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通俗性的形式






  毛泽东语言风格的通俗性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用浅近的道理阐述深奥的概念或道理,即深入浅出。二,尽量选用人民群众常用的语言,即俗语。所谓俗语,接近于某些语法书中所说的“熟语”,但它又与“熟语”不同。说“接近”,是说俗语也包括“熟语”中的惯用语、谚语、方言、歇后语;说不同,它不包括“熟语”中所包括的成语,但它包括“熟语”中所不包括的群众经常使用的一般性的口语。三,尽量多地运用设问的形式,有问有答。关于设问,我们将在后面的“设问法”一节中详述,下面仅就深入浅出、一般俗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和方言等六种情况加以具体评述。

  ①深入浅出

  毛泽东语言的深入浅出,又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用极浅近的事理阐述深奥的事理;二是用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三是有限制地使用文言,必要时,要对文言作解释和交代。

  首先,毛泽东很善于对某些深奥的事理作极为浅近的阐述。这种做法很多,其中包括运用比喻、引用等,这些方法,我们将在第四章评述。此外,他还善于通过生活中尽人皆知的常事常理来阐述复杂的问题。他用鸡蛋能转化为鸡,而石头不能转化为鸡这个事理说明矛盾转化的根据和条件、内因和外因(参见《矛盾论》》。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议论,有谁还能不理解矛盾转化的道理呢?再如,阐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手段”这一问题时,毛泽东这样说:

  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铜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论持久战》)

  你看,这里用来议论的材料,都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尽人皆知的常事、常理,但道理讲得十分透彻的。

  有时,在说明某一问题或道理之前,毛泽东往往也用常事、常理把它们引出来,这样做,十分有利于对该问题或该道理的深入理解。有一次,他在讲话中批评某些同志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现象,但他并不立刻进行批评,而是先说了这样几句话:

  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人人都长着眼睛,他还要问;眼睛里的水叫眼泪,他也要作解释,岂非多此二举?不,这是用极浅近的事理引出哭闹着争评工资级别的问题,这样做,会收到引起读者或听众高度注意、深入思考的效果。

  有时,正好相反,他不是先用常事常理引出要阐述的问题或道理,而是在阐述完那个问题或道理之后,再把它引申到某个常事常理上面。有一次讲话中,他要求人们注意片面性问题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有很多经验,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侧面,没有看到那个侧面,常常是因为只听了这一面的话,没听到那一面的话。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然而他又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呢?长一个岂不更好吗?这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我看它们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个耳朵听那一面(《时局及其他问题》)。本来是谈片面性问题,却扯到了人为什么长两只耳朵这个常识上,而且还要人们“研究一下”。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但这样一引申,把片面性问题与这个常识联系起来,确实耐人深思,从而加深人们对片面性问题的理解。

  其次,用极浅近的语言对抽象的术语和概念加以解释。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不用或尽量少用理论层次较高的术语和概念,如果必须使用的时候,他也都设法使之化难为易。对于那些高难度的术语和概念,如果不作任何说明,势必造成晦涩难懂的语言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12月28日《致李达》的信中,“建议”李达“在再写文章时”,“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希望别人这样做,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例如,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对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以及造成敌人的“错觉”、“不意”,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对“歼灭”、“歼灭性打击”之类的术语和概念都作了具体的解释。其中对“灵活性”、“歼灭”和“歼灭性打击”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

  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

  使用兵力。(《论持久战》)

  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

  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关于情况的通报》)

  这些术语和概念,经作者这样一解释,读者对它们自然会有明确的认识,增进更深一层的理解,这样,对全篇的内容也就不会产生障碍或疑点了。

  最后,有限制地使用文言,对难懂的文言词语作必要的解释或交代。从总体上讲,文言是已经过了时的古代语言,即使是在古代,许多文言也未曾被人民群众彻底理解和把握,更谈不上全面熟练地运用了。但是,客观地说,恰当而少量地和有选择地使用一些文言词语,往往也给文章和讲话增加力量和光彩。因此,毛泽东对文言的态度,是既使用,又限制。本来,他是能够很熟练地运用文言进行写作的,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风”,年轻时也曾在“心理上”“倾向于古文形式”;在延安时,他还曾对斯诺说过,“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特里尔《毛泽东传》)。这一点是事实,从他早年写的和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文言体裁的文章,以及用文言写的一些书信,就是明证。尤其是1936年9月12日《致蔡元培》、1936年12月1日《致蒋介石》(《毛泽东书信选集》)、1940年2月1日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写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章更为出色。从这些文章和书信可以看出,他的文言功底深厚,颇具文采。其中《致蔡元培》一信,外柔而实刚,辞切而意深,分寸得体,堪称妙文;《致蒋介石》一信,“立马陈词”,分说利害,晓以大义,有如重雷轰顶,可称传世之作;《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持之有据,义正词严,几可与骆宾王《伐武墨檄》媲美。

  然而,毛泽东严格地控制使用文言写作,除了他早年写的文章以外,只有以下几种情况,他才偶用文言。一种情况是,给懂文言的人写信时,他常用文言,有时文白相间,有时通篇使用,如上面提到的《致蔡元培》、《致蒋介石》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也收入了不少文言书信;另一种情况是,只有用十分严肃的文体(如通电、布告等)写作时,才偶尔使用文言,有时也可以通篇使用文言写作,如上面提到的那篇通电,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就是通篇使用文言写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一般白话文章和讲话中偶尔片言只语地使用一些文言词语或文言句式。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下面我们专门谈一谈这个问题。

  先请看下面两则例子。

  例一: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质问国民党》)

  例二:

  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

  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例一中只有“沦于敌手”、“可病也夫”、“可耻也夫”属于文言词语。其中“可痛也夫”和“可耻也夫”属于句尾,也是一个段落的末尾。毛泽东在段尾或句尾生发感慨时使用文言或文言句式的情况,时而可见。比如“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之类,也属于这种情况。例二中的“如欲”、“蒋氏”、“其”、“及其”、“则”、“语曰”,以及“势将席卷??以去”,都属于文言或文言句式,其数量较多,但这种情况较少。

  从上面两则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毛泽东尽管也偶用文言,但都不难懂。他所运用的文言,多属于所谓的“古典白话”,即属于比较通俗的文言,并且,即使读不懂,也不致于影响其整体内容的鲜明性。

  另外,如果在行文过程中引用古人的语言或成语,遇有认为很重要,又难以索解的时候,他就往往给以必要的解释或交代。请看下面一段话:

  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段话如果在引用古人的话之前,不先说弓弦拉得紧就要断之类的话,后面也不说“弛一下”,古人的话就不好理解。而毛泽东在引用古人的话时,前后都有相当于解释的话,即使对古人的话不再说明,也不影响听众理解整段话的大意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毛泽东十分喜欢引用典故。关于引用典故的问题,我们已在前文作过专门评述,这里仅简单说一下与通俗化有关的问题。典故原文一般也属于文言,毛泽东为了使语言通俗化,他一般不引用原文,而把它改译为白话使用。如他在《矛盾论》中为了说明片面性问题时用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两座大山”时用的“愚公移山”的寓言,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为了说明应该合理地使用人才问题用的刘邦如何对待郦食其、项羽如何对待范增的史实,等等,毛泽东都没有直接引用原文,而是用他自己的话叙述的。他引用典故,真是做到了“明白如话”,没有一点“吊书袋”的痕迹,非常自然、灵活,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②一般俗语的运用

  所谓一般俗话,是指除了文言和各种“熟语”以外的常用语。语言的分类,如果从是否下意识用书面反映内容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两大类。相比之下,书面语言文雅,口头语言浅近。其中惯用悟、谚语、歇后语和方言,属于特殊性口头语言,其他的常用口语,则属于一般性常用口头语言。这种口头语言,我们称为一般性俗语。书面语言也分为两种,也有雅俗之分,其中文言可以被看作是特殊性书面语言,除了文言以外的书面语言,属于一般性书面语言。一般性书面语言实际上是一般文化人常用的语言,也可以被视为文人的“口头语言”。它界于文言与一般口头语言之间,一般的成语似乎也可以包括在内。毛泽东的语言,一般情况下,由一般性常用口头语言和一般性书面语言两种语言构成。请看他为中原、华东两个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起草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开头的一段文字: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其中“山穷水尽”、“全军覆没”、“南逃”、“四面八方”属于一般性书面语言,其余都是一般性口头语言。用这两种语言行文和讲话,不但文化水平高的人懂,就是一般人也都能明白。

  毛泽东的语言有时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主,有时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主。例如,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都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主,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辅;而那些讲话,特别是那些讲演、演说等,则以一般性口头语言为主,而以一般性书面语言为辅。

  然而,无论在何种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都十分重视一般性口头语言的使用,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使用的一般性口头语言的比例很大。就是说,他不但在报告、讲话中,而且在专门写的文章中也广泛使用一般性口头语言。所以极广泛地使用一般性口头语言,是毛泽东语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的语言通俗化外在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果说上面举的例子是广播稿,不得不使用口语,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做的讲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的两段话:

  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为什么要取消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引者)呢???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这两段话中,书面语言极少,基本上都属于一般性口语,特别是第一段话中的“坏蛋”、“后面打枪”、“闹”,第二段话中的“小老婆”、“叫花子”、“吃磨擦饭”、“发国难财”、“不要脸”、“哼一声”等,都是通俗到家的口语。

  也许有人说,这是讲演词,不得不通俗而多用口语,那就再看一篇政治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中的一段话: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这段话里,一般性口语也很多,其中突出的是“叫我们死”、“打了败仗”、“杀过来”、“杀过去”、“快要完蛋”、“松了一口气”、“一关也闯过了”、“活命”等。这些口语都通俗至极。

  可能还有人认为,广播稿、演讲、谈话和评论属于通俗性较强的文体,不能不用口语,在学术论文中就不会使用口语了吧?那么,我们不必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篇极典型的哲学著作做例子,就看看两篇一般学术论文中的两则普通例子,它们照样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实践论》)

  前一段话是一篇军事学术论文中的话,只有“或??中”、“却”、“胜负之分”,是稍带有书面性质的语言,其余大部分都是一般性口头语言,其中“容易的事情”、“拿在讲堂上”、“尽管”、“头头是道”的口语化更为突出;后面一段话是一篇哲学论文中的话,它的最后几句算是书面性语言,前面大部分都是口语,其中“外面的人”、“头一二天”、“看到了”、“许多的人”、“听到”、“说话”等,都是人们在口头上的常用词语。

  从上面的评述中,我们看出,毛泽东运用一般性俗语,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我们不再赘述。下面着重看看他使用特殊性俗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和方言的具体情况。

  ③惯用语的运用

  毛泽东的语言中,惯用语使用得比较多。

  例一:

  陕北的部队??一出马就打了胜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例二:

  对这个革命(指十月革命——引者),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例三:

  ??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

  牛、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往往连续性地使用惯用语。例如:

  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毛泽东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地使用惯用语。惯用语中,一般褒义者无,中性者少,而贬义者最多。上面引用的例子中,只有“一出马”属于中性,其余都是贬义的。毛泽东有时把本来属于贬义的惯用语改变色彩,变成褒义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文中“一屁股”和“听??便”都是惯用语,后者属于中性,在文中仍属于中性;“一屁股”显然是贬义语,而在文中却变为了褒义语。这是毛泽东创造性地使用惯用语的体现,当然也是易色法的运用。

  ④谚语的运用

  在毛泽东所运用的特殊性俗语中,对谚语的使用最多。这是因为谚语不但是通俗性强,生动性也强的语言,同时还是深刻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一种语言。它通过极为简洁的形式,对生活、工作和斗争作了高度的概括,往往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因此它被誉为群众思想智慧的结晶,语言中的明珠。

  毛泽东所使用的谚语,基本上都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谚语,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谚语使用得较少。他对社会生活方面的谚语运用得既广泛,又灵活,不论是在演讲、谈话、报告、调查报告、评论中,还是在其他一般文章中,(包括在学术论文当中),他都经常使用。例如,在哲学论文《实践论》中,就先后使用了“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许多谚语。

  毛泽东也经常在同一段话连续性地使用谚语。

  例一: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寻乌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例二:

  你(指刘松林——引者)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1961年6月13日致刘松林,刘是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之妻,岸英牺牡后,毛泽东劝她再婚。引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

  例三: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例一中的“快学难精”和“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例二中的“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和“高不成低不就”,例三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强盗收心做好人”,都是谚语的连用。还有三个谚语连用的:

  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指历代统治者反动欲望越来越大无可劝阻的道理;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文中加点的话,都是谚语。这是三个谚语连用。

  毛泽东使用的谚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他常用正面谚语中的经验、知识来鼓励和启发人,如上面引的“快学难精”,“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就都属于这一类谚语。下面这些谚语也都是毛泽东用过的正面内容的谚语: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论持久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同上);识时务者为俊杰(《新民主主义论》);夹紧尾巴做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学习和时局》);不是冤家不聚头(《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

  毛泽东常用反面性谚语中的教训来教育、警戒和讥刺人,如上文引的“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等。下面列出来的,也都属于这一类谚语: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反对自由主义》);树倒猢狲散(《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改造我们的学习》);坐山观虎斗(《论联合政府》);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论十大关系》)。

  从上面所列举的例子看(当然这些例子仅仅是毛泽东所使用过谚语的一部分),说明毛泽东使用的谚语是很多的。

  毛泽东使用谚语不仅多,而且活。他经常能结合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使用谚语。例如,他对“挂羊头卖狗肉”这个谚语的使用,就是如此。他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这样说:

  他们(指国民党顽固派——引者)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

  而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他又这样说:

  这(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所叫喊的“统一论”——引者)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狗肉”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羊头”呢?有时是指国民党的“宪政”,有时是指国民党的“统一”。其用法随心所欲而又紧密联系实际,这也是一种创造。

  毛泽东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个谚语的运用,更为灵活,因而也显得更为典型。他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这样说:

  他们(指反动派——引者)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

  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中,毛泽东又这样说:

  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这块“石头”神奇得很:它有时是“希特勒”,有时变成了“和平攻势”;它有时为张伯伦所用,有时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用;它有时“继续”地“打”,有时只“打”一次;它有时只“打脚”,有时“从头到脚地打”,甚至把“头”和“脚”都“打烂了”。毛泽东分明是把这块“石头”变成了一块魔石。他本人,则成为一位魔法高超的魔术大师。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谚语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方面,有时他还能随时纠正或补充某些带有局限性谚语的内容,这样使用谚语的创造性更强。例如,他在《实践论》中使用“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个谚语时,是这样说的: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

  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

  毛泽东通过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个谚语的具体分析,指出它的真理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并且指出这种真理性的成立,也仅仅只有“间接”性,这就对这个谚语作了内容上的引申和补充,使其含义更加鲜明和完善。

  然而创造性最大的,还是对有局限性谚语内容的校正。请看下面一篇讲话中的一段话:

  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做革命的促进派》)

  妙绝!毛泽东的看法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谚语本来的含义几乎完全相反。他用科学作依据,推倒了几千年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崭新的看法,令人眼界大开,耳目一新。

  ⑤歇后语的运用

  毛泽东运用的歇后语较少,笔者仅搜集到六则,在《毛泽东选集》(1—5 卷)中仅仅发现四则,现在把它们列在下面: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反对党八股》);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同上);65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3页);钝刀子割肉,半天割不出血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这四则歇后语本身都是比喻性的,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它们又被作为其他各种比喻运用,因而使他的语言增加了通俗性和生动性。

  ⑥方言的运用

  方言如果运用得恰当,也能增加语言的通俗性和生动性。不过,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他只是偶尔运用方言,因为方言毕竟是“一方之言”,局限性比较大。由于这个原因,只是在他写的调查报告中用得比较多。并且,运用方言的时候,也是以明白易懂为原则。先请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则例子:

  那些人??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这段话中方言“打零”,毛泽东用得很巧妙。他把这个方言放在对事实的陈述之后才说出来,既陈述了事实,又解释了什么叫“打零”,显得极其自然而又明确,真是一石双鸟。

  更多的时候是,毛泽东对所使用的难以理解的方言用括号中的文字加以解释。例如,在长篇调查报告《寻乌调查》中,对“闲嬲”的“嬲”、“过番”、“奶子”等几个方言的解释,分别如下:

  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过番(往南洋叫“过番”);奶子(儿子)。

  以上各例均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有时,如果对有的方言仅作简短的解释仍不清楚,那么他就会不惜笔墨多作一些说明。也是在《寻乌调查》中,当提到“水货”中有一种叫“鞋底鱼”的时候,他就这样做:

  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

  毛泽东先解释了“鞋底鱼”就是“并背罗食使”,但他仍然担心读者理解困难,就又解释什么叫“并背罗食使”,并把它引申到人们互相做事的内容上,这样不但增强了语言的通俗性,而且还能给人新的知识。

  毛泽东对方言的解释,往往还能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请看下面《寻乌调查》中一则更典型的例子:

  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

  毛泽东对“等郎嫂”这个方言的解释内容,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可笑;但是,如果稍加思考,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一页血泪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