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明确的针对性






  明确的针对性也是毛泽东语言鲜明性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语言内容所具有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紧密地联系现实的具体实际上面;而所谓“紧密地联系现实的具体实际”,实质上就是为现实的具体实际服务。因此,为现实的具体实际服务,就是毛泽东语言内容的针对性问题。

  中国古文论中有一条传统性准则:文为有所为而作。这个准则,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就是说,文章和文艺作品都要因时因事而写,不可作无病呻吟之举。毛泽东切实地实践了这一准则。他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曾经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选集》(1—4卷)第2 版的159 篇文章和讲话的各种具体文体中看出个大概。

  在159 篇文章和讲话中,除了个别篇章以外,基本上都属于论说性的文字,其中有社论、评论、学术论文、纪念性论文、宣传材料(包括提纲)、决议、决定、总结、讲话(包括演讲、谈话)、答记者问、开会词、会议报告、情况报告、调查报告、通知、布告、电报、党内通信、命令、指示、宣言、声明、广播稿、发刊词、序跋、教材。当然这些具体文体中,也有交叉,如答记者问属于谈话,有的演讲也属于学术论文,等等。这接近30 种的具体文体,实用性都很强,且一般所说的应用文在数量上占有很大比例,它们的实用性就更强。由此可见,毛泽东写文章或做演说,其目的都在于应用,即为有所为而作,因而都是为现实的具体实际服务,这是十分突出的。

  即使是理论层次较高的学术论文,毛泽东也都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实际的具体问题而写作,没有一篇是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没有一篇是空对空的。例如,他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吸取过去革命斗争的宝贵经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看作教条,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等人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还有一部分带有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局限于自身局部的经验,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只知辛辛苦苦盲目地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由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同志,因此在1931—1934 年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毛泽东正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去揭露和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才先后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论文(据《实践论》和《矛盾论》题解)。其他诸如《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学术论文,也都是毛泽东为了及时解决各个时期革命和工作中有关方面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而写作的,因而其针对性都很明显。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哲学论文,由于它原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公文中所拟写的开头一段文字(它是作为这份公文的指导思想写进去的),其内容就更紧密地与当时的具体实际相关联。

  以上是仅就题目或中心内容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来评述毛泽东语言的针对性的,其实,他对于具体内容的选择,也十分注意尽可能与现实的具体情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例如,1937 年10 月19 日他在延安作的《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其内容选择的角度就是这样。一般人论鲁迅,或者论他的文学艺术技巧,或者论他的学术贡献;然而毛泽东却紧密结合当时国内抗日战争形势和需要与陕北公学急待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来论“鲁迅的精神”。因为这是当时最大、最迫切的具体实际。由于毛泽东选择了这样角度的内容,才使这篇讲话产生巨大的现实的指导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确是“文为有所为而作”的典范。

  另外,毛泽东还特别注意选择最新的材料,这样做,也有利于紧密联系实际,增强针对性。例如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当我在这里作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经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以上”。这是最新的材料。这种情况,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随处可见。

  总之,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特别是收到《毛泽东选集》中的那些文章和讲话,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他所经历和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种具体实践活动的真实纪录,也可以被看作是与国内外敌人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结果。因此,他的文章和讲话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