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成语的运用






  毛泽东在阐述具体问题运用成语时,能够作到随手拈来,简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列宁说过:“常常有这样的成语,它能以出人意料的恰当,表现出相当复杂现象的本质。”(引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毛泽东就善于运用这样的成语,都用得十分贴切、自然、生动。尤其是当他阐述那些复杂问题的时候,所运用的那些格言式的成语,把事理阐述得是那样深刻、得体。

  首先,毛泽东能够用概括性极强的成语阐明解决问题的方向。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主张:中国的国体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但是,当时的“中华民国”并不属于中华全体民众,它只有“中华民国之名”,而无“中华民国之实”;要想使“中华民国”达到“名副其实”,还要作许多艰苦的斗争,即还需要进行长期的革命。在这个基础上,他说,“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据《新民主主义论》)。阐述建立什么样的国体和怎样建立国体问题过程中,毛泽东先后用了“名副其实”和“循名责实”两个成语,都十分恰当,特别是他对“循名责实”这个成语的运用,明确而生动地规定了此后的革命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恰到好处。

  其次,毛泽东经常能够运用那些带有规律性的成语作为阐述自己某些观点的有力根据,这样做,明显地增加了对事理阐述的分量。如在阐述弱小之我进攻强大之敌时,他说应该“避其锐气,击其情归”(《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阐述游击战争如何对待暂时放弃部分土地时,他说应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同上);在阐述要使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取得胜利必须有计划、有准备时,他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论持久战》),等等,这些成语的运用,不但使他的观点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据。

  最后,毛泽东能够利用某些常识性成语作为比喻来形象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讲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性,为了明确阐明这个道理,除了用经常“洗脸”和“扫地”才能请洁的通俗比喻之外,他还用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对成语作比喻。意思是说,由于“流水”和“户枢”(“枢”,门轴)在不停地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才得以“不腐”和“不蠹”(“蠹”,虫蛀),这不正像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论联合政府》)吗?又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过,农民破除迷信,要等农民觉悟之后,自己丢开菩萨,共产党不必“代庖”,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应该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农民破除迷信问题,只能引导,作出示范,而不能代他们去丢菩萨(“代庖”,即“越俎代庖”,就是代替的意思),这正像高明的射手教导初射者那样,他只是张满弓,搭好箭,作出跃跃欲射的样子,却不把筋射出去。

  下面,我们仅就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和怎样运用成语,作一些具体评述。

  ①运用成语的形式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除了单一式(即一个成语单独运用)以外,主要有并列式、对比式、层递式、串用式等。并列式(含排比式)。例如: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文中把“不屈不挠”和“再接再厉”两个成语平等地排列在一起,成为一种并列式。也有超过两个成语并列者,如在《矛盾论》中,罗列革命和先进的力量取代了反动和落后的力量的许多事实之后,作者说:

  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这里将“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推陈出新”三个成语乎等地排列在一起,可以视为排比式。

  对比式。例如: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成语,它们在两个分句中相互对应,造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是对比式。其他如“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用法,也属于这种情况。

  层递式。例如: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论联合政府》)

  这里“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和“民变蜂起”三个成语,并不是排比。由于先有“民生”,继有“民怨”,后有“民变”;先有“凋敝”,继有“沸腾”,后有“蜂起”,因此,它们属于层递式。又如,也是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这段话中的三组“格言”、也属于谚语,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三组六个成语。每一组成语,孤立地看,两两成对,基本上属于并列式;但三组之间的关系却是层递式:因为先有“言”与“尽”的问题,接着有“罪”与“戒”的问题,最后才有“改”与“勉”的问题。

  串用式。所谓串用式,是指运用的成语中可能有并列、对比、层递的因素,但又不全是那各种因素,它们只是被阐述的内容像一条线索一样连在一起。请看下面的例子: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实践论》)

  这段话里的“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天下第一”、“不自量”都是成语,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并列、对比,也不是排比、层递,而是由一个整体思想内容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这种运用成语的形式姑且称为串用式。

  毛泽东还常常把上述各种成语的运用形式结合起来运用。例如:

  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实践论》)

  短短的一句话,竟连用三个成语:“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属于并列式;“沾沽自喜”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属于串用式,这是串用式中包含并列式。又如:

  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改造我们的学习》)

  这句话里也有三个成语:“一知半解”和“想当然”是并列式,它们与“发号施令”也构成了串用式。这也是串用式中包含着并列式。

  总之,毛泽东运用成语的形式,真可谓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

  ②成语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运用成语,从不生吞活剥地盲目套用。我们知道,成语具有极为明显的稳定性的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固定的意义和形式,而毛泽东除了习用性(即常规性)地恰当运用成语以外,他总是切实地根据文章和讲话的内容与读者和听众的具体需要,胸中自造炉锤,别出匠心地运用成语,因而十分灵活。他运用成语的灵活性,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主要包括借用、扩用、反用、仿用、新创五种情况;形式方面主要包括易位、意用、缩用三种情况。

  借用。有些历史性久远的成语,其概念已经过时或落后了,对这样的成语,毛泽东常常赋与它们以新的意义。例如,“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成语出于《礼记·祭义篇):“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普)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可见这个成语说的是,封建的孝道是人世间普遍的共同准则;但是,毛泽东却把反映孝道普遍性准则的成语用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就可以看作是对成语的借用。毛泽东这样运用成语的情况很多。

  扩用。所谓扩用,就是在成语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对该成语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

  义是必然要失败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对于“欲速则不达”这个成语,人们只是从“单纯追求速度”因而效果不好这个角度运用它,属于贬义。但是,毛泽东又从肯定其合理因素的角度(“速”还是要的)加以补充,这样看待这个成语,就更全面,因而也更新颖了。

  毛泽东扩用成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对牛弹琴”这个成语的运用。“对牛弹琴”是典故兼成语,原典或传统的用法,都是讥笑“牛”太愚蠢,听不懂弹琴人(古代一个音乐家公明仪)为它所弹奏的“清角之操”,仍然“伏食如故”(典出南朝梁代僧祐编《弘明集》)。就是说,这个成语仅仅用来讽刺听不懂他人道理的愚蠢之人。可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竟是这样运用的:

  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

  毛泽东在运用这个成语时,把讥笑“牛”(“对象”)这个内容“除去”了,而加入了讥刺弹琴者、弹琴者应该“尊重对象”的内容,即讽刺那些写文章和做演说不看对象、脱离群众、空发议论的人,希望他们尊重读者和听众,这就对这个成语的运用,开创了一个新的侧面。

  反用。所谓反用,即反其义而用之。例如,“矫在过正”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纠正过错超过限度,而这个意思历来被一概否定,在《汉书·诸侯王表序》和《后汉书·仲长统传》等史籍中就都是在这个意思的基础上运用这个成语的。可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运用这个成语时,一反其本义。他认为,在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二时期(革命时期),为了“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把一切绅权都打倒”、“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农民们所做出的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因为“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在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里,毛泽东不但完全否定了“矫枉过正”这个成语的传统用法,而且在新的与其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加以运用,具有极强的创造性。

  毛泽东反用成语的又一种情况是改变某些成语的感情色彩(即易色),使原来具有贬义色彩的变成褒义的,或者相反。例如,“无法无天”,这是一个贬义性的成语,但毛泽东在说共产党不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限制和束缚时,却也说成是“无法无天”(《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时“无法无天”就变成褒义的成语了,这是属于临时性成语的反用;还有些成语,如“明哲保身”,本义是既明且哲之人,善于按察事理,择安去危,善于自处(语出《诗经·大雅·蒸民》),显然属于褒义,而一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用它批评只顾个人安危、放弃原则的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之后,它就变成贬义的成语,直到如今;又如“一团和气”,这个成语出于《程子全书》,说一个叫程明道的人对待人的态度和蔼可亲,完全是褒义的,可是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使用过后,就具有了对待熟人抱老好人态度,不讲原则的贬义色彩(关于易色法更具体的内容,请参阅本书第四章有关的内容)。

  仿用。毛泽东仿用成语的数量很大。这是不改变原来成语的结构形式,而仿化出新词的一种方法,也具有明显的创造性。例如,“一触即发”这个成语,本指箭在弦上,手指稍一触动,箭即射出,比喻事态发展到十分紧张的时刻,只要有一点偶然因素,事件就会发生。可是毛泽东却把勇敢但却遇事不够冷静、乱碰乱撞的鲁莽家称为“一触即跳”的人们(《论持久战》)。“一触即跳”就是根据“一触即发”仿化出来的。又如,毛泽东说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占领了“东四省”,说成是“垂手而得”(《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垂手而得”脱影于成语“唾手可得”。“唾手可得”是说得到某种东西很容易,但也得付出一些“气力”,因为还得“唾”,而“垂手而得”呢,手垂下去不动即可,一点气力都不必用。这是说日寇占领“东四省”容易到了极点(据马国凡《成语概论》,第98页)。在毛泽东的语言中,像这样仅仅通过一两个字词的改动而仿化出新词语的情况很多。其他诸如,根据“前仆后继”而仿化出“前赴后继”(《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声明》),根据“前功尽弃”而仿化出“全功尽弃”(《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根据“置之不理”而仿化出“置之不答”(《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根据“取而代之”而仿化出“起而代之”(《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根据“忍辱求全”而仿化出“忍让求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根据“赶尽杀绝”而仿化出“剿尽杀绝”(《新民主主义论》),根据“有的放矢”而仿化出“无的放失”(《整顿党的作风》),根据“一哄而散”而仿化出“一哄而集”(《井冈山的斗争》),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这些被仿化出的新词语,较之原来的成语,都产生或增加了新的意义。其中“无的放矢”对于“有的放失”,“一哄而集”对于“一哄而散”,不但属于成语的仿用,而民同时也属于成语的反用。这种兼具仿用和反用性质运用语言的情况,可以将其称为“反仿”。

  对有些成语,毛泽东往往作连续性仿用,这种性质的语言仿用也可以称为“连仿”。例如,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着重阐述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不应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内容时说:

  (共产党)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成语中有“先斩后奏”,并无“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它们都是根据“先斩后奏”这个成语先后连续仿化出来的。毛泽东对“莫名其妙”这个成语的仿用,也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己明其妙呢?(《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这句话里的“莫明其妙”和“已明其妙”都是从成语“莫名其妙”连续仿化而来的。与上一则例子不同的是,上一则例子中出现了被仿化的成语(“先斩后奏”),那可以称为“明仿”;而这一则例子中被仿他的成语并没有出现,这可以称为“暗仿”。关于仿化法的其他具体情况,请参阅本书第四章中有关内容。

  新创。毛泽东运用的成语中,有一些完全是属于他本人创造的,有的则是依据以往已有的成语,特别是通过仿用的形式创造出来的。让我们再看一看“下马看花”和“后发制人”这两个新的成语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下马看花”是毛泽东新创的一个成语(见《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它是根据“走马观花”仿化出来的。“走马观花”中的“走”,是跑的意思,毛泽东把“走”换成“下”,则造出一个与原来成语相对立的新的成语。又如,“后发制人”,这个成语是凭借“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史记·项羽本记》、《汉书·项籍传》)二语改造而来。“先发”能够主动压制或控制对手,“后发”往往被动,被人所制,亦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之义。这是旧成语的意思,但它不全面;毛泽东根据大量事实,总结出另一方面的经验,即后发者如果有准备地“先让一步”,也能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控制对手,于是翻造出“后发制人”这个新的成语(参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以上我们评述的是毛泽东借用、扩用、反用、仿用、新创等五种在内容方面灵活运用成语的具体情况。下面再就易位、意用、缩用等三种在形式方面灵活运用成语的具体情况进行评述。

  易位。一般情况下,成语的字词结构顺序,在运用的时候是不允许轻易变动的。可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毛泽东往往也能改变原来某些成语的固定的结构顺序。例如,对于“轻重缓急”、“精兵减政”这两个成语,人们一般都是原型照用,不去变动它们,可是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却把“轻重缓急”改变为“缓急轻重”,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有时说:“精兵减政”,有时说“兵精政简”。与原来的成语比较,“缓急轻重”属于单纯的位置变动;“兵精政简”则使其中联合的两个小的词组的动宾关系部分别改变为主谓关系。

  意用。就是不直接运用成语的原型,而是用普通的语言来运用成语的原义。例如,毛泽东把成语“高枕无忧”说成“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把“有恃无恐”说成“有所恃而不恐”(《井冈山的斗争》),把“大同小异”说成“大同中的小异”(《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其中“有所恃而不恐”和“大同中的小异”,是在原来成语中增加了一些解说性的辅助成分。这样的成语意用,都比原来的成语更灵活,更通俗了。其他诸如“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新民主主义论》)、“胜利之券,必操我手”(《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也都是成语“抛砖引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必操胜券”(或“稳操胜券”)的意用,与上述成语意用不同的是,它们较之原来成语概念的范围缩小了,但其针对性却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缩用。所谓缩用,就是减少原来成语中的字数而后运用,但其意义不变。例如,毛泽东把“越俎代庖”仅仅说成“代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缩用。不过,毛泽东这样运用成语的情况不是很多。

  另外,他还有时把联合式结构的成语拆开运用:

  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论持久战》)

  “空前绝后”本是一个成语,毛泽东却把它拆开运用,虽然意义上有些改变,但仍可视为对“空前绝后”的意用。

  毛泽东灵活地运用成语,虽然在形式上不及在内容上灵活运用的创造性强,但也令人感到十分新颖、活泼,具有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因而同样值得重视和学习。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如此灵活地运用成语呢?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他既能对成语理解得深刻,又能密切地联系实际。比如,他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成语的运用就是这样。首先是他对这个成语理解得好,他说,“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个理解完全抓住了“妙”的本质;然后是联系具体内容,他说,“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论持久战》)。这样的理解,真是深刻极了,这样的联系实际真是紧密极了。其他诸如对“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求”、“是”,对“有的放矢”中的“的”、“矢”的理解和联系实际,都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情况相近。大家知道,成语运用得准确灵活,仅仅对成语理解深刻而不联系实际不行,仅仅联系实际而对成语理解得不深刻也不行。由于毛泽东能够同时兼及二者,所以他运用成语才能够灵活自如而又恰当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