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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性格上的流氓气,吃软不吃硬,是刘少奇没法了解的。在整整两年的全国奔走中,毛估计了形势,也孕育了新的推测:官僚主义坑害革命。他放弃了权力后,才明白到权力阶层的压力、就知道百姓、青年中储存的动力。毛终于找到破绽,去上海推展心目中的夺权: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手中的皇牌是党组织,行政人员和工会。毛就逐一进攻和摧毁。红卫兵先冲击各机构党组织,贴出大字报向党书记挑战。刘、邓立刻组织了工作组,以各机构文革小组名义,企图将红卫兵控制掌中。

  毛在这一段时间,心理上是十分复杂的,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暗示刘少奇:“是何其毒也。”这句话,显示对刘架空他的怨恨。因此,他要人民、学生起来造反,夺走资派大头头刘少奇的权,但他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不知道打倒走资派后,建立什么社会?让什么“人”领导将来?

  毛泽东利用各军区专车和红卫兵串连的混乱情况,令刘、邓、周等不知他的去向。毛到处接见行政机构及军区人物。透过姚文元和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市,来作全国榜样。

  红卫兵的夺权击中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系统的要害,军队的中立,令刘失去了三脚凳里的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刘、邓只能施用最后皇牌,运用工会系统,号召工人阶级工作组进驻各大院校和机构,用无产阶级的名义,企图控制混局。

  毛是乱世之奸雄,三年内战中,已证明他具非凡的战略能力。一声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他让江青出面,号召军区部队介入文革,进驻院校和机关,代替了工人的领导,几场短兵相接下来,刘、邓系统彻底崩溃,大权一失,夫复何言。这也是邓小平重掌政权后,对军队几次整肃的原因。

  尽管毛的原意是为了将来,一落实到权力斗争上,反而要利用人性弱点:挑动青少年的反叛精神,利用未得志者对名利贪欲,依靠军区将领对偶像的愚忠,进一步发展后来的个人崇拜……真实的毛比刘少奇更懂务实,刘和邓缺乏高层次的理想,就比毛缺少天马行空的魄力,两军相拼,失去主动,一败涂地。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站在毛的一方,他们欣赏毛的“六亿人民皆尧舜”想法,以进行另一次“战役”的兴奋心情参与其事。

  刘少奇和邓小平倒下去,在战略角度上看,是一种必须。打仗是要死人的,枪弹不理好人坏人。大家都是打过仗,见过大场面的人。因此,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和周恩来逝世追悼会上,一样要将刘少奇列为反动人物。政治上的善恶,是因时间、人物和地点而改变的。

  毛泽东表面上依靠的只是少数高层将领,他的基础却建立在中下层军队指战员的崇拜上,但在策略上说,他总要在每次变动时,有各军区司令表态,这是政治需要。因此,他提拔了林彪,放手让四野将领压倒二、三野人物。在他看来是坐旋转木椅的游戏,只要游戏的开关握在手中,愿望就能达到。

  世上事,有人倒霉就有人得意。林彪、江青和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之时,饿得皮包骨的刘少奇正被林彪下令以战备名义运往山西,贺龙夫妇在幽居中衣不遮体,彭德怀爬在地下吃甲虫充饥……毛正在发觉林彪要架空他,周恩来却忙于抚慰不同派别的红卫兵头头。

  毫无疑问的,周恩来在文革的前期是支持毛的一切想法,文革的中期,他与大多数人民干部都认为:大革命免不了错误的出现,只要大方向正确,一切都是值得的。他挽救他听得到,看得到的干部和知识份子,是为了大风浪中的错误作补救。这一切,我们将会在“周恩来和中国”一书里谈及。

  周恩来被潮流和时代卷了进去,去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