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主管人事工作,县级以上干部调配全经其手,他成为国家主席,要经宣传,老百姓才明白他在中央的重要性。刘长于策划指挥,思想周密,每名上任高干,他都必须亲见谈话,将自己对国家看法表白一番。刘系统就在此时打下基础。

  到邓小平任职刘助手为书记处书记,手掌全国干部升调重任,刘、邓的合作,才成为“水泼不入”系统。

  毛泽东所指的“水泼不入”,是因为他不明白行政工作程序,官僚政治是一层听命一层,这是国家和社会安定基础,也是腐化、脱离民众的来由。毛喜欢延安作风,随便下一张条子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刘邓调派的干部,有责任心,懂大局,党主席的条子一样要请示上级。邓小平党性甚强,凡事按党章办事,将条子推向行政系统。毛不怪主理外交及经济的周恩来,就只怪国家主席刘少奇“不放他在眼内”,邓小平凡事不向他请示。这就是停止过去高层条子来往作风,日久结怨的成因,毛还想用管理延安手法管理大国,毛病就出现了。

  比职权更高的东西就是情理,毛不懂尊重别人,邓小平不懂圆滑,刘少奇性格又别具一格,中共的理想就如此简单的当啷一声堕地,摔个粉碎。

  刘少奇不苟言笑,神情平肃,人生最得意的时候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几千年的相学知识说得明明白白:祸在旦夕之间。时间一到,不由不信灵验非凡。

  刘少奇一生追求的完美是忠心,对己对人都是如此。中南海住客中,他很少与人来往,只与周恩来、彭真和邓小平聊得开,他尊重朱德,每天必去朱德和毛泽东家探望,对于他领导的就以上示下。由于强调职权,不讲中国人最重视的交情,大权在手时就如挥指掌,权力一失就无人理会帮助,甚至无人怜悯。

  毛不懂刘、邓系统的优点,只觉得自己束手缚脚,简直是大权一失,就不被放在眼里。细想之下,又发觉刘、邓自上而下系统,生活悠闲,打牌消遣,一片升平。他告诉自己,腐化正侵蚀当权派。一九六二年,他在诗词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到了一九六三年的满江红,却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英雄豪杰如毛泽东,到了自身权利受损,也就会用理想、国家、正义为自己行动解释,行动一上轨道,就骑上虎背,忘记初起怨愤,一心一意为引用的理想而加诸行动了。可见今天文化人的某些可笑行为,是一脉相传,可以相谅的。

  毛泽东比刘、邓聪明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他退居第二线,但军区将领全以他为偶像,毛的自信就隐藏在这里。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刘、邓系统一受致命冲击,恍然大悟之下,只能调动工人来组织工作组对抗,企图领导红卫兵。

  但军队在毛掌中,主动权就在他手中。

  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恩怨是非背景,如果以梁漱溟所说的是毛泽东疯狂来解释,是懒惰而不是精明。何况梁漱溟与毛泽东都是自视甚高,个性上彼此相轻、相厌,文人眼中的沙尘,并不随时间和学问增长而消失,更不必说知已后能知人。

  要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往往左右不讨好,他要权,这是不同角度的人都公认的,要权来做什么?说法甚多。

  右派文人说是中共党内残忍斗争的必然发展;相信民主的文人说毛疯狂了,为捧江青作接班人而残杀百姓,危害中国;左派文人说毛是为了理想,错误判断时势,导致了文革的产生。

  刘少奇、彭德怀到邓小平,都是身经百战,从斗争中成长过来的人,在与毛的分歧斗争中,难道如世人所知的任由对方宰割?

  毛泽东死后,左派的文人为了尽快表明自己的纯洁可爱,终于认同了右、中文化人论点:毛泽东个性残忍,屠杀功臣,扶助江青,起用小人,荼毒苍生数千万。

  世上的大道理,往往不及闾巷吵骂,风日洒然。爱政治士人,时常慷慨激昂,但往往只激昂,慷慨是装出来的,更不必论达观。是非论断缺乏情理,就有无常之感。所以,我常说,文化人下笔的怨恨,文字中的歹毒,与诅咒毒骂中毛的残忍,不相伯仲。他们不明白只有亲才是当头一捧,恨出来的啰唆,只令人难受、煽情,却不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