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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相信是在忧虑、悔恨和焦急的心情中去世。他听到巴基斯坦总统布图告诉他的天安门流血真相。才知道看到的文件,听到的消息并不真确。他已无法接触想接触的人,无法改变任何事物。连转一个身,也需要护士推动他的身体。以毛这种人来说,是生不如死。

  以前,他想去除什么人,提拔什么人都如挥指掌。死亡之前,他应该知道,赖以支持自己行为的理想:改造人性目标,没有丝毫的成功。他的一生想要制造形势,但形势比他还大。他的手段,加剧了人性的卑下,诱发了人性阴暗一面。他错在名利之心太切。,思想中对时间的恐惧,好大喜功都是不对。人死政灭,功过飞灰。

  毛泽东逝世,是理想年代的结束。无论毛的缺点,造成多大的伤害,他必竟代表了将理想大于现实的一代。这种不务实在,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因时间推移,替他在历史上,加以肯定。

  爱恩斯坦说:将安逸和快乐作为生活目的,是一种猪栏理想。将提高人民生活享受,视为国家、民族理想,正像把民主生活方式,作为人类奋斗目标,肯定人性不可改变,都是动物化的。人具有知识思想和分析力,就应该显示出改造动物性的较高目标。人类的整体如果只顾生活享受,与奔忙蜜蜂有何分别?如果连代表人类希望的知识份子,都到此为止。人类何必探索宇宙?人生?这就是毛价值所在。

  毛的死亡,宣告了四人帮的覆灭。华国锋、汪东兴在叶剑英、李先念领导下,出奇制胜擒获四人帮,中央警卫局先拘捕了江青,再以政治局开会名义,逐一在人民大会堂,拘捕了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叶剑英用中央军委电话指挥许世友、李德生、陈锡联和杨得志等将领,布下天锣地网,把四人帮的力量,困在上海一区,再叫马天水等到北京开会,去其头令束手就擒。缺乏实战经验的集团,不堪身经百战老帅一击。

  华国锋为了巩固本身政权,不变更邓小平布下任何棋子,只让汪东兴、纪登奎替他策划和宣传。邓放手让华来一轮急进,他与手下参加连串会议,主持对外贸易,许多大型工厂一套套买进来,都是邓小平亲信,对外贸易部长陈慕华签下的。华被形势推了上去,资历不够,就只能成为过渡人物,但要他下台,也必须有“洋引进”的错误借口。如今可以说他要“凡是毛主席说的都对”两个凡是,是令全国稳定的需要。搞个人崇拜,也是大局为重的稳定。反过来看,就是华国锋想做毛泽东第二,想用死人来替自己脸上贴金。

  晚年的邓小平,好名之心太重,暴露了他缺乏主理大国的气魄和能力。因为黄华、耿曾经是华国锋的亲信,他竟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厌恶,抓住下属的失言,大庭广众间辱骂政府高级官员为“胡说八道。”饴笑世界舞台。

  他放手让胡耀邦、赵紫阳搞改革开放,胡、赵识见有限,赵天生的叛逆气质、搞阴谋诡计手段和纵子贪污、官倒事实,邓一慨视而不见,蒙在鼓中!邓被赵利用于股掌之中,不但贬撤、委屈了忠厚诚笃的胡耀邦,还搞出了一发不能收拾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的总导演和杰出演员是党主席赵紫阳,运用卑鄙手段赶下胡耀邦的赵,企图利用学生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举铲除邓小平的无形之手,他成功的延长学潮,给予西方传媒空间来争取世界舆论支持,把学潮从反腐败变成反邓……赵紫阳和他的智囊团算计精密,几乎一战而胜。

  赵的“政变”失败症结和林彪、四人帮一样,枪杆子不在自己手里。邓小平在睡梦里醒过来,慌了手脚。后来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事实:他真的手忙脚乱,不知道赵紫阳勾结了什么军区司令?不知道多少省领导支赵倒邓?西方传媒的推波助澜,广场上的间谍、特务横行,几乎所有潜伏的战略性人物全浮上来了,在有计划的煽动下,北京的民众站到赵紫阳的身边,邓已经控制不了首都……

  挽救邓于危机的还是军队,他既然看不清赵的底牌,只得命令所有军区都派部队来象征式的“勤王”,此时的赵真的把北京变成“水泼不进”的铁桶,邓下令军队杀进东、西长安大街是一生最大败笔。被媒介吹捧的指挥百万大军“名将”,面对只有铁棒、汽油的民众竟然只会开枪?不懂得两人夹一人抓上军车?就像他恨透黄华、耿一样,他不能忍受“敌人”的支持者存在,他做了毛泽东、周恩来绝不会做的事,像旧社会军阀一样开枪杀进北京。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暴露了邓小平缺乏伟大将领的眼光、策略和心态,未来的历史学家可以从这个实例怀疑他与刘伯承“共同指挥”淮海战役的真实性。天安门广场上的确没有死人,可是,东、西长安大街上的尸体替西方国家带来纠缠数十年的借口,使国际共产党分崩离散,使中华民族出现可以被异族挑拨利用的新裂痕……

  邓去世前的二十年“改革开放”,完全忘记了教育的重要性。参观美国和日本被物质文明吓破了胆,不理会美国最重视的教育制度和爱国宣传;日本国民在二次大战之后饿肚子,死撑维持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生活水准诀窍所在。邓的确不是治国的一流人物,时势造英雄耳!国家不乱,不散,靠的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江山人材留下的余荫,邓吃的是老本,却替接班人带来天大的难题……

  邓小平在七八年到七九年,与华国锋、叶剑英成三头马车出现时,某香港民主杂志刊登了北京访问,透露了小道消息:华国锋多次到邓小平住所请其出来,主持实际工作,华谦恭问:邓老!你的气消了吧。

  华国锋下台后,同一杂志又透露了北京的小道消息:叶剑英和陈云,娄次要邓小平重出政坛,每次,都被华国锋以“毛主席亲自定案”压下去。

  无论如何,邓小平以三年时间,将华国锋、汪东兴等投闲置散,另以二至三年时间,清除了高、中层的异端,成功的巩固了胡耀邦、赵紫阳体系。走上了务实的道路,到一九八三年为止,农村生活有了迅速改善,人民普遍富了,享受多了。从八九“六四事件”到一九九八年,中国国力之强盛,富翁之多得确来到历史上的空前地步,但是,贫富悬殊,失业和国企破产的烂摊,共产党在人民心中公信力彻底破灭,社会道德的崩溃就是切肤的代价。如果说事物总有得失两面,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苏的过程里能够避开这些负面的问题?我想,关键一点是:他们当年的领导人没有把全部的眼睛全盯在“金钱”上,懂得如何利用外国的“假大空”诺言向前走,懂得自己最重要的利益是教育事业,不是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搞点子赚钱。

  邓小平的确具有毛泽东缺乏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得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眼光,但也有比不上毛的宏观缺点。人无完人,他必竟开创了新的局面,是非功过,后人自会评说。他当然是中国历史上难见的伟大人物之一,我们会在《邓小平和中国》一书中详细分析。

  那时候,毛泽东思想还是作为名义上的指导方向,毛已在闲谈中被人叫为“老头子”和“第五人”。

  时间,将毛的话左颠右倒,譬如一提中国人口多,就是毛害的,他的“人多好办事”害了马寅初,害了中国的未来。这些砍钉截铁的肯定,都来是自最懂吹擂客观的民主知识份子,毛的利用价值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