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梦》余秋雨


  西湖梦
  余秋雨
  
  1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2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
  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3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4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快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炎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拚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拚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