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由此他从瞩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俄国人之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并到该馆工作。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李璜在《学纯室回忆录》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家聚谈之会时说:“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参加了聚谈。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到北京清华园。当火车过了北京城墙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在那里呢?”[28]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结识了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字仲甫,1879—1942)。陈独秀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当学生时就以二十八画生[29]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和陈独秀开始发生联系。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陈独秀这时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在1919年7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30]。毛泽东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外,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3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已回到长沙,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会刊《湘江评论》,他担任主编,并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要赶快觉醒和行动起来,迎接革命新潮。毛泽东在文中开始克服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强调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力量最强。”[33]这表明毛泽东已感受到物质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位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从而抛弃了“大本大原”的思想和圣贤的创世说,开始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开始倾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

  湖南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是驱张运动,即发动群众反对湖南都督张敬尧的专横残暴。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们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湘南败走。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书刊、文章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讯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34]。毛泽东回忆当时深刻地铭记在心中对他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有三本书: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还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机会,向李大钊等人请教,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商量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35]。同年5月5日,毛泽东第二次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6]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对他十分钦仰。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第三年,还说:“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我们那个时候,……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那一代的学生。”[37]建国后,毛泽东再次指出,“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38]

  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转变。他在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结合中国的实际,边学习研究,边思考问题,边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比较、选择、判断,并通过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毫不迟疑地摒弃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定“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造主义,要组织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39]还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能收场的。”希望劝说剥削阶级“回心向善”,“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40]这标志着他确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唯一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没有动摇过”[41],便一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地为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同当时许多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仁人志士有什么不同呢?毛泽东为什么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科学总结,能在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呢?其中首要的是立根于中国这个“地盘”,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他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就主张在研究国情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以汇百家之所长,熔铸于一炉,从而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中西文化,他认为既要认真学习、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认真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注意中西比较”,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他在1924年3月14日致黎锦熙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中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42]还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43]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仍进一步结合实践发扬了这一特点,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区别于、高出于众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