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典故的运用






  周恩来在1949年5月7日作的《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的报告中说,“现在毛主席作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的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这里所说的毛泽东运用的“历史经验教训”,基本上指的就是他所运用的典故。这段话,对毛泽东语言中善于运用典故这个特点作了极准确的说明和概括。连《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也说,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这话也证明了,善于运用典故,的确在毛泽东语言中格外突出。

  那么,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特点又是什么呢?这可以包括四个方面:一,量大;二,典型,三,灵活;四,创用。

  ①量大

  毛泽东运用典故多,首先是典放出处范围广、种类多。其中有历史典籍,如《史记》、《汉书》和诸子等著作;有历代诗文、小说、寓言、传说、神话、戏剧等。其中历史人物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包括外国科学家、发明家)。其次,体现在被运用得范围广、数量多上面。包括政论文、学术论文、纪念性论文,还是报告、演说、决议、调查报告、消息等。他随时运用典故,并且运用的数量很多,有时还同时用多则典故阐述一个事理。在《质问国民党》一文中,他用了“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战国策·燕策》)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苑·正谏》)两则典故,来陈说在抗日战争紧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浪潮、进攻边区的利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战略退却”一节中,为了阐述战略退却的必要性,他先讲了《水浒传》(历史小说)中林冲如何运用退却的策略打败洪教头,接着全文引用了《左传》中“曹刿论战”一节文字(典籍),说晋国以战略防御为基础打败了齐国;最后又列举了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六次以弱胜强的历史战役(均属于典籍),弱者一方都是运用退却的战略打败了强者一方,共用了八则典故。然而,这还不是最多的。在1958年3月22日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为了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讲话的开头就用《西厢记》中惠明挺身突围给白马将军送信搬取救兵一事,提倡中国要多出现一些像惠明那样勇敢而又坚定之人;接着就提到《法门寺》中“站惯了,不敢坐”,十足的奴隶主义者贾桂,又讲了中国儒家们对孔子不敢直呼其名(孔丘),也是一副奴隶相,其后,则讲了李贺敢于直称汉武帝之名(刘彻),甚至称他为“刘郎”,鼓励人们不要怕名人。讲话的后半部分,当讲到任何阶级都是“好大喜功”时,则讲了禹王惜寸阴,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席不暇暖”,当讲到说话要选择时机讲究策略时,则提到了明朝反对奸党魏忠贤的东林党那一派人(如杨镇安等),由于策略失误而失败;当讲到敢讲真话时,则提到了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人,并引述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然而,这篇讲话中,用典最多的,还是在讲话的中间部分。这部分阐述了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和发明创造者大多数是青年人的内容。其中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刘师培、王弼、颜渊、李世民、秦叔宝、罗成、王伯当、梁启超、马丁·路德、达尔文、发明安眠药和盘尼西林的人、富兰克林、高尔基,前后共有20多位历史人物。讲话中还涉及到一些其他反面历史人物,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袁世凯、段祺瑞等。此外,这篇讲话还涉及到诸如斯大林和“联共党史”结束语、康有为及其《大同书》、邹容及其《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的文章,以及刘备挂帅等典故。总之,这篇讲话引用典故之多,实在无人能够与之相比。我们仅从这篇讲话中,就可以略知毛泽东在其他文章和讲话中运用典故情况之一斑了。

  ②典型

  毛泽东运用的典故,一般都是把典故作为某些观点或事理的论据或根据。由于他所选择的典故,一般都属于典型化的材料,所以使他所阐述的观点或事理都十分生动,有力。这又是因为,凡属于典型性的东西,不但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个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共性)。用具有典型性的典故来以古鉴今,自然会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例如,1941年1月,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关头,国民党顽固派策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主力九千余人被歼七千余人,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遇害。新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围歼行径自然严重地破坏了抗日统一战线,威胁着抗战的彻底胜利。为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谈话中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强烈谴责和揭露外,还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十二条警告,要求严肃合理地对待和处理此一事件,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毛泽东在列举了党的十二条警告之后,用了一则典故: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这段话中的“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是一个典故。这是孔子说过的话,出于《论语·季氏篇》。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把持着鲁国的政权,与鲁君矛盾很大。季孙也知道鲁君有趁机收回主权之意。颛臾,是鲁国的附庸小国,季孙也担心它会帮助鲁君收拾他,于是季孙便想先发制人地讨伐颛臾。这时孔子的弟子冉有、子路向孔子请教:季孙应否讨伐颛臾?孔子当即表示反对,理由之一是,“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意思是说,“我估计,季孙所担忧的,不在远处的颛臾,而在鲁君”(“萧墙”,指古代宫室一进门处的挡风墙;“萧墙之内”,这里专指鲁君而言)。后来,人们常用这个典故来比喻忧虑不在于外,而在于内。毛泽东用这个典故,目的在于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如果不按照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警告办事,那么,国民党顽固派最应当害怕的,将不是外国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而是本国内部展开战争,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将要进行自卫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就将“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毛泽东用这个典故对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提出严重警告。

  像这样运用典故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是很多的。有则,仅仅是由于他运用的典故十分典型,就使对问题或事理的阐述格外深刻,耐人深思。1949年4月初,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再次重申,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十分强调南京政府必须逮捕南京惨案的主凶蒋介石等反革命首要分子这一条,他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据《左传·鲁闵公元年》记载,春秋时鲁庄公死后,立子般为君,鲁庄公之弟庆父杀死子般,另立问公为君,不久,庆父又杀死闵公。由于庆父先后杀死鲁国两个国君,造成鲁国连年大乱。当时齐国有一位大臣这样评论鲁国:“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后来人们常把庆父比喻为灾难和战乱的祸首。毛泽东运用这个典故,不但把连续挑起内战、制造灾难的根源归罪于蒋介石等罪魁祸首,而且表达了他要坚决彻底地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不过,谈起运用典故最典型的,当属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所谓1962年1月3O日所作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并没有公开发表,但当时就在党内党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主要就是由于突出地典型地运用了大量典故。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当讲到领导干部要尽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让别人批评自己,即使批评错了,自己受到了不合理的处分,甚至被降职到基层去工作反而更有益处时,他引用了司马迂《报任少卿书》中的一段活。这段话包括“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左丘失明”、“孙子膑足”、“不韦迁蜀”、“韩非囚秦”,以及“诗三百篇”之所以“为作”等八个典故,他指出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其余备例中的历史人物都是“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处于逆境之后,才得以发愤而有所作为的。当毛泽东讲到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时,他又用《史记》中的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对比:项羽这个人物如何称王称霸,如何不听军师范增的合理意见;刘邦这个人物开始时如何傲慢,拒绝接见一位“儒生长者”,那个儒生如何发怒闯了进去,正在洗脚的刘邦后来又如何欢迎,如何道歉,说明刘邦如何“从谏如流”,终于打败了项羽。接着,他还用“霸王别姬”的戏来说明不民主的可怕后果。正是由于这篇讲话用了这样多极为典型的典敝来教育广大党的干部实行民主作风,才能使人们的灵魂深深地受到了触动,永远铭记在心。

  总之,毛泽东非常善于以极典型的典故来阐发事理。其他诸如用“叶公好龙”来批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李逵式的长官”批评“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的红军干部(《反对本本主义》),用“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李林甫比喻那些“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帝国主义(《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等等,都是毛泽东典型地运用典故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③灵活

  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第三个特点,是格外的灵活。他能在深入理解典故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及不同内容和角度的需要,极其自由地运用典故。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中,讲到柳宗元的《黔之驴》这个寓言时,他能一边讲,一边装作者虎观察驴驹子的样子,真是绘声绘色(据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而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许多人读史,一般总是比较死,难于理解深透,更难于灵活运用。他的二儿媳邵华是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她在念大学时,在毛泽东面前,总是感到自己的历史知识那样贫乏,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是那样肤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文科生;那些历史知识,在她那里好像都是“死”的,而到了毛泽东那里,便立刻“活”了起来,他用它们阐述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事理,都是那样警策、凝练,引人入胜(据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就说写一篇新闻稿吧,他也能把新闻事实与其相关的典故联系起来。例如,写《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消息,当他提到南阳时,便写了关于南阳这个历史上属于兵家要地的一节文字:“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段活,实际包括两则典故:一则是三国时曹张争战,一则是东汉刘秀起兵,它们都成了毛泽东写的消息中的背景材料,起到了强调我军占领南阳意义重大的作用。即使他在给某一篇文章加写按语时,如涉及到与内容相关的典故,他也要点出来。比如,他发现一篇文章是阳谷县人写的,于是他就在这篇文章的按语中说,“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195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运用典故,有时灵活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他能用《西游记》中几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去解释抗大的教育方针。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那匹白马,也是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他们两个都能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他能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据王永盛、张伟《毛泽东的语言艺术》)。毛泽东通过大胆联想,把本来与现实事物似乎毫无联系的典故竟然联系了起来。

  不过,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灵活性,更多的时候,还是体现在他与人们一般交往过程的随意性的谈话之中。每当这些时候,他运用典故,往往很巧妙。毛泽东的一生,读史是他的嗜好,谈史是他的乐趣。谈史是毛泽东与老一辈学者、专家乃至在他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中最愉快的话题——有时是专题式的,有时是随机式的。所谓随机,大半是在他平时接人待物的闲谈之时。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所写的回忆录式的文章中,几乎都谈过这样的体会:当毛泽东与他们初次见面,总要先问对方的姓名、籍贯乃至家庭状况,然后便有可能根据这些状况引出相应的典故。例如,当他得知师哲的原籍是韩城(在陕西,汉时称夏阳)时,他立刻就说:“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司马迁生于韩城县北五十里处的龙门,该地临黄河,有黄龙山,“龙门”传为夏禹所凿,故有“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之说)接着,他又谈到“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并讲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和它的走向(据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当他得知徐肖冰的老家是山西夏县时,他立刻就说:“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权延赤编《领袖泪》);当他得知初见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叫“崔英”时,他当即就问:“那么你的爱人可能姓张了?”(同上书,《西厢记》中的女主角叫崔莺莺,其夫姓张,名君瑞);当他得知薄一波的原籍是山西中部的定襄县时,他便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其弟薄昭,又说汉文帝初年讨伐代王时,曾定都于山西中部;当他得知

  张稼夫原籍是山西文水县时,便谈起了出生在文水县的武则天;当他得知一位大夫叫唐由之时,便指出“由之”二字最早出自《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之句,并告诫他“可不要按孔子的‘由之’去作,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作”,接着又吟起鲁迅《悼杨铨》一诗(诗中有“花开花落两由之”之句。以上引文均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由以上所述的事实可以看出,灵活地运用典故确实是毛泽东语言中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同时也看出他的历史知识是何等渊博,他的记忆力又是何等惊人。

  ④创用

  毛泽东运用典故的第四个特点是,创造性极强。创造性也属于灵活性,但它比一般的灵活性更加突出。这使得他不但继承了祖国语言,而且发展了祖国语言,因此,这也是毛泽东运用典故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典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有分析地运用典故;二,典故的引申和补充;三,有批判地运用典故。

  有分析地运用典故。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从来不生搬硬套式地运用典故,而是根据具体内容的需要,有分析地运用典故。例如,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已向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方面发展,国共两党将再度合作,“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根据中日双方及世界总的形势和条件,抗日战争不可能是速决战,而肯定是持久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运用了一个典故——“灭此朝食”。这个典故是由“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一语概缩而成,也可视为一个成语,它出于《左传·成公二年》:春秋时,齐国攻打鲁、卫两国,鲁、卫两国请求晋国援助,齐军与晋军战于鞌地。齐军统帅齐顷公决心甚大,扬言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意思是说,待我们消灭这些敌人(晋军)之后,再吃早饭!他匆忙地跨上还没有备好的战马,就下令向晋军进攻。晋军将领由于身先士卒,带伤杀敌,士气很高,结果把齐军打得落花流水,齐军只好狼狈败退。毛泽东运用这则典故时这样说: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

  毛泽东对“灭此朝食”这个典故,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肯定了其中对敌人痛恨和决心战而胜之的精神(“气概”),但否定了其中操之过急的盲动作法(“计划”);既没有作绝对肯定,也没有作绝对否定,而是肯定其积极因素,否定其消极因素。这样辩证地运用典故,既不牵强附会,又具有明显的创见性,因而十分生动。

  典故的引申和补充。毛泽东有时对所运用的典故加以必要的引申和补充。1934年8月到1935年12月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三支主力红军都放弃了“原有的阵地”,通过长征,转移到了新的地区。毛泽东认为,这个大转移,“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是张国焘等人却认为,红军失败了。对此,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通过“坐井观天”这个典故来加以解说: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

  典故“坐井观天”也属于成语,它是由《庄子·秋水篇》的有关内容概缩而成;它又见于韩愈《原道》一文之中;“坐井而观天,日天小者,非天小也。”后来这个典故一般只是用作讥刺那些目光狭小之人。而毛泽东在运用这个典故时,除了仍然用它的本义(井蛙说的”天有一个井大”)之外,还用”如果??”这样假设的形式引申出了另外一层意义:“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实际上是根据具体内容对原来典故含义的有意扩展。其下文对“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胜利”和“失败”这些内容的具体议论,就都是基于由典故扩展出来的那层含义而生发的。因此,这种议论也变得新颖而生动。

  批判性地运用典故。毛泽东运用典故时,往往还要审查某些典故的科学性,批判性地运用它们。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

  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这是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讲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的意用,也属于典故。毛泽东不完全同意孔子的观点,认为七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可能犯错误。实际上,这是对这一典故的批判。

  然而,批判性地运用典故,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伯夷和《伯夷颂》的运用——

  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赞美闻一多和朱自清这样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时,用了伯夷这个历史人物和韩愈写的《伯夷颂》作为陪衬。伯夷这个历史人物及其事迹,最初散见于《庄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根据史料对伯夷的事迹作了梳理之后,撰写了一篇《伯夷列传》。伯夷与其弟叔齐都是殷代诸侯国孤竹国君之子,由于兄弟二人均不愿继承王位,便逃到周地(也是殷代诸侯国)隐居。殷的诸侯周武王起兵讨伐暴君殷纣王时,他们向武王“叩马而谏”:“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他们认为,殷纣王再暴虐,也是“君”,周武王再贤也是“臣”,“以臣弑君”,自然属于“不仁”,所以他们反对武王伐纣。武王灭殷之后,天下归周,于是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乃饿且死”。伯夷、叔齐二人的行为一直受到历代人们的赞美和推崇,称他们是古之“贤人”。如孔子就说过,他们是“求仁得仁”;韩愈还特地写了一篇《伯夷颂》,赞誉他们是“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豪杰之士”。然而,毛泽东在赞颂闻一多和朱自清时,却这样说: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这里,毛泽东说韩愈歌颂伯夷“是颂错了”,显然,他不但否定了伯夷,也否定了韩愈写的《伯夷颂》。通过对伯夷和《伯夷颂》这个典故的批判,他提出了自己崭新的见解。

  毛泽东有时对某些典故经过加工改造,然后才予以运用,也属于批判性地运用典故。唐代诗人工之涣《登鹤雀楼》一诗,其中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两句。其原义仅限于写景,是说登高才能望远。后人引申为,要想使自己有更高的认识水平,只有经过更艰苦的努力。可是毛泽东却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作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欲穷千里目”,就必得先下楼,然后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他不愿下楼,也不愿上楼,“欲穷千里目”,天下是没有那种便宜事的(据福建上杭县“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毛泽东在运用王之涣的诗典时,竟然从“上楼”仿化出”下楼”,从“更上一层楼”仿化出“必得先下楼”。这是说,搞调查研究的人,要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得到准确的调查结果,必须首先深入基层才行。这样批判改造性地运用典故,更有他的独到之处。

  从上面我们对毛泽东运用成语和典故的评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确是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实践古为今用文化方针的典范。人们说,历史把毛译东造就成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时代巨人,并且说,如果不是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也可以成为一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位非职业历史学家”却“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对中国史学界的指导、推动、繁荣所起的作用,远比一位第一流史学家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这个判断,无疑也是十分客观的。

  可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他十分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喜欢中国的历史和典籍。据萧三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介绍,他在读私塾时便很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杂书。他不但“记忆力和领悟力很高”,而且对其中“许多人物事例都能随时用来观察和比喻生活”;美国作家R·特里尔也说,毛泽东在当学生读报时,“对每一则欧洲要闻——凡尔登,兴登堡的权术,巴黎保卫战中的出租汽车的用途——毛都能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例证。他成了比较、评论‘活历史’(他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报纸)的顾问”(《毛泽东传》修订本)。他在二十四岁时(1917年)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为了阐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就引述了《史记》、《论语》、《礼记》、《庄子》等典籍中许多关于体育方面的人物和事实,其中有孔子善养生、重射御,明代顾炎武、颜习斋等因注意锻炼身体而长寿,孔子的弟子颜回、汉代贾谊、唐代王勃和卢照邻虽有才华,却因体弱多病而早逝,等等。据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等文章或书籍介绍,晚年的毛泽东个人藏书有数万册,中外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书籍都有很大数量,但其中史学书籍占有较大比重。当然,毛泽东虽然喜欢历史和典籍,但他并不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而是善于结合实际,并且能够作到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这也是他能够做到古为今用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