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增色法






  增色法的运用增色法,是指增强语言感情色彩,使语言增强鲜明性的一种有效手段。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属于实用文,政治性、实用性都很强,所以,相比之下,不像文艺作品那样感情色彩浓烈。不过,由于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有着鲜明的爱憎。据参加过党的“七大”的人讲,毛泽东在“七大”上,当讲到时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还有可能再次挑起内战,把战争强加到人民头上的时候,他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啊!”之后,他声音哽咽,热泪流淌(据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据李银桥介绍,1955 年以后,毛泽东有一个要求,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每次探亲回来都要向他交一份调查报告。1957 年12 月左右,战士马维不但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交给毛泽东:“我们家乡的农民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个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泽东接过这个窝头,手直发抖,眼圈发红。他掰一块窝头放到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咽下那口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身边的人。此后,他总是自言自语:“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得解放嘛??”(《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从以上这两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加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能生能杀、敢爱敢憎,所以他的文章和讲话,除了那些学术论文、决议、决定、通知等文体之外,几乎所有的社论、评论、报告、演讲,乃至调查报告等,都充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从而使他的语言增加了更多的鲜明性。毛洋东这种把抒发浓烈感情于议论、说明和叙述之中,以增强感情色彩来增强文章和讲话鲜明性和生动性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增色法。

  毛泽东运用的增色法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运用比喻、夸张、讽刺等修辞技巧,二是借助于一定事理抒发感情(包括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三是选择某些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词语。关于讽刺的内容,请参阅第一章中的有关内容;关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技巧的问题,请参阅第四章中的专门评述,这里只介绍如何抒情和选择词语两方面内容、三种具体情况。

  ①直接抒情

  毛泽东在阐述某些具体事理时,有时感情冲动,无法遏止,于是便直抒其情。例如,1940 年正当处于抗日战争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全国范围内“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又“甚嚣尘上”,许多人感到迷惘,毛泽东为此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文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同时还设计出了这个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什么样子。在这之后,就是文章的结尾。这个结尾有三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都只是一句话: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这是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是对革命同志的鼓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毛泽东是这样欢欣鼓舞;对敌人的失败,他又如何呢?1949 年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灭顶之灾,帝国主义者也在悄然敛迹,9 月21 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于10 月1 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结尾之时,情绪激昂: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敌人的态度:对于我们的胜利,敌人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他们只能“发抖”了,剩下的,可能还会诬蔑、谩骂,对此,我们不必理睬,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当然,其中也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

  毛泽东有时还通过对比,抒发对丑恶、腐朽事物的憎恶和对革命新生事物的赞美。在1940 年初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对前途的展望,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著名的话:

  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说它们是没落腐朽的”东西”,不是“进了博物馆”,就是到了垂死阶段,而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则是昂扬向上,充满生机,无限美好:一贬一褒,一抑一扬,表现出鲜明的爱憎。

  ②间接抒情

  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把感情好恶爱憎溢于言表,把它完全融于具体的事物或问题的阐述当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抒情比较隐蔽。比如,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形式上是在讲斯大林、白求恩、张思德、鲁迅的事迹和品德,纪念他们的意义,但同时也是在抒写他内心对这些人物满腔热忱的爱和敬,表达了他对自己事业的追求;在《反对投降派》、《必须制裁反动派》、《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评战犯求和》等文章中,表面上是与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争论问题,实际上,也在向这些反动派发泄仇和恨;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文章,则更是借驳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言论而喷发出的对美帝国主义的复仇的怒火;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章和

  讲话,表面是讲抗战的政策、方针等问题,实际上这既是在抒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也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在《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内容是讲如何指导革命和党的各种工作问题,又是既反映了他对党和革命工作最深沉的热爱,也反映了他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作风和言行的厌恶。试想如果毛泽东在讲话写文章时毫不动情,他的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会有那样强大的感召力,不过这种抒情方式比较隐蔽罢了。

  ③词语选择

  为了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经常选用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词语,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的鲜明性。例如,他称斯大林是“忠实的朋友”、“亲切的朋友”(《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斯大林十分友好;说白求恩的死是“以身殉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他人“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等等,这些高度评价,更能体现出他对白求恩的崇敬之情。反之,对于反动和腐朽的人或事物,他则经常选用反面感情色彩的词语,从而增加对它们的厌恶和痛恨之情。例如:他称长而空的文章为“又臭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称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两个怪物”(《反对党八股》),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把教条主义称为“狗屎”,甚至说它“连狗屎也不如”,可见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真达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他把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勾结活动比喻为“双簧”,称国民党要召开的“国民大会”为“臭物”(《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把国民党反动派对美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拖累”比喻为“又臭又深的粪坑”(《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这些词语都能体现毛泽东对反动事物嗤之以鼻的鲜明态度。他把最下层的土豪劣绅称为“土豪劣绅崽子”,称旧县政府警察、警备队、差役为“豢养的”“恶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骂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造谣而又自相矛盾的发言人为“蠢猪”,并要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骂一个托派汉奸(张涤非)为“乌龟王八”(《质问国民党》);称国民党反动派为“美帝国主义的儿子们”(《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把司徒雷登称为“滚蛋大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把汉奸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喻为“瘟疫”、“臭虫”和“狗屎”(《质问国民党》)。这些称呼都表达了毛泽东对那些反动派极大的愤慨。

  毛泽东运用感情色彩的词语,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从某些变化的词语来判断他对某一人或某一事物态度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从毛泽东在不同形势下对蒋介石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得到说明。

  大革命失败,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都是直呼其名,有时也称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是仇恨的;1937 年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后,毛泽东称呼蒋介石,除了直呼其名之外,有时是“蒋介石氏”或“蒋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致张学良》,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有时是“先生”、“公”,在“先生”之后还有“台鉴”二字(《致蒋介石》);有时是“蒋委员长”(《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从这些称呼上,都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比较和缓。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解决战争,毛泽东有时称蒋介石为“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有时称“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有时称“人民公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有时称“帝国主义走狗”(《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有时称“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评战犯求和》)。从这时起一直到建国以后,“蒋匪”的称呼再没有实质性变化,总是称之为“匪”。这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呼“步步升级”,说明他对蒋介石的仇恨达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

  另外,毛泽东还十分善于选用某些色彩鲜明的动词来增强对敌人的愤怒感情。

  例一:

  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质问国民党》)

  例二: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论联合政府》)

  例一中除了把国民党中的一类人称为“物”,把他们的话称为“东西”以外,感情色彩最鲜明的就是动词“放”,它使人想到“放屁”,便增强了蔑视的色彩(但又不失大雅);例二中的“喷”,本义应是“接连不断、迫不及待地讲”,可一用“喷”,则增强了形象性:国民党反动分子们破口大骂、唾沫四溅之状如在目前,从而增强了厌恶之情。

  鲁迅说过,“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人民而同敌人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战斗的一生。由于他既能“杀”、能“憎”,又能“生”、能“爱”,所以他才能使语言有血有肉,色彩鲜明。这也是他的语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作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