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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开会后毛回上海,一九二四年再到广州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十几天后到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此时,第一次碰上官僚办事效率,急燥的毛不堪刺激,转身回湖南湘潭“养病”。

  他在湖南组织廿多个农民协会,军阀就通缉他,他又逃往广州,住在中山医院,这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的事。

  十二月底,他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中宣传部长。宣传部职员,虽然只有七、八人,却有一个很坚固团体,他们都是广东人,对新部长毛泽东,抱不采不理态度。

  毛忍气等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国民党二届大会后再由汪精卫推举他代理中宣部长,就一举淘汰旧人,整顿部属,招揽了沈雁冰、萧楚女、顾毅宜、葛季膺,又编了《政治周报》,到五月十五日辞代理部长之职。这段时间,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家庭生活最安定日子。

  他们的家庭就是广州寺背通津州八号,与沈雁冰一家同住,当时,杨开慧刚生了毛岸青。

  毛结婚后,就没有一刻的停留,就算在广州的日子,也都是思省愤激。当时的他,有才干而不练达,做事有派头而不精透行政工作。因此,没有绝对权力,就让官僚肘制了权谋。

  杨开慧此后就回去湘潭教养儿子,此时他有了第三个儿子毛岸勤。以她的开明能干,免不了会替毛在湖南控制基层组织。

  在广州寺背通津州八号时,毛是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沈雁冰(矛盾)和萧楚女与他住在一起,一天晚上,易礼容和朋友一起去与他们闲谈。毛批评各人的长处:“楚女能够煽动群众而不能教育群众,雁冰能够教育群众而不能组织群众,礼容能够组织群众而不能领导群众。”言外之音,对待群众,只有他才能集三者于一身。他明白群众畏惧及顺从的是甚么人,是天生有地位的人。

  卅七八岁的毛泽东,头发长得像监牢里的犯人,往往三个月不剪,脚是常年不洗,不穿西装穿长衫,但他的长衫像乡下削头司务的那样常常被油污占据,说的是一口湖南土音。这是王唯廉笔下的描述。

  历史上的大人物,都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报纸是汲取社会动态的唯一媒介,毛的好奇“用功”,惹人注目。

  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已是陈独秀之外甚引人观注的共产党人物,当年的秘闻作家如此描写他:  

  第一:他和人谈话的时候,眼睛总是看自己的鼻子,可以想见他的思索力是很集中。

  第二:他对于任何小事都是留心的考察,举例来说,作者与他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同事时,他看见房间里或路上有甚么字纸线条,总要检起来细心看一遍,以冀发现甚么秘密。

  第三:他唯一的本领是读报,他读报的范围是广宽的,无论甚么地方的报章都订来读,而且读的时候又特别细心,从评论读到广告,一字不漏。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时,几乎完全不读书而读报;他在广州寺背通津八号,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吃看报,大便看报,坐在车上看报。睡在床上也是看报。他自己曾说他的学问是从看报得来的。

  第四:他不仅看报,而且甚么刊物也都搜来看看,据他说,凡是一种刊物,只要有一、二个人去读他,我们就该看,销路好的更不用说了,我们应研究它为甚么能得到读者欢迎。

  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南海的警卫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说,毛在走路时,见到地上一个火柴盒,也要弯腰拾起来,看有没有剩余的火柴枝在内。可见毛这个习惯,不单止俭朴,也是他自年轻时养成的好研小事习惯。

  毛在文革开始时,飞车南下,先到上海布置人员,用上海的报纸,首先发难。后来他提倡大字报和大鸣大放手法前所未有,别出心裁,可见对报纸的宣传、煽动作用了解透彻,以他的练达才干,渗沙子、抛石头神色不变,因自信而不吃惊。

  但毛不是对行政精通的人,他只是搞事人物,将将人材。长沙第一师范时他煽动、组织、是首领,代理宣传部长时是策划、教育,是一方大臣;到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央农民部长时是教育、煽动、是宣传家。从图书馆管理员,党员到湖南王,井岗山暴动后成“山大王”,革命成功后成主席。他煽动、组织、教育、领导群众,诚如斯言是第一流。他从来有狠劲,却未忍屈辱膝为政府里小职员,不明白行政工作人员对人世之情的无动于衷冷漠态度。

  自古豪杰所以不能始终,都是大场面见过,各有一套修练出来的东西,用热情和直爽行官僚政治。运气和才能令他如臂使指,他懂得凡人的弱点,却不知晓凡人的生活。因为生活的磨擦力,足可消磨任何豁达和胆量。何况毛喜欢小事上动脑筋,也就喜欢小事上观人察事,定亲疏、断好坏。

  毛泽东与蒋介石一样不明白行政机构的力量,蒋是用威严行世,毛是用指天划地,挥洒自如。他们的挣扎和斗争都是大事上眼,对凡人的生死,得失就像赵紫阳所说的,从战略眼光上去看。赵紫阳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忙于使用权术迫胡耀邦下台。可见世事永恒,不同的是运用者的邪正分别。

  毛和蒋从底层窜上,命运的力量使他们从未踏足中层官僚生活和工作里。因此,他们对底层和高层分出了喜憎和爱恨,就不知主宰社会是非的中层官僚生活里,“残忍”和“生活”,是另一种逻辑。

  毛善于谈话定亲疏,是纯中国传统的默化,更是湖南佬搞政治传统手法。他用了王洪文,见了张春桥,看了姚文元的文章,亲近了江青。他利用了报纸、运用大字报,煽动了学生,在一九六六年有了文化大革命。

  他注意小事就容易用错人。懂宣传而懂煽动群众。由于理想、从自信而狂妄。因此文革一起,人人觉得大事当头,连毛也没有去深刻的揣测打算。中国人只要觉得世事可靠,只要觉得气象壮阔就行。当然,历史上任何惊天动地的变动,都是如此糊里糊涂的。

  没有师大的煽动成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延安的成功,更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没有中国人喜欢讲究情面传统和湖南人的粗暴、深沉,就没有姚文元、江青和张春桥。没有对青年时代的缅怀,就没有王洪文。

  没有一九四九年的意气风发,就没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当毛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告新中国成立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真是悲壮凄凉!他大概相信自己的话是天语纶音。非神道所能比拟的。以彭德怀粗獚而善用权谋,林彪的狠辣而多疑善妒,周恩来的深沉和高级修练,刘少奇现实到对世情无动于衷,邓小平的机智和肆无忌惮,一一对他拜伏。于是毛自觉了不凡气慨。他忽略了情理、尊卑是家庭产物,一到入世是另一套,官僚及民间之巧妙,仍钱字最大。毛不懂薪金二千青年职员可对薪金五百看门伯伯辱骂的威力,这才是繁荣及人性精妙所在。毛和蒋都不懂、就有始无终。

  但毛的一切都来自理想、这原因、我们将在下面章节中述说他的生平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