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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份子,对自己的国族文化彻底失望。所以,鲁迅先生主张不要读中国书,柏杨认为中国残忍无耻应该咀咒,李敖主张全面西化。

  三十年代,中国知识份子眼见苏联革命成功,突然汲取到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其对社会不平等解释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他们真诚的为之奋斗终生,牺牲性命在所不惜。

  结果,今天大多数的中国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理想彻底破灭。

  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知识份子眼见西方社会经济、科技欣欣向荣,他们全盘接受了西方民主、人权,觉得只有英、美体制才能解救中国于苦难中,相信也有人是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终生,牺牲性命在所不惜,不过,以香港为例,大部份的所谓“民主派”知识份子只在为个人眼前的富贵荣禄讨英国人欢心,出卖中国、香港利益的同时高呼民主、人权而已。

  民主社会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权(人道)的解释上,简单的说是“生命不能随便被人夺取”(有保障),“思想自由”和“财产私有权”上。也就是说,人不能给其他人操纵。

  要保障以上的一系列人权,理论上,民主社会以“法制”和“新闻自由”两大法宝作基础。

  运用新闻自由,保障不同声音存在,保障反对派的权利,达到人民监管政府及制衡掌权者的目的。

  运用三权分立“司法”、“立法”、“执法”的独立运作保障人权和限制权力的道德力量。

  也就是说,民主社会在理论上,肯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人性是不能改变的,使社会各阶层在具有贫、富,贵、贱的结构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向上爬(人权)。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精神。

  好了,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乌托邦,与民主社会乌托邦比较一下,就会发觉彼此的分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性可以改造,资本主义肯定人性自私是正常的,要改变人性的人是极权和冷血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则所谓唯物主义者)已彻底被丑恶人性击败,你看中共初掌政权时,上下归心,政治开明,敬老扶幼,世界华人纷纷自愿回国。六十年代开始,高层争权夺利,尔欺吾诈斗个天惨地愁。唯物主义者企图改变人性,结果反被人性的劣根性征服。

  但是,印度法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胜美超英,各种反对党派也公开活动,媒介用足劲鼓吹人权、人道、肯定资本主义精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数十年。印度思想界、知识界言行已达到西方国家不能挑剔的自由程度。可惜,这种西方人满意的“现代民主”社会体制,没有令她的经济起飞、没有繁荣,贱民和女人的人权依然故我。

  因为,她有“法制”而没有“法治”,尽管她有一整套法律,在体制上,达到民主知识份子认同的先进尺度:“司法”、“立法”、“执法”三权独立,又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在旁制衡和监督。民主制度从理论变成实践,国家贫困一直有目共睹,一直解决不了深入骨髓的腐败和贪污现象,九亿的印度人民,除了富翁和知识份子享受现代民主体制优点,八亿九千五佰万人民继续在水深火热里翻腾。

  事实上,印度民族和文化,并不适合施行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套东西。民主制度令他深陷无可脱身的深渊,她已经勇气全失,又缺乏伟人带领国家改辕易辙。数十年来就此停顿。西方国家当然十分高兴。

  日本民族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贱民的人权和思想自由,向上爬自由,没有因为建立民主体制而改变。他们没法享受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给予的保障。轻视女性,歧视韩国人、外国人的风气,在三权分立制度里继续种族歧视。贪污横行,金权丑闻成为反对党夺权的武器和借口,也不能阻止富者侵占贪者财产私有权,贫者被洗脑甘居底层的思想不自由情况。但是,日本经济突飞繁荣。她的成功,并不是施行西方民主体制的成果,而是封建铁板一块的民族性巧妙地配搭上“法治”的运用。

  西方民主制度不能解决美国国内印第安人的困境,他们的人权和黑人一样,到现在还不平等。但没有香港知识份子为他们的人权叫冤。

  一次纽约大停电,立刻爆发大抢劫,并不比中国一次北京球迷暴动高级,但香港知识份子大骂中国人因中共统治而愚昧下流。英国球迷每年死伤以千百计算,却视为民主社会的正常产品。

  这都是用有色眼镜和双重标准来衡量人与物的不正常正义感,并且由这不正义的人主宰香港舆论,形成没有正义的社会标准。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十年来的安定繁荣,与民主制度无关,他们靠的是三大法宝:

  (一)法治。认真执行法律,贯彻教育法治精神。虽然有许多人用不正常方法走法律漏洞。但无论如何,总有一条由法律组成的路可让人们感到安全。人民知道最底限度的安全感在那里。如拘捕廿四小时内须由执法者交由司法者,于是,不会出现无法无天情况,可以随便拘捕别人,关押一年半载没有结果的令人感到恐怖和不安全情况。当然,固若金汤的“法治”也保障了西方统治者和知识份子的既得利益。

  (二)培养由知识份子组成的庞大中产阶级,用现代科举方法,使知识份子有了文凭,就可得到中层以上的生活水准。由于组成社会舆论的是知识份子,新闻自由也是由知识份子享用,所以,知识份子一旦组成庞大的中层既得利益阶级,他们在保护自己利益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自觉在保护正义、民主、自由、人权和社会公义。于是,一有违反社会安定的声音和举动出现,言论自由的社会舆论就异口同声指责。

  在此情况下,政府可安坐钓鱼台,可以不怕任何人发牢骚,在媒介的高谈阔论支持下,社会舆论成为政府的支柱,这便是“法治”的真正功能。

  反过来,社会舆论与媒介可以使人民耳染目濡了“法治”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关键的要点是,掌握“社会舆论”和“法治”这两大武器的是既得利益者,是要求安定的中产阶级。因此,聪明的统治者懂得提高知识份子的待遇和保障其安全感,然后,依靠他们的“道德基准”教育出承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