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生活中的”人生价值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以人们对待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4]价值原来是经济系列的范畴,后来有些哲学家把它引用到哲学范畴,是反映客体给予主体需要和满足的一种关系,是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的统一。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属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范畴。价值这个概念,日常生活中有多种表述,如,好坏、善恶、祸福、优劣、得失、成败、输赢、利弊、损益等等,都是价值概念在不同方面的通俗表述。

  人在价值关系中,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因此,人的价值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5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和女人不见了,大人和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这里讲的人,是对一切现实具体人的抽象,只反映人这个类与别的类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不包括人类内部种族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种种区别,也不包括每个具体人之间的具体区别。这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完整的表象蒸发出抽象的规定”,“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使抽象上升到具体。”[25]在毛泽东著作中的“人”,有“人类”、“人民”、“多数人”、“少数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劳动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张三、李四”等等提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从政治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26]毛泽东认为,人是一个大概念,阶级、政党、民族等等是小些的概念,张三、李四则是看得见的具体人。

  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人的价值的多样性。人的价值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类价值,即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人的共性,是相对于外部世界而言的;二是集体价值,即阶级、政党、民族等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个人价值,又称人生价值,是指个人在自己一生中所创造和实现的价值,这是指一个人一生当中对他人、社会所作的实际贡献。人生价值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自我价值,是指人们对于自己需要的自我满足,指个人对于自身的价值。在这里,价值关系的主休和客体是同一的,是个人与自身、群众与自身或人类与自身的关系。每个人的权利、地位和尊严等等;另一方面,是人的社会价值,是个体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也就是个人对他人、民族和社会的贡献。人的价值的这三层含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肯定人类价值、集体价值,必须肯定个人的人生价值;肯定个人的人生价值,更必须承认人类价值,承认集体价值。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强调人民群众的价值,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价值。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7]“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明确指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自然,在阶级社会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毛泽东在强调人民群众价值的基础上,论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伟大作用。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及其优点,决定了它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富裕。

  毛泽东在强调集体价值的同时,也肯定人类的价值。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仅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和人类发展的利益。无产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是一致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们,除了有不同的阶级利益之外,还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亦即有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人类共同的利益,有全人类所共有的特点和属性。“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利益。”[28]因此,那种把阶级利益同人类利益完全对立起来,否认人类价值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论,但并不否认有人性的存在。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29]首先是应该承认人性这东西是存在的。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即无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历史),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在某一具体社会中,阶级关系、阶级问题,也只是诸社会关系、诸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人性对于阶级性来说,具有一种共同的性质,这种性质是一般的,也是抽象的,而阶级性对人性来说则是具体的,两者是一般与具体的关系。“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30]否认人性的一般,或将之等同于阶级性的特殊显然是不对的。毛泽东说的人的社会性“带着”阶级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的社会性并非只有阶级性,而是还有非阶级性的一面。毛泽东说的是“带有”,而非“只有”。我们对毛泽东这段话要全面正确理解。人们知道,人性总是以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体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这里讲的“人性”,只是指人的社会属性,不包括人的自然属性。他当时着重强调人和文艺的阶级性,并不是对人性问题的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毛泽东在1969年春同何其芳的一次谈话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31]这就是说,人类还是有共同的美,只不过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感到共同的美,又还是有所不同,仍然是又同又不同,仍然有阶级性的差异。如果否认人类价值,否认人性,不承认人类的利益,不承认有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那么,任何形式的国际交流以及和平共处,也都是不可能的了。

  毛泽东在承认人类价值,强调人民群众的价值,高度评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价值。重视人的人格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充分肯定个人的作用。1920年6月,毛泽东在《湘人为人格而战》一文中说:“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

  皖系军阀张敬尧在1918年3月进入湖南任都督,实行野蛮的黑暗统治。1918年6月以后,毛泽东等人组织“驱张”运动,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坚决把他赶走。这场斗争,实质上是维护湖南人民的做人资格和权利,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毛泽东在1968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32]这里说的“人格”,也就是要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人格价值。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专门写了“干部政策”一节,详尽地论述了党必须关心、识别、使用和爱护干部,使干部在工作上不断进步,在思想理论上不断提高,在生活和家庭问题上得到应有的照顾,从而使每个干部更好地为革命事业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也是体现了他对干部人格价值的重视。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读史批注中,赞扬一些历史人物的人生价值,充分肯定他们对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发展的作用,对创造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所做出的贡献。如他多次赞扬陈胜、吴广揭竿率领农民起义,反抗秦的暴政,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又如对曹操的一生,毛泽东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他曾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议论曹操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东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另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充满感情地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的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曹操在文学方面,有深厚的修养,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毛泽东很喜爱曹操的诗文。有一次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认为,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这是对曹操人生价值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还热情赞扬历史上年轻有为的青年人的人生价值。王勃是“初唐四杰”中的佼佼者,诗文最有特色。毛泽东在一本《初唐四杰集》里,对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写下长达1000多字的批注。批注中赞扬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由王勃年轻有为引发,毛泽东在批注中满怀激情地一再阐述自己的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33]这段话说明,毛泽东十分重视青年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的人生价值,并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人创造人生价值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许多文章和题词中,对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史上一些具体人的价值作了高度评价。他称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称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34]。并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中国的第一等圣人。”[35]他在为《瞿秋白文集》写的题词中写道:在瞿秋白同志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36]毛泽东这段话,高度评价了瞿秋白的伟大价值。

  毛泽东说:“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但不能夸大这种作用,因为“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毛泽东肯定个人价值,是以承认集体的、人民的价值为前提的。个人价值与人民价值的统一,这正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