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






  什么是“立志”?毛泽东认为,所谓立志,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在1917年8月27日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 

  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5]在毛泽东看来,立志有“一种模仿性”的立志,“不过是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立志也。”有真正的立志,必须建立在“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因此,毛泽东把救国救民和求学读书、掌握真理紧密结合起来,而且高度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立志和实现其志而斗争,也就是为追求真理和实现真理而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生。

  毛泽东求学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把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起来,是为实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储才蓄能。他说过:“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16]毛泽东的读书求学,不是为个人“发迹”,升官发财。而是以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追求真理。惟其如此,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艰苦探索。他在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试馆的半年自学中,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根据自己的自修计划进行自学。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嗜好。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从早之晚,读书不休”[17]。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学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

  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所谓“旧学”,又读了七年“新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亚·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他都进行了潜心研究。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力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学习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先是着重“国学”,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敬崇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他还不明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