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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在香港民主知识份子笔下,称为西方民主社会,他们认为,在目前世界上,这种社会制度,尽管有缺点,却能随时间逐步自我调节,比社会主义社会更安定和繁荣。经济成就和人民的物质享受,在在表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优点。数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反覆斗争现象,证明了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因此,香港民主知识份子认为,在今天的时代,还在为中国社会解释是人格的堕落、是知识的浅薄、是不懂逻辑及现代化意义的落后行为。

  我们的疑问是,西方民主社会,政治上是否近乎完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是否更为公正?

  第一:我们都是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我们知道如下事实:我们的社会基点是建立在承认人是自私的,自私不能改造原则上,因此,我们用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希望用不同力量对抗来保持社会平衡及活力。

  但是,眼前所谓民主自由社会,放弃了改造人性自私的手段,承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正常的,虽然我们虚伪地继续在小学、中学教育中,向学生说:要为社会贡献力量,要做一颗有用螺丝钉,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事实上,连小学生都知道,整个社会根本不理这一套,每一个人都是为金钱奔忙、为物质享受的增加奋斗一生。学校里已经是唯利是图、唯己为是的真实环境。他们会不会视教师的话为白痴疯言?何况,今天的教师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学生榜样?

  这种充满矛盾的教育方式,只不过为满足统治者和知识份子的虚荣感,是媒介和舆论的假大空,用“好好培养下一代”自欺欺人。我们习以为常,不觉其异。每一代从小就知道:讲一套、做一套,阴一套、阳一套是正确的谋生方式。这种只为满足虚荣感,与社会价值南辕北辙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是一代比一代更以自私为本位,更懂得如何骗人,且视为正常的接班人。

  在假大空名目上,今天的自由民主社会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但这只是面门话,如果你肯定自私是不能改变人性,而且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原则及道德基础都从这里基建起来(谁能否认?),随文明的复杂、物质享受精华化,道德风气将会一步步走向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上去,法律是无法阻止的。

  放眼香港,二十年前,打劫银行是坏人做的(社会公认),今天,随“社会的进步和透明度的增加”,劫匪抢钱越多,越被市民视为英雄和“醒目仔”。尽管报章、电台把他们叫做匪徒,但占大多数的市民,只有欣赏及羡慕的感情。请去问除了有名有利既得利益者之外的市民,谁不对陈松青欣赏?谁不说马惜珍是好汉?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能如学者所论产生应有效力吗?不,不会的。就算运用死刑重典、大开杀戒、利之所在,罪恶也会一年比一年增加。这就是承认自私,承认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带来的必然结果。

  民国时候,军阀割据,水客(携带商品过境商人)以运货谋取暴利,若干军阀采用枪毙方法企图杜绝水客。但被抓即死,物品价值因而暴升,利之所在,更多人甘冒枪毙危险偷运货品。

  也就是说,当社会教育已失去建立抑私扬公作用时,法律是无法抑制“犯罪”行为的。只要社会大众对“犯罪者”采取欣赏眼光,法律更加无可奈何。

  第二:在认为自私是人性弱点,可以逐步改造的社会里,只要采取一代教育一代方式,一百年、二百年的贯输下去,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必定一年比一年增强。但是,在承认自私是不可改造的社会里,社会的安定及繁荣只依靠法制和法治。在彼此都懂表面文章,阴一套、阳一套水准一年比一年提高下,人民反而愈来愈以个体利益为中心,正如美国纽约及底特律,只要大停电就引发枪劫及暴动,所有的安定及繁荣,只建立在火山口的表面上。

  第三:民主知识份子大抵会反驳说:在政治制度上,自由民主社会有公平的选举,人民有罢免统治者权力,是目前比较完美的政治体制。

  真的吗?不。当然,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安定,理论上是依靠不同势力及团体在对抗中产生共存的平衡。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些对抗的力量中,存有全心全意为社会及大众谋取利益的个人或团体。但我们却可以更肯定,这些个人及团体必然力量微弱,人数甚少。是因为,这是一个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基础的社会,这些团体及个人,在“正常”人眼中是白痴或异端。

  在今天的民主自由社会中,大家心知肚明,大多数团体代表的是某一阶层利益,大多数人出来竞选议员,为的是个人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议员与团体的文章中、演说里的社会利益、大众利益都是假大空的表面文章,是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

  英国记者在《末代港督》电视片集里访问香港所谓“民主派”的头头:你怎么能够对电视机镜头向市民说假话呢?那浅薄的家伙见有“民主”国家记者关注,顿时骨头酥软,面不改色自豪吹嘘回答:我只要拉长脸孔严肃说话,他们就相信了。电视片集播映之后,以市民喉舌自称的媒介缝上嘴巴,以正义自称的民主知识份子全染了聋哑病。英国主子在离开后为了增加香港中国人内斗资料,不念旧情地煽了忠仆们一个响亮的巴掌。

  在美国和英国竞选议员、总统,没有庞大的金钱作后盾是不可能的。金钱买来媒介力量,利用宣传媒介来散播高谈阔论欺骗选民。普通人永没机会,他们只有投票的“自由”。事实上,所谓投票的“自由”也是在有计划宣传媒介引诱下进行的,投谁一票只决定在谁的假大空宣传绰头好,手段比其他竞选者高明而已。普通人是被有钱人用“钱”洗脑引诱去作决定,不知不觉间还告诉自己说有投票自由。他们的真正自由是投那一个有钱人支持的人的自由。

  由于社会肯定自私,因此,为自己及团体利益谋利的当然比为社会大众利益者多得多。何况我们承认权力可以腐蚀人性,说到底,坐上美国总统职位和坐上香港前立法局议员职位的,有多少是相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服务精神?正如一位宣誓效忠英女皇(代表英国利益)的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口口声声说中、英不懂香港人利益,他们要为香港民意请命一样,人们应相信他的誓言(人格)还是相信他的话?这其中的矛盾,香港市民一直视为不必理会的“正常”。这种社会,会令抢了银行,在法庭上口口声声不认罪的抢匪服气改过吗?这种殖民地心态已达变态状况!

  第四:民主知识份子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民主社会在几十年来,统治者逐步开明,懂得用税收等劫富济贫手法来平衡财富,减少贫富悬殊,令阶级冲突减少,平息积怨。真的这样吗?不。这只是万斤田大话之一,只为了欺骗大众,令他们安心被统治的鬼话之一。

  我们看香港过去的历史,在民主知识份子支持鼓吹下,港英政府用十五年时间,令贫富悬殊飞速加剧,今天的富翁财富是以亿作单位的,今天的穷人一家数口,月入三千五百元左右就占香港人口百分之三十,富人一餐以万元计算。这个社会所以稳定,是因为增加了大量中层收入人士,利用了中产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渴求安定恐惧心理,在传播媒介带引下,成功的组成社会舆论,把怨恨和不平情感引向反共、反中道路上去。

  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由资本主义经济来推动,这是肯定自私是对的社会必然动力。故政客们,不可能真正劫富济贫,他们只是运用法律来劫中层收入人士的金钱来济贫,在敢怒不敢言的人头上动手,富人自有精英们替他们找出逃税方法(在这个社会中,道德上来说是正常的)。所以,保证社会安定的因素是社会舆论(报纸、电台老板都是富人)的鼓吹和中产阶级的恐惧。

  这当然不是永远安全之道,因为,社会道德肯定自私正确,肯定追求物质享受的实在感,有钱人的生活享受,无时无刻在电视和电影上显耀、吸引千千万万的青年(中、下层)去努力追求及作模仿消费。如何去得到这些东西呢?除了犯罪之外?大多数青年依靠读书和工作,心知肚明此生与大富翁殊途相异,永远没有发达的机会!青年一代这种得不到的怨恨,一天比一天加深,他们前途茫茫,结婚生儿需要金钱,过正常生活需要金钱,社会给他们的机会是几乎等于零,因为,他们可能因父母贫困而缺乏教育,可能因性格和环境影响而浪费青少年时间,社会风气又在旁鼓吹有钱的快乐,这种怨恨为的是个人利益,是对的,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青年们不敢动,是因为由富人支持的统治者定下的法律起一定的阻吓作用,但他们的不满时不时暴发。只要有人鼓噪,就可以因足球事件引致抢劫暴动,推翻豪华汽车来泄愤;只要有人怂恿,就可以两三人合作抢劫(为自己谋福利)。今天的西方民主社会用物质来引诱青年产生动力,为资本家服务,间接上,却产生了更多的绝望,可望不可及的怨恨。这是安定繁荣下的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自由民主社会的整个经济经构,依靠肯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原则来生存。所以,美国总统为了竞选连任的利益,为了支持他的财团利益,不可能消除庞大的赤字,不可能令美国从庞大的经济赤字里脱身出来。这是个人和团体利益第一,以自私为原则社会的悲哀。

  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的眼前有两个媒介和社会舆论推崇的民主英雄:李登辉把台湾“民主”化,彭定康给香港带来“民主”。

  李登辉统治下的台湾,连推翻中华民国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自由进行,立法院上可以诋毁他,有示威,有反对党,可是,谁能够否认,李登辉是台湾历史上最专制、极权的领导人。他要谁升官谁就升官,他要谁倒霉谁就倒霉,是他一手扶起民进党,一手削去国民党的力量,他也自认为是如来佛,谁也逃不出他的手掌。

  彭定康的民主更容易,只不过是为了替支持他搞政改的人夺取名位,有计划的增加选民人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了叫某名整天为菲佣争取权利的所谓“民主派”人物得到立法局议员席位,就下令让没有居留权,没有义务的菲律宾女佣也有投票权。我们在“未代港督”这部电视片集里,可以看到他对一手提拔,忠心耿耿的华人走狗都不信任,几个英国人在秘密会议中完成计划,再命令那些华裔狗腿立刻执行。所以,他可以用白种人的傲慢毫不避忌地对镜头大骂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然后哈哈大笑。他当然大权在握如挥指掌,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九七年之前三任港督中最专制、极权的统治者。

  李登辉那种傲慢的权威,自大的霸气和能言善辩,口不择言的得意忘形性格,和彭定康是何等相似,就像一个饼印里嵌出来的两块东西。

  但是,他们都是香港知识份子推崇的民主英雄。

  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里一针见血指出,实行“民主”必须有压制各种力量的专制权力。李登辉和彭定康的民主知识比当今其他中国人高明得多,他们深知其中诀窍,他们是独裁者,所以,他们能够成为民主英雄。

  问题的关键是,李登辉之后,如果没有一样手段利害的独裁者继承,没有了“如来佛”李登辉,谁能驾驭台湾这个山头林立的社会?李登辉留下的制度能解决惨烈的权力斗争?只有白痴才会相信。

  彭定康运用独裁权力对付中国,不顾后果地在玻璃屋里丢石头。如果不是香港的地理因素,中国的强大力量震慑彭定康培育起来的力量,独裁者离开之后,谁管理得了香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历史一定重现。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独裁者李登辉和彭定康高高在上,当他们意识到没有人和势力能威胁到他的权力时,就放手让下面组党搞派,互相缠斗,体现“民主”,至于搞出什么龌龊风气,戕害下代的派别仇恨,独裁者一概不理,只要我自己如挥指掌便行。民主制度里的独裁统治者,从来是短视的,不负责任的,一切施政只方便自己,那些诺言和豪言壮语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社会,迎合人性的自私欲望,让人人名正言顺的为私而私,在道德支持下追求物质享受,如鱼得水。但是,这一种社会只如猪栏中的猪在寻求安逸和快乐而已。人比猪多了思想,思想助长自私的欲望,社会制度进一步助长这种风气,漠视教育的矛盾,法律的矛盾,阴一套、阳一套的矛盾,贫富的矛盾,中产阶级怨恨的矛盾,青年人缺乏机会又被引诱的矛盾,西方民主自由社会并不是天堂,而是人类的悲剧,是畸型的民主社会。

  第五: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可以逐渐看到“成熟”的民主体制已经替西方国家带来尾大不掉,有苦自知的危机:人民知道高谈阔论的虚伪性,投票率逐年下降;政党利益逐渐高于国家利益;一代比一代自私、浪费、暴戾;在言论自由等假大空画皮下,媒介反过来左右政府施政方针,真正统治国家的黑手是傲慢的白种“民族主义”媒介大亨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