年11月11日,波及全球人口十五亿,死亡三千余万,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德奥同盟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京报》以特大号的黑体字,迅猛地推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爆竹、欢庆,如浪潮冲天,声撼八方。

  透过故宫的琉璃屋脊,阴霾的天际似有情地洒下一抹依稀的亮色。

  四天后,即11月15日,天安门广场已成了人的汪洋。

  毛泽东、蔡和森率着准备赴法的湖南学子,加上杨开慧,汇入到北大学生的人潮中。

  “子升他们会去哪里嘞?”毛泽东寻顾着。

  “讲好今天全体都来的。这个人!……”

  突起的掌声,淹没了蔡和森不满的责怪。惊回首——

  李大钊身着灰色棉布袍,登上临时搭建的讲台,镜片后的目光,较之平素的热忱、激情又平添出几分希冀。他没有演说家的动作,平实如故:“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台下。一张张激奋的脸庞!一阵阵动人的掌声!

  “是我们庶民?!”杨开慧静谧的秀脸上,浮起动情的红光。

  “庶民?!我们的民众!”毛泽东的双眸间,折射出难抑的光华。

  李大钊继续着从心底发出的呐喊:“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倒德国人庆祝,是为打倒世界军国主义庆祝!”

  “太对了!”

  “打倒世界军国主义!”

  口号似潮,掌声如流。沸腾的广场,热浪排空!“失踪”的萧子升,此刻当然不会闲着。他专程去李煜瀛先生府上请教。

  大客厅里,除了萧子升,另外还有几位准备留法的学子,他们围着一位蓄有一口引人注目的八字胡,书卷气中透出独有的精明与干练的先生。他便是李煜瀛,字石曾。同盟会会员,华法教育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时年37。

  “大家都在庆祝。有什么可庆祝的?德国人败了,可叹;美、英、法胜了——还多了个中国,又怎么样?一样可叹。无论败者,还是胜者,他们只会益发穷兵黩武。我反对一切战争 !”

  萧子升深有触动,不由得赞佩道:“李先生不愧是世界主义者!”

  共鸣的、疑惑的、费解的,不一而足。天安门广场上的李大钊,睿目流光,已忘情个中:“……资本家的政府指望着大战,把国家的界限打破,拿自己国家做中心,建立世界大帝国。现在不是很有些这样的国家,做着天下为自己所用的大帝国的美梦吗?标榜民主,其实极不民主;标榜人权,却到处侵犯他国的人权!他们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

  听者顿有所悟,激起一片评说。

  毛泽东、蔡和森几个悄声议论着;开慧与北大的女同学们也不期而然地评说开来,莫不深受启迪。

  围聚的人潮,不知不觉间,又扩展了许多。他们一个个都专注地仰首谛听着。

  李大钊奋切地点出:“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发起社会革命……”可谓“异曲同工”。

  萧子升正请教着李煜瀛先生:“不是出来个俄国的劳兵政府么?先生怎么看?”

  李煜瀛手一摆道:“我说过,我反对一切战争!他们靠多少人的性命,去换得一个劳兵政府,一样地违反人道!你们要记住克鲁泡特金先生的话:‘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俄国的革命,就是劳动者的强权,还是流血的强权!”天安门广场上。

  李大钊大手一扬,言之凿凿:“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

  穿破阴霾的一抹亮色,红彤彤、光灿灿,在天宇间拓展、延伸……

  台下,拓展、延伸的人潮,一如滔滔汪洋。

  毛泽东和蔡和森等情难自抑,击掌呼应。

  狂潮席地漫卷!这非同寻常的狂潮,自然也漫卷到了小小斗室里。

  毛泽东长臂一伸道:“李大钊先生这最后一句话,硬是赠送给我们勤工俭学人的。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合格的庶民,就先到法国去做一个合格的工人!”

  “决不给中国人丢脸。”

  “硬要争口气!”

  正是报国学子们激情四溢之际,杨开智飞跑而至:“开慧,爹又不舒服了!快……”

  杨开慧心下一记抽紧。

  太糟糕的消息!

  毛泽东与蔡和森即刻陪着杨开慧,随杨开智赶到先生家,蔡元培先生正陪着一名年在不惑的德国医师席尔克,在检查杨昌济的病情。

  杨开慧一家与毛泽东、蔡和森,焦切地关注着医师。

  杨昌济依旧平和如故,用德语致意:“谢谢,席尔克。”

  席尔克宽慰地一笑:“你太累了,杨先生。好好休息。”他用德语关照着,收拾好出诊皮箱,由蔡元培陪着,徐步出外。

  毛泽东与蔡和森欲知究竟,也接踵跟出。

  到了小院子里,席尔克这才摆摆头,用德语严峻地关照着蔡元培。蔡元培用德语叮问着什么,沉重地允诺着。

  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虽听不懂,却也猜度出一二。待蔡元培送走友人回转,两人便几步迎上去:“蔡先生,杨先生的病……不妙?”

  “肾炎出现反复,不太好,观察三天,再决定是否住院。”

  两位学子的心顿时抽紧了。

  “肾炎?……”

  蔡元培一脸沉重道:“这病很棘手,……杨先生太累了!”

  毛泽东与蔡和森深感不安,还很有一些太有劳先生的负疚。

  萧子升疾步赶来,大衣敞开着,张口便问:“杨先生怎么样?”一见两同窗好友的忡忡神色,心下不觉抽紧。

  三学子惴惴地伴着蔡元培守护着杨昌济。

  “孑民兄,我的哲学课,往后挪几天。等人稍好一点,我再补上。”杨昌济仍然惦记着课业。

  蔡元培头一摆,宽抚着:“上课的事,不用担心;这次,一定要好好治治。”

  “老毛病了,不要紧,躺几天就可以。”杨昌济反而宽慰起老友来,“学校事多,快忙你的去吧。”

  蔡元培熟知老友脾性,便点头起身,又关照着:“我看,还是住院治疗的保险,大家也可以放点心。嗯。”他似提醒着自己,酌量着,踽踽而去。

  “真是位劳心的学兄。”杨昌济感慨系之。

  “杨先生,我们让您太……费心了。”毛泽东言之哽咽,负疚之情难以自抑。

  杨昌济微微一笑,坦然自白:“当先生的不为学生费心,岂不是徒有虚名了?”

  “先生!”

  三位学子感怀之下,益觉着心酸。

  “您为我们做得太多,我们为您却……”

  杨昌济抬手止住萧子升,绕开话题:“开慧说,大钊先生的讲演,很鼓舞人心。是吗?”

  “感人至深!”蔡和森激情犹在,一瞟萧子升,正想请教先生什么,被“笃笃”而至的脚步声打住。众目寻顾——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三人,在杨夫人引领下,亟亟赶进屋来。

  胡适“怀中兄!”

  “哎呀,怎么惊动了诸位尊神?”杨昌济觉着过意不去。

  “你这话是想叫我辈学弟无地自容不成?”陈独秀以守为攻,引得一屋开颜,气氛倒松快了不少。

  毛泽东三人连连欠身,跟三位先生施礼、让座。未知有心还是无意,毛泽东将竹椅一送:

  “胡先生,请坐。”

  随即,三位学子便知礼地悄然退出。

  陈独秀目光划过胡适,盯住毛泽东的高高背影道:“大将风度。唔?”

  “他就是……那个没有注册的?”胡适这才对上号。他戴着玳瑁眼镜,一副学者的典雅风度中,洋溢出海外归客的气韵。他字适之,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7。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中国现代学者。

  “这三个人,在湖南一师,被举为‘三杰’。”

  “噢?”

  “怀中碌碌,却自信这毛泽东君、蔡和森君,必是我中国的栋梁之材。”

  胡适心怀疑窦,还是不由得瞟一眼门口。李大钊、陈独秀各有所思,同怀信赖。

  “三杰”人一出房门,蔡和森就不客气地向萧子升责问开了:“你这位总干事不像话!讲好了一起去听李大钊先生讲演的,怎么又……”

  “嘘。”毛泽东一指里屋。

  待到进了东边侧屋,毛泽东才婉转地道出:“多么可惜!你今天失去了一次好机会。”

  “不,可惜的该是你们。”萧子升回驳着,倒将两同伴说懵了。

  “我们?”

  “莫非你去俄国了?”

  萧子升捋捋西发,洒溢出扬扬的意气:“德国失败了,未必就不是胜利;美、英、法,外加我们中国胜利了,未必就不是失败。”

  “你这是哪家的诡辩术?”蔡和森莫名其妙了。

  “是李煜瀛先生的?还是克鲁泡特金的?”毛泽东察出端倪。

  “都是。”萧子升直言不讳,“俄国的劳兵政府,是血、是性命换来的,谁能料到明天会不会又被用血、用性命夺回转去?中国叫八国联军打得还不够惨?现在轮到德国了!够了!这种惨祸也该停止了!”

  “你反对一切战争?”毛泽东一语中的。

  “反对!”

  “我也反对。”

  “哈,你也……‘克鲁泡特金’了?欢迎欢迎。”萧子升惊喜地握住毛泽东的长臂。

  “克鲁泡特金不无道理,面包加平等,哪个不想?”毛泽东不张不弛,心下也矛盾着,“可张敬尧手里抓着枪,段祺瑞、徐世昌们,一个个军阀手里都抓着枪,他们非但不讲平等,给的一点面包又不够垫肚子的,还杀人、糟蹋人,这又该怎么办嘞?总不能就伸着个脑袋,听人宰割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萧子升一副赤诚情状,“世界、人类,应该学会忍耐。”

  “啪!”蔡和森出其不意,挥手一个耳光。

  萧子升火了,一蹿而起:“你?!”

  “你怎么就不学会‘忍耐’?”蔡和森一语,问住了萧子升。少顷,他才躬身致意:“对不住了,子升兄。”

  毛泽东恍然大悟,仰首大笑。

  萧子升恨不得,笑不能,一脸窘恼!

  “我萧子升敢跟二位打赌!”萧子升突然冒出的“打赌”,一时将毛泽东与蔡和森“打”懵懂了。

  “打什么赌?”

  “倘若俄国革命在中国也能成,我此一去法国就永不返回!”

  毛泽东倒不失冷静,徐徐道:“子升兄言重了。真到那个时候,你难道就甘心做一个国际流浪汉?”

  侧屋里三人的争执,激起了正步出堂屋的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三位先生的兴趣。陪送出来的杨开慧和杨夫人也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侧屋。

  屋里的“三杰”,依然在面红耳赤中。

  “你们俩……唉!”萧子升实在为两个好朋友惋惜。

  “不用为我们叹息。我们真输了,就留学俄国,总还有个不错的去处。你可就惨了!”蔡和森调侃着。

  “怎么见得?”

  毛泽东直言一点:“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无政府、无强权、无权威的国家,更不用说社会了。你要是真输了,到何处去避难嘞?怕也只有做个国际流浪汉。”

  侧屋外,院子里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不由得大为动容!胡适心底下一记“咯噔”!

  又传来毛泽东的声音:“天下是劳工的,庶民的。我想,只要天下的劳工起来了,庶民起来了,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挺直腰板而战了,这天下就会大变样!”

  那是蔡和森的声音:“我坚信这一天!”

  李大钊、陈独秀备觉欣慰!胡适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杨开慧的幽目里,更是流露出感奋的神采!

  李大钊头一点道:“怀中兄所言不差,毛泽东不只是湖南青年的杰出领袖!”许是将功补过罢,这回是胡适主动将毛泽东邀来自己的文科办公室。萧三很有兴致地相伴而至。

  胡适饶有兴味地倾听了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头微微一点道:“你的想法很有意思。”

  毛泽东沉吟着:“‘出洋’两字,在好些人是一个‘谜’。其实,中国出过洋的不下几万、几十万,好的实在有限,多数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哎唷唷,你这一棍子,连我胡适,孑民、怀中、守常都打进去!”胡适故作夸张地笑着提醒。

  陪伴的萧三也忍俊不禁了。

  “不敢、不敢。”毛泽东歉意地解释着,“你们都是大学问家,中国的栋梁材。说实在的,我也赞成出国,我们还要发动更多的湖南学生去法国。中国需要外国的好东西,新东西。”

  胡适笑着打断道:“不必解释。我理解,也支持!”

  毛泽东两眼一亮问:“胡先生也支持我留下来?”

  “嗯。你说得有理。”胡适转而遐眺窗外,追寻着什么,“‘出洋’的人,不少是去镀点金,捞点钱,混个学位什么的;真正学有所成,回来报效国家的,也实在是凤毛麟角!我打算写一篇《非留学篇》,也算是对你毛润之的一点声援。”

  毛泽东欣然欠身:“谢谢。愿早日拜读到先生的大作!”

  胡适从橱里抽出两册大厚书道:“这是我在美国的导师杜威先生写的两部代表作。我想,这可以更开拓你的视野。”

  毛泽东见书开眼,捧过一看,是《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改造》等,便欣欣然回应:“我一定好好拜读!”毛泽东夹着书,与萧三信步来到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发现了什么,不觉收住脚步。噢,那正是李大钊先生演讲的所在……

  近乎条件反射。李大钊的声音随即从脑际回荡出来:“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要经一番苦痛,要冒许多危险。”

  “润之?”萧三不知所以,“是为我哥那天没来?听说你们……吵架了?”

  毛泽东回过神,头一摇道:“吵架,是为公、为国家,是主义之争,那是不得不吵;于私、于友情,我们是再好不过的朋友!”

  北京之行,真是不虚。毛泽东的收益接踵而至——

  1918年冬,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次年1月28日,毛泽东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同年初春,又经李大钊介绍,毛泽东、蔡和森在圆明园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同年3月初,毛泽东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再奔忙,毛泽东心里也还是一直放不下至亲至爱的杨昌济先生的病。

  就在去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前一刻,他又赶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先生一直在那里养病。

  “头一批赴法的明天就走吗?”杨昌济不忘学生的事业。

  毛泽东头一点,回道:“我送他们去上海,再回湖南。”

  “和森呢?”

  “他留守北京。我们准备发动更多的湖南学生来京,再出去。”

  杨昌济慰悦地点点头道:“你们已经结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位领袖人物,要多多学,多多问。”

  毛泽东默记在心:“嗯。”

  “还是《书经》上的那句话,‘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在第一师范,是启蒙的杨昌济先生第一次从《书经》中为毛泽东与蔡和森引出此言。而今在北京,杨昌济独卧病榻,仍以此言相嘱,足见其对两学生期望之深。不消说,他自己就视此言为人生的信条,并亲身实践之。

  先生的良苦用心,厚重的寄托,毛泽东焉能不察?

  且听毛泽东的自述:

  “杨昌济先生在我青年时代对我有过深刻影响,后来在北京是我真诚的朋友。”

  “学生记住了。”毛泽东动情地握住恩师变得纤细乏力的手,眼里浮动着泪光,“但愿这卧佛的圣地,能保佑先生平安康复!”

  杨昌济宽慰地一笑:“霞,送送润之。”

  杨开慧送毛泽东出来,轻声问:“你这就去长辛店?”

  毛泽东头一点道:“嗯,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

  “你这一走,怕是离不开‘平民’了。”

  “离不开了!毛泽东此生也离不开‘平民’了……”毛泽东遐思悠远,转而又顾念到什么:“真是块疗养的风水宝地!山水有灵,会保佑先生的。”

  杨开慧禁不住“扑哧”一笑:“你也信佛?”

  “小时候,跟着母亲信过。呵,那份虔诚呀,说出来你都不信。”

  杨开慧再次笑出声来。

  “为了父亲的不信佛、不拜菩萨,母亲和我一直很伤心。”

  “你该不会哭罢?”

  “哭倒不怎么记得,眼泪怕是流过——那是陪着母亲流的。”

  “你真孝顺母亲。”杨开慧睃了毛泽东一眼,在一支人状的石笋前停了下来,“后来怎么又不信了?”

  毛泽东也瞩目起这支人状的石笋,像是透过它来追忆起往事。要说他怀疑菩萨,当是从自己的病引发的。就是跟母亲求神保佑最多、最勤的时候,他瘦弱的身子非但不见健康一点,还大病了一场。这菩萨、这神,怎么不管用呢?是田间的劳作,特别是学会了游泳,才渐渐把病魔驱走。他慢慢懂了,最靠得住的不是菩萨、不是神,而是自己。自己的命、自己的运,要靠自己来掌握。就在他发现诸如《三国》、《岳传》之类小说中见不到种田农人而生出大疑问的时候,他又发现穷苦农人不少都信佛、都求神,还都很虔诚,但到头来,却依旧受穷,毫不见改观。神要是真有灵,怎么能不管穷苦百姓的死活呢?他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了。是新派教员李漱清,改庙宇为学堂,教授新文化、新道理,使毛泽东催生出新信念:不能信佛。特别有意思的还是做儿子的从信佛到不信,而做父亲的后来却信佛了,两人正好调了个向。

  杨开慧又“扑哧”笑了。她有点不信:“怎么会呢?”

  毛泽东告诉开慧,是一只大老虎,改变了父亲的信念。父亲在一次回家的山路上,冷不丁撞见一只出山的老虎,顿时吓得干愣在那里。老虎大略也没有料到,瞪眼立在斜坡上。双方就这么互相审视着。父亲跟老虎拱了拱手,说了一句什么,便挪步回身。那大老虎也没有追,径自尾巴一甩,一样地“回府”去了。回到家,父亲似乎悟出了冥冥中有神在暗助自己

  ,从此以后,就信上了佛,不过绝没有母亲那般虔诚。

  杨开慧听得津津有味。有顷,才又回归正题,关切地问道:“润之,你为赴法勤工俭学做了那么多事,出了那么多力,怎么自己又不出去呢?”

  毛泽东也收住步,眉峰微蹙道:“我们是该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

  杨开慧感触到毛泽东眸子间幽邃的思虑……

  “我们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太少。那么多的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杜威的经验论的自然主义,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俄国革命是成功了,还不晓得列宁是个什么主义。我得多下点力,多作点比较。等一年两年后,去俄国的路通了,我就去!”

  毛泽东眼里的幽思,渐渐在杨开慧的目光里荡漾开来。

  毛泽东的自述: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并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引自李锐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两人拾级而下,拐到坡道上,见到一对同根的香樟树,互相依偎着,欣欣然直指苍穹。四道目光,不由得一记颤动!

  “好一株香樟树,日晒雨淋的,还是同根相连哇。”

  不知毛泽东说这话是有心还是无意,杨开慧不觉怦然心跳,白皙的秀脸上也泛起一抹红潮。

  四道目光里的同根相连的香樟。

  它俩应该也在青年时代,树身并不那么粗壮,但枝叶却正充满生机地伸展着。比之毛泽东当兵受罚时碰见的那株樟树,比之萧子升寝室窗外的那株楠树,它可要成熟许多,也结实许多。

  “人,不应该学花草,应该像它,在‘烈风雷雨’中挺直身子骨……”毛泽东见树生情,浮想联翩。

  “嗯。”杨开慧大生同感。按她的脾性与追求,花草给予她的温馨,还远不如树木给予她的激励。

  毛泽东的悠悠目光从连根的两株香樟挪到开慧身上,若有所待地伸出长臂道:“我期待着,霞!”

  杨开慧微埋下略略发烧的脸孔,几乎不由自主地伸手上去。

  两双手第一次连上了。猛然间,彼此都是一记会心的颤动!

  老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还真是不假。在北京,毛泽东和杨开慧早就连着的心,“一点”而沟通了。

  且听毛泽东言简意赅的自述:

  “在这里,我还遇到并爱上了杨开慧……”1918年3月14日,毛泽东直奔上海,总算赶上了送别湖南赴法留学的同学。他久久伫立在码头上,久久目送着业已远去、远去的法国邮轮“央脱莱蓬”号……

  灼热的呼喊在心底迸发着:“我的同学、我的会友,时不我待,我们一齐下力哇!”

  长长的黄浦江,浪呼应,潮奔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