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具体分析法的运用






  具体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方法。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共产主义》)。毛泽东非常重视具体分析。平时,人们也常说,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然而,什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往往又不大了然,其原因大约在于不知道什么叫具体,不如道什么叫具体问题,当然也不知道什么叫具体分析。如果我们读一些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什么叫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了,因为毛泽东是最善于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思想家。

  具体问题和具体分析中都有“具体”二字,但这两个“具体”的含义有所不同。具体问题中的“具体”,是指问题所处的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处在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下的问题,就叫做具体问题。而具体分析中的“具体”,则有两种含义:第一,把处在一定背景和条件下的问题,仍然放在那个背景和条件下进行分析。第二,对总体或整体性问题内部情况及其联系作全面系统地分析。由此可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共有两类情况,一是把具体问题放到该问题所特定的背景条件下进行考察,这种具体分折,可以称为背景条件分析法:二是对具体问题的内部结构及其联系进行系统地考察,这种具体分析,可以称为内部联系分析法。毛泽东对这两种具体分析法的运用,都有许多独到之处。

  ①背景条件分析法

  背景条件可分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立场三种情况。所以,毛泽东运用的背景条件分析法又分为三种具体技巧:以不同时间为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叫做时间分析法;以不同空间为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叫做空间分析法;以不同立场为条件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叫做立场分析法。

  时间分析法。毛泽东常常把具体问题放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来阐明问题的本质和规律。他在分析解放前中国中产阶级的两面性时说:

  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她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在分析中产阶级时,一方面把他们放在“感觉痛苦”的时候,一方面又把他们放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反映出他们在不同的形势下(即时间),具有不同的矛盾心理状态,这就把他们的两面性分析得“具体而微”了。

  毛泽东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常常运用这种时间分析法。例如,对于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他也是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来看待他们:处于上升时期,他们是“真老虎”;而处于没落时期,他们又是”纸老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这样的分析,无疑是客观而又准确的。

  毛泽东也经常把具体问题放在现实时间条件下进行分析。抗日战争开始不久,那些亡国论者用历史上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国灭印度等国内外小而强灭掉大而弱的国家,和落后灭亡进步国家的事例来证明中国“抗战必亡”的观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就从当时“时代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个角度进行反驳,他指出,当时处在20 世纪30 年代,不但中国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和英灭印度的时代不同,就是当时的日本与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已不同。当时的日本发动战争正处在“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其次,中国本身“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不但比太平天国时进步,也比辛亥革命时进步,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而是出现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红军,人民已经或正在觉悟,共产党已有了17 年革命经验,另外,国际上还有苏联等国家的援助,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不会亡国的重要原因。这样依时代特点来分析具体问题,是令人折服的。

  毛泽东运用时间分析法,有时还把着眼点放在未来上面。例如: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文中所说之事,对敌人来说,是好事变坏事;对我们自己来说,又是坏事变好事。而这“变”,就是着眼于未来而讲的。因此,这种分析,也属于时间分析法。

  空间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是以国度、地区等特殊空间环境为条件来分析具体问题。毛泽东在阐述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得以产生和存在时,指出了五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前两个:一是当时的中国“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由于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即是自然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上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分割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使这种落后经济的半殖民地里经常发生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白色政权之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由于有了这种“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说,这是一种“奇怪现象”,但这种“奇怪现象”只能出现在帝国主义统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或帝国主义国家统治巩固的殖民地,都不会出现。正因为毛泽东抓住了半殖民地中国这个国度的特征,所以才准确地揭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会产生和能存在的根本原因。二是毛泽东认为,并不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每个地方都能产生和长期存在着红色政权,“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红色政权既不能产生,也不能长期存在,它只能产生和长期存在于“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的地方(《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是对地区特点的分析。毛泽东用独特的空间分析法揭示事实的规律,是十分科学的。

  立场分析法。所谓立场,就是立脚点或出发点。对于同一个问题或概念,立场不同,完全可以持有截然相反的认识或观点。通过分析不同的立场或观点,来阐述同一问题或概念,就是立场分析法。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住在地上,是人;但同时也是住在天上,是神仙,因为别的星球上有人的话,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他还说,中国人也可以叫洋人,因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这就是通过分析不同立场来阐述同一概念的方法。

  毛泽东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揭示敌我双方对表面上相同的同一概念或问题的不同认识。例如,侵略者和共产党员都说要拥护或坚持爱国主义思想,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毛泽东说:

  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这里,毛泽东把侵略者和共产党人对爱国主义概念实质上的不同态度,以及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对侵略战争应持的“失败主义”态度,而中国共产党人应持的“胜利主义”态度,分析得具体而深刻。其原因,就是由于他的阐述是从分析不同的立场入手的。又如,1940 年前后,我们为了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统一,而反共顽固派也叫嚷“统一”。毛泽东从分析敌我双方的立场的不同着手,论述了两种统一的含义。反共顽固派认为,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的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继续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所以他们的统一乃是“假统一”、“不合理的统一”、“形式主义的统一”;而共产党的统一,发起并坚持统一战线,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所以,“我们的统一论”是“真统一论”、”合理的统一论”“实际的统一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这也是从分析两种立场起步,引中出两种不同的看法,从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从比较中辨明革命与反动。

  ②内部结构分析法

  毛泽东运用的内部结构分析法,又有两种具体情况:一,分类法;二,分解法。

  分类法。对于总体性事物或问题,毛泽东常常习惯于把它们划分为若干类或种,这就是所谓的分类法。他不论对哪些实体性或抽象性总体事物和问题,都尽量给予分类,只要他认为需要的话。例如,在”五反”时,他把私人工商户划分为五种类型: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完全违法的(《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3 年,就思想状况看,他把全体党员划分为三部分:坚定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非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以上是对实体性总体事物的分类。关于对抽象性总体事物的分类,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译东在确定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之前,考虑到了古今社会中所有的人们对于人的正确思想的来源的认识,把它们分为上述三种情况,在这样清楚分类的前提下,才能判断出哪种认识最正确。其他如把官僚主义现象划分为不理不睬、敷衍塞责的怠工和命令主义现象两种(《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等,也属于对抽象性总体事物或问题的分类。

  毛泽东对事物或问题的分类,非常灵活,他往往能从多种角度进行划分。例如:

  ??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这里,毛泽东把“五反”运动中执行对工商户违法处理的基本原则划分为五项,但角度不同:“过去从宽,现在从严”,是从时间角度讲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是从数量角度讲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从态度角度讲的;“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是从一般行业角度讲的;“酱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是从行业性质角度讲的。这种多角度地划分事物或问题的作法更为可取。

  分解法。对于整体性(不是总体性)事物或问题,毛泽东则常常把它们切割或解剖为若干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分解法。如果整体性事物或问题有时间发展过程,毛泽东则把它们划分为若干阶段。如对中国“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他就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卒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十几个阶段;对于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1940 年时他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9 年到1921 年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1921 年到1927 年以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1927 年到1937 年以“新的时期”为标志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1937 年到1940 年以抗日战争为标志的三年(《新民主主义论》)。

  如果整体性事物或问题没有时间性,毛泽东则常常把它们划分为若干侧面,如论述新民主主义国家时,他就划分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新民主主义论》);但更多的时候,是把某些事物或问题划分为性质(含特点)、作用(含影响)、任务、作法(含政策、办法等)。这些分解法的运用,属于人们常用的方法,可以不必赘述。

  毛泽东运用内部结构分析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对事物或问题无论进行分类或分解都很全面,一般情况下没有大的遗漏。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建立,但国民党仍然专权,毛泽东就提出,对统一战线要执行既统一,又独立自主的方针:有时应是“先斩后奏”,有时应是“先奏后斩”,有时应是“斩而不奏”,有时则应是“不斩不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又如,学习指导战争的规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总体性的战略问题,它究竟有哪些方面?这是个“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的“更高级的东西”,所以如果不仔细思考,就会有所遗漏。然而毛泽东竟能把这个整体性问题的具体情况一口气列出39 个之多(参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此我们看出毛泽东的头脑是何等致密,实在令人惊叹。

  另外,毛泽东在对事物或问题只划分为两种对立情况之后,如果还可能有第三种情况,他就尽可能地找到它。如1957 年毛泽东把1956 年全国农业地区划分为三种:丰收地区、重灾区、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地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灾而不重或收而不丰的地区,就属于中间状态的第三种情况。这种中间状态的情况往往还比较容易确认,有时某些具体情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辨析得出来的。例如,1951 年镇压反革命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情况有两种明显的情况:完全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正确的;没有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错误的。那么,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一般人对此很容易忽略而不再加以考虑;而毛泽东不但指出了上述两种情况,还指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情况——大体上遵照群众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群众路线的,这是大体上正确,但不是完全正确的(《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其他诸如,他把人不但划分为“完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而且还划分有“口头革命派”(《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把爱国主义不但划分为“真爱国主义”和“假爱国主义”,还划分有“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10 页),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能够这样做,所以使得他所作的具体分析更为全面。

  第二,毛泽东根据需要,对事物或问题的划分,能分则分,尽量使类别更细更详。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1925 年12 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划分为若干阶级,又把每个阶级划分为若干阶层,再把每个阶层划分为若干更小的部分。例如:小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他又划分出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三个阶层;对小知识阶层,他又划分为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六个更小的部分。他还从经济生活状况的另一角度,把小资产阶级划分为有余钱剩米的、大体自给的、生活下降的三部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关于抗日战争一般方针的划分,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抗日战争的一般方针(即总方针)是持久战,毛泽东又把这个总方针划分为若干具体方针: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战略反攻阶段,“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论持久战》)。在论述这些具体方针时,又涉及到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于是又从“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在分析“灵活性”时,又把它分为“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加以论述,论述“时机”这个“关节”时,又涉及到了“审时度势”的问题,于是又把这个“势”分为“敌势、我势、地势”三项(《论持久战》)。这样的分析,有如剥葱,层层深入。

  第三,毛泽东常常把分类法和分解法结合起来运用:或者对分类后的对象再行分解;或者对分解后的对象再行分类。例如,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先分解为中国革命的过程(即“一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项内容,然后对每一项内容又划分为若干种具体内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先分解,后分类。而对中国所有的人们先行分类,划分为若干阶级,然后对每一阶级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量、收入、剥削、革命程度等各种情况分别阐述,这是先分类,后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从上面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运用的具体分析法与辩证分析法,二者并不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所谓具体分析,实际上也就是辩证分析,它也是把事物或问题看作是联系的,发展的,对立统一的。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才把它们分开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