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与乐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客观世界,观察一切事物,正确地揭示了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苦与乐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相互对立,相互渗透,苦中有乐,乐中有苦,没有苦也无所谓乐,没有乐也无所谓苦,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苦可转化为乐,乐也可转化为苦。人们所讲的“苦尽甘来”,“乐极生悲”等都是说苦与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

  第一,苦中有乐,变苦为乐。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一诗中,形象生动地写出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斗争和夺取胜利的喜悦心情,阐明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经历25000里的长征。毛泽东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江河,越过中国一些最高和最险峻的山口。通过强悍的土著居民区,跋涉荒无人烟的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在占全中国白军半数的敌人的追击下,通过了所有这一切天然险阻,并且突破了湘、粤、桂、黔、滇、川、康、甘、陕各省地方部队的堵截,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北”[12]。他在1958年12月还说过:“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13]。这说明红军长征,其行程之远,经历之苦,牺牲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不曾有过。但是,在以苦为乐、为荣的红军指战员眼里,却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4],一切艰难困苦,统统不算一回事。那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的五岭山脉的一座座高山,只不过是大地上起伏着细微波浪罢了;那横亘在贵州和云南两省之间的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只不过像在大地上滚动的泥丸罢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5]。毛泽东用“更喜”和“尽开颜”表达了对胜利的喜悦,赞扬了红军藐视困难,敢于向困难斗争,而且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歌颂了红军长征这一变苦为乐的伟大史诗。

  红军为什么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感到苦中有乐,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变苦为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觉意识到在为国家的解放、民族的崛起和人民的翻身而奋斗,意识到今天的吃苦、个人的吃苦,是为谋求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明天的幸福和欢乐。在长征路上,徐特立问董必武:为什么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还那么快乐?董必武回答说:“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前途。”可见,对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来说,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吃苦”,确实是“虽苦犹荣”,心里总是愉快的,乐即在苦中;而以艰苦奋斗换来的快乐总是使人难忘艰苦的历程,苦亦在乐中。这也说明,苦与乐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苦乐相生,苦中有乐。我们要自找苦吃,自寻乐趣。

  毛泽东曾指出:革命就得吃苦,不怕苦。怕吃苦,吃不得苦,就别革命。革命不经过艰苦斗争,又怎么能取得革命胜利呢?我们从事任何工作,不经过痛苦的磨炼,不进行艰苦的劳动,或者艰苦的求知,或者艰苦的生活,怎么可能干出优异成绩呢?世界上没有不费任何气力、不吃一点苦就能办成的事。要干出一番事业,要为社会发展或人类作出贡献,就必须艰苦奋斗。“苦尽甘来”。由苦转化为乐,需要经过艰苦努力。怕吃苦,吃不得苦,就不能实现向乐的转化。所以,真正的快乐只能由奋斗的艰苦转化而来。

  自然,吃苦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变苦为乐。鲁迅说过:“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战斗,但为的是改革。”[16]这就是说,是为了变苦为乐,为了使人民获得欢乐。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并不是安于贫苦,去当“苦行僧”,而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感到快乐;现在吃苦,正是为了将来不吃苦、少吃苦而感到苦中有乐;个人和少数人经历困苦,正是为了换得他人和多数人的欢乐和幸福而感到欣慰。倘若吃苦的结果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幸福和欢乐,还有什么“荣”可言呢?老吃苦而不能由苦转化为乐,还有什么“乐”可言呢?这种苦与乐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是毛泽东苦乐观的一个重要特点。

  毛泽东还指出,革命者要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栅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里讲了领导作风问题,同时也阐明无产阶级的苦乐观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是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与人民群众同甘苦的。毛泽东一生,始终保持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同甘共苦的品格。毛泽东在战斗年代,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建国以后,环境条件虽有了好转,但他的生活仍是极为俭朴。他对饮食始终要求不高,吃的主食基本上都是粗粮,米饭里加点小米、赤豆或红薯、芋头,有时他吃一碗麦片粥或几个芋头,就是一餐。他身边的医务人员,为了他的健康制定菜谱,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吃饭时总习惯地敲敲碗盘感叹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得了啦,那就太好啦。”医务人员有时建议他吃点名贵菜肴和补品,以改善和提高他的饮食水平。毛泽东则皱着眉头说:“要开国宴呀?你那些菜贵是贵了,贵了不见得就好,不见得就有营养。依我说,人还是五谷杂粮什么都吃的好,小米就是能养人。”[17]

  1957年12月,有名卫士一次从农村探亲回来,带回糠窝头交给毛泽东。他掰了一块糠皮窝头,又把捂馊了的窝头放嘴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泪花。他叫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喊来,大家都必须吃。毛泽东咽下几口,见有人还在嚼,便对大家说:“吃,每个人都要吃。这是农民吃的饭。你们比比你们吃的饭,要将心比心。”毛泽东思考着: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该是这样的。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他日夜想着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18]

  毛泽东以人民的苦为苦,以人民的乐为乐,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共当,要是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他就满意高兴了。

  第二,乐中有苦,乐极生悲。毛泽东认为,苦中有乐,苦可转化为乐。同样,乐中也潜伏着苦的因素,也可转化为苦。他在1944年4月12日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20]

  这说明,苦与乐是相互渗透的。胜利、欢乐也潜伏着失败、痛苦的因素,胜利了如不防止骄傲,就会犯错误导致失败,就会吃苦头,就会变乐为苦。因苦得乐,因乐得苦,这是苦与乐相互转化的历史辩证法。我们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进由苦向乐的转化,防止由乐向苦的转化。

  毛泽东曾推荐读西汉著名赋家梅乘的《七发》。毛泽东说,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痛骂统治者的腐败。“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说太子年岁正轻,想来是由于你长期迷恋安乐生活,日日夜夜没有限制的缘故,以致邪气侵入体内,胸腔郁结,阻塞不通,心神烦乱,惊惧不安,五脏衰弱,听觉不灵,精神焕散,病势已深,长此不愈,则将生命不保。毛泽东认为,“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文中说的出入都坐车子就是瘫痪之兆,幽深和清凉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摧残生命的斧子,美味的酒肉是腐烂肠胃的毒药,这些话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迷恋安乐腐败的生活,必将早夭、丧身,这也是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毛泽东说,文章最后一段,吴客讲“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这是医治疾病的“良言妙道”。毛泽东认为,梅乘《七发》是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只贪图享乐腐朽的生活而不愿艰苦奋斗的人,就必然导致腐败、困苦的结局,这时享乐便转化为痛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21]真正的人生痛苦或人生悲剧常常是由于贪图享乐造成的。“福兮祸之所伏”,“乐极生悲”,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第三,劳动是苦转化为乐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劳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苦,一种认为是乐。在剥削阶级看来,劳动是人生的痛苦事,他们厌恶劳动,不劳而获,贪得无厌,骄奢淫逸,极度享乐,过着寄生的生活。因此,必然走向腐败,由乐转化为苦。无产阶级则认为,劳动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劳动是快乐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就不能享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快乐。人们只有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劳动斗争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快乐。李大钊说得好,“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苦境可以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可由劳动解脱。”[22]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毛泽东还强调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严格要求,要经受艰苦的劳动锻炼,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才能健康成长,真正成才。1957年9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住在东湖甲舍。一天,他同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时,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比孩子们相互之间坐的是什么汽车,爸爸干什么?比谁的官大官小。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耽心呀!他还说,现在,部队的学校,整天学专业,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好不好?我想,第一,最根本的东西还是马列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要学会做人;第二,要实践,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工农兵中去,要经受艰苦的实践锻炼,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他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还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干部子弟要经受艰苦锻炼。岸英生前学过农,学过工,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当时,我对彭老总说,岸英到志愿军去作战,对他要严格要求,不要照顾,他是去保卫祖国的,不是去做客的。彭老总带岸英去前方,我心里踏实多了。干部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这就是党风,党风就这样发生作用。不这样,如果光号召别人赴朝鲜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呆在保险柜里,当贵族,这就不行嘛。我的长子岸英参加志愿军,死在朝鲜战场上,我是光荣的。

  关于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还多次讲过。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4年7月,一次他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毛泽东在谈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时候,也曾多次强调党政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对社会青年,也要带动他们的父母好生教养子女,从小做起,毫不放松:对青年学生,要进行实际锻炼,必须经受艰苦考验。他引用《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对子弟要进行“廉公谦约”的教育;还引用了刘备临死前给后主刘禅的遗诏,告诫刘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用这种防微杜渐的办法教育子女,是古人教育子女的一种成功经验。

  1967年,毛泽东推荐读《战国策·触说赵太后》一文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个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如不重视它,不正确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所指出的危险性并不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在分析众诸侯没有一个子孙三世保持住王位的原因时说:“此其近者祸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凡是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对自己的子女不能让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只有为国家多作贡献,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孙相继。

  毛泽东对子女很疼爱,但要求非常严格,从不允许他的子女搞特殊,更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谋私利。他多次要求他们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独立生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要扎扎实实地工作,堂堂正正地做人。他的长子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在中国,不懂得农民,不了解农村情况,就不晓得中国的实情。要知道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任何时候,千万别忘了农民啊!”毛泽东送他几件带补钉的衣服,让他到农村学习,做劳动者,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李讷,但对她的要求很严。李讷自小就吃机关大食堂,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集体宿舍6人或8人住一屋,星期天自己骑车子或乘公共汽车、电车回家。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女儿也是挨饿。有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一起吃饭,她把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一下子吃光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深深叹了两口气,无不忧伤地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李讷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到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毛泽东多次提出关于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认为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这些人手中,乐就会转化为苦。

  《触说赵太后》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这些话,蕴含着苦与乐辩证关系的深刻哲理,是有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