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篇:心与理合辞共心密






  前面一章的内容,我们评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传统性、风趣性和通俗性等)及其各种技巧。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语言特点,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他所一向倡导的文风“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上。195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草拟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37条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紧接着,他还对这“三性”作了具体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辞章问题。毛泽东虽然在1958年才极为明确地提文风“三性”,但在实际上,至迟在1942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时就已经开始主张了。而且,自那时起,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个主张,坚持始终地与党八股作不懈的斗争。尤其令人说服的是,他言行一致,对于文风“三性”,不但在口头上不遗余力地提倡,甚至大声疾呼,而且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认真实践。除了因特殊情况写下的少量文言文之外,他所有的文章和讲话,几乎篇篇兼具“三性”。正是由于通过这文风“三性”,才进一步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使之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指导性,才能使他的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文章写作或做演说,第一个要求便是语言的准确性。准确性是一切语言的最起码的要求,因为它是表情达意的基础。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一文中说:“夫上古文字,谓之书契。书契云者,书之为字,即与其事其言纤悉符合,不相出入,是之谓契。”这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语言的准确性。使语言与客观外物和主观内意达到“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即是所谓“契”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标准。古人把这个标准称为“千古文章之大法”(潘德舆语,见《养一斋诗话》卷二),如果失去了这个境界或这个标准,语言的其他诸如什么鲜明性、生动性等各种表达效果便都将失去依据。从这个角度说,准确性是一切美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它的本身便是一种美。因此古人十分强调地指出,“必使心与理会,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刘勰语,见《文心雕龙·论说篇》)。就是说,要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一方面要使人们的主观内意完全符合客观外物的本质和规律,另一方面,语言表达又要恰当贴切地反映主观内意。

  然而,仅仅认识或提出准确性这个要求不会费太多太大的力气,但每个人都能使自己的语言合乎这个要求,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方孝孺说过:“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夫所谓达者,如决江河而注之海,不劳余力,顺流直趋,终焉万里;势之所触,裂山转石,襄陵荡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云,登之如太空,攒之如绮縠,回旋曲折,抑扬喷伏,而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此其所以为达也,而岂易哉!”《与舒君书》)方孝孺的话,讲得很有道理。要想使语言真正达到准确,必须使语言能够充分地表情达意,又十分贴切自然,不能显露丝毫的“艰难辛苦之态”,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心应手的。所以苏轼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如果理解了方孝孺的话,就可知苏轼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之辞了。

  那么,为什么使语言达到高度的准确性就这样困难呢?这是因为,语言表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孤立的过程。一般地说,准确地表达语言的过程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观内意准确地反映客观外物,即从“物理”到“心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用语言准确地表达主观内意,即从“心理”到“言辞”的阶段。然而,普遍的现象却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陆机语,见《文赋》)。其中的“意不称物”属于第一阶段,“文不逮意”属于第二阶段。由此可见,这两个阶段的切实完成,都很困难。客观外物是相当复杂的,真正准确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经过反复实践和研究,这当然不容易;即使人们已经准确地认识了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不一定能用最恰当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刘勰说:“方其搦翰,气信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者?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文心雕龙·神思篇》)我们不是有这种体会吗?提笔写作以前,心里已经想得很美妙了,信心十足,但待到文章写完之后,却往往感到,表达的效果竟与开始提笔之时打了一半的折扣,不尽人意。这就说明从“心理”到“言辞”这个阶段也是不容易的,它要受表达能力的限制。

  由于毛泽东既能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又具有极高的表达能力,所以既能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即能使客观外物与主观内意“纤悉符合,不相出入”,又能使“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即“不见艰难辛苦之态,必至于极而后止”;既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又能“了然于口与手”。这就使他的语言也像斯大林评价列宁语言时所讲的话一样,“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说出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论列宁》)

  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和讲话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当他一旦发现语言中出现明显的失误或缺漏等,总要设法及时纠正和补充。他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发展时有这样两段话,一段话是:“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另一段话是:“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这样的观点,显然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不够稳妥。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等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说,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而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并不适用,它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的(据新二版《毛泽东选集》第2卷)。又如,《矛盾论》初版印行时,作者发现其中第四章第十段中“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句话也存在绝对化倾向后,及时在印行第二版时作了修改,把“也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八个字删掉了。因为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其诸方面的不平衡性,也应该有一定的相对性,在某一短时间内,哪怕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也会出现平衡的现象。他还把这个情况特意写信及时告知当时在湖南大学任校长并讲解《矛盾论》的李达,“写解说时,请加注意”(据1952年9月17日《致李达》,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从以上的种种事实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语言准确性所持严谨态度之一斑吗?

  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思想的精辟性;二,语言的严密性;三,分析方法的运用;四,推理的科学性。关于推理的科学性内容,属于一般的逻辑学问题,我们不打算作详细介绍;下面,将仅就思想的精辟性、语言的严密性和分析方法的运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毛泽东语言的准确性作具体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