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的受难》巴金


  桂林的受难
  巴金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东岸。这是那位年长朋友的寄寓。我受到他的好心的款待。他使我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于是我渐渐地爱起这个小小的“家”来。我爱木板的小房间,我爱镂花的糊纸窗户,我爱生满青苔的天井,我爱后面那个可以做马厩的院子。我常常打开后门走出去,跨进菜园,只看见一片绿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前面。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难所。每次要听见了紧急警报,我们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走去。我们常常在中途田野间停下来,坐在树下,听见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也听见炸弹爆炸时的巨响。于是我们看见尘土或者黑烟同黄烟一股一股地冒上来。
  我们躲警报,有时去月牙山,有时去七星岩。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我们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桂林市区第一次被敌机大轰炸(在这以前还被炸过一次,省政府图书馆门前落下一颗弹,然而并无损失),那时我们许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轰炸时我和另外几个人又在月牙山,这次还吃了素面。但以后月牙山就作了县政府办公的地方,禁止闲人游览了。
  七星岩洞里据说可以容一两万人。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所以避难者都喜欢到这个洞躲警报。但是人一进洞,常常会让警察赶到里面去,不许久站在洞口妨碍别人进出。人进到里面,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而且非等警报解除休想走出洞去。其实纵使警报解除,洞口也会被人山人海堵塞。要抢先出去,也得费力费时。所以我们不喜欢常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明亮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我看见同住在这个大院里的几份人家,像做日课似地每天躲警报,觉得奇怪。他们在天刚刚发白时就起身洗脸做饭。吃过饭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笼配上两担,挑在肩上,从容地到山洞里去。他们会在洞里坐到下午一点钟。倘使这天没有警报,他们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负着小孩回来时,便会发出怨言,责怪自己胆小。有一次我们那个中年女佣在厨房里叹息地对我说:“躲警报也很苦。”我便问她:为什么不等发警报时再去躲。她说,她听见警报,腿就软了,跑都跑不动。的确有一两次在阴天她没有早去山洞,后来听见发警报,她那种狼狈的样子,叫人看见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每次解除警报以后,我便跨过浮桥从水东门进城去看灾区。
  策一次在中山公园内拾到几块小的弹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后的第二天,我只看见一片焦土。自然还有几堵摇摇欲坠的断墙勉强立在瓦砾堆中。然而它们说不出被残害的经过来。在某一处我看见几辆烧毁了的汽车:红色的车皮大部分变成了黑黄色,而且凹下去,失掉了本来的形态。这些可怜的残废者在受够了侮辱以后,也不会发出一声诉冤的哀号。忽然在一辆汽车的旁边,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我走近了那个地方,才看清楚那不是人,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还有头发粘在地上和衣服上。我听见了那个可怜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修理汽车的工人,警报来了,他没有走开,仍旧做他的工作。炸弹落下来,房屋焚毁,他也给烧死在地上。后来救护队搬开他的尸体,但是衣服和血肉粘在地上,一层皮和尸体分离,揭不走了。
  第三次大轰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钟。这是出人意外的事。
  以前发警报的时间总是在上午。警报发出,凄厉的汽笛声震惊了全市,市民狼狈逃难的情形,可想而知。我们仍旧等着听见紧急警报才出门。我们走进菜园,看见人们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负小孩向七星岩那面张惶地跑去。我们刚走出菜园,打算从木桥到七星岩去。突然听见人们惊恐地叫起来,“飞机!”飞机!”一些人抛下担子往矮树丛中乱跑,一些人屏住呼吸伏在地上。我觉得奇怪。我仔细一听,果然有机声。但这不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仰头去看,一架飞机从后面飞来,掠过我们的头上,往七星岩那面飞走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骚动平息了。人们继续往七星岩前进。我这时不想去山洞了,就往左边的斜坡走,打算在树下拣一个地方坐着休息。地方还没有选好,飞机声又响了。这次来的是轰炸机,而且不是我们的。人们散开来,躲在各处的树下。他们来不及走到山洞了。十八架飞机在空小盘旋一转,于是掷下一批炸弹,匆匆忙忙地飞走了。这次敌机来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门内起了大火。炸死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乐家(1)。
  第四次的大轰炸应该是最厉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写一篇《桂林的微雨》来说明。在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城市的大火。火头七八处,从下午燃烧到深夜,也许还到第二天早晨。警报解除后,我有两个朋友,为了抢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围在浓焰中,几乎迷了路烧死在火堆里。这一天风特别大,风把火头吹过马路。桂西路崇德书店的火便是从对面来的。那三个年轻的职员已经把书搬到了马路中间。但是风偏偏把火先吹到这批书上。
  最初做了燃料的还是搬出来的书。不过另一部分书搬到了较远的地方,便没有受到损害。
  就在这一天(我永不能忘记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报解除后将近一小时,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见人们忽然因为一个无根的谣言疯狂地跑起来。人们说警报来了。我没有听见汽笛声。人们又说电厂被炸毁了,发不出警报。我不大相信这时会再来飞机。但是在这种情形里谁也没有停脚的余裕。我也跟着人乱跑,打算跑出城去。我们快到水东门时,前面的人让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拦住了,那个人拿着手枪站在路中间,厉声责斥那些惊呼警报张惶奔跑的人,说这时并没有警报,叫大家不要惊惶。众人才停止脚步。倘使没有这个人来拦阻一下,那天的情形恐将是不堪设想的了。后来在另一条街上当场枪决了一个造谣和趁火打劫的人。
  以后还有第五次、第六次的轰炸。……关于轰炸我真可以告诉你们许多事情。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从以上简单的报告里,你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受难的情形,从这个城市你们会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它们全在受难。不过它们咬紧牙关在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的。在那些城市的面貌上我看不见一点阴影。在那些地方我过的并不是悲观绝望的日子。甚至在它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我将来再告诉你们桂林的欢笑。的确,我想写一本书来记录中国的城市的欢笑。
  1939年1月中旬在桂林
  作者简介: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他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1927年,他年轻时留学法国,写有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完成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
  l928年12月初他回国定居上海,30年代初,巴金进入创作的高潮。仅1931年至1933年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激流》,这是他最成功的代表作。此外,巴金写了《雾》、《新生》、《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雨》、《砂丁》、《萌芽》等中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光明》、《电椅》、《将军》、《抹布》等短篇小说集。,1935年8 月回国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大型的文化生活丛刊和文学丛刊。他在这里工作十四年,为自己树立了另一座丰碑。
  在八年抗战中,写作抗日小说《火》;编抗日刊物《烽火》。本时期出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龙·虎·狗》、《废园外》等。长篇小说有《憩园》。胜利后写了长篇小说《第四病室》,它以巴金亲身经历为素材,从一个病室看到当时中国的情形。写抗战时期小人物命运的《寒夜》出版于1947年,这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和《家》、《憩园》是巴金自己最喜欢的三部小说,也称得上是他创作的三座高峰。
  抗战胜利后,巴金举家从重庆迁回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结束时,完成了40多万字的《随想录》,他称这是用真话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也是他个人的“忏悔录”。他清洗了自己的灵魂,留下这样的“遗书”,他感到心安了。
  晚年他办了几件大事。在他倡议和全力支持下,1985年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和王仰晨(树基)合作,编辑好26卷《巴金全集》,199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作为翻译家,巴金掌握了英语、法语、世界语、日语等五六种外语,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巴金译文全集》。巴金现在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
  摘自: 《旅途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