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诗经》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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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经中的《诗》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我国的诗歌文学当以此书为鼻祖。诗歌之兴,不但早于散文,而且远在文字以前。这句话,乍听到时未免有些诧异,仔细一想却也会于情理。《世本》说伏羲作瑟、女捐作笙黄,《风俗通》说神农作瑟。我国的文字创于黄帝时,可见乐器的发明远在创造文字之前了。乐,所以和歌,那时虽尚无文字,已有口头唱的诗歌了,所以用乐来伴奏的。《吕氏春秋》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虽然没有记下那时的歌辞,已可证明其有诗歌了。《史记索隐》引《西河旧事》载匈奴民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虽是译文,但必匈奴本有此歌,方可译成汉文。匈奴是无文字的民族,也可有他们的讴歌,不是我国未有文字时已有歌谣的旁证吗?没有入学的孩子们有他们的儿歌,没有识字的乡民们有他们的山歌,这又是一个旁证。我国的诗歌文学兴起既早,古代的诗歌当然很多,但是散见各书的,如《断竹歌》(见《吴越春秋》)、《市壤歌》(见《帝王世记》)、《康衡谣(见伪《列子》)、《卿云歌》(见《尚书大传》)、《南风歌》(见《尸子》)、《五子之歌》(见伪古文《尚书》)等,多出后人依托;如《汤盘铭》(见《礼记·大学》)、箕子《麦秀诗》)、伯夷《来薇歌》(见《史记·宋微子世家》及《伯夷列传》等,又都是吉光片羽,一鳞半爪。集古代的诗歌蔚为大观,且信而有征的,终首推这一部《诗经》。

  这部《诗》一共有三百十一篇,内有六篇有目无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均在《小雅》中),除了这六篇尚有三百零五篇,举其成数,故曰“《诗》三百”。这三百零五篇诗,分编做三部分:

  (-)风 分十五国编纂:1.《周南》2.《召南》3.《邶风》 4.《鄘风》5.《卫风》6.《王风》7.《郑风》8.《齐风》9.《魏风》 10.《唐风》 11.《秦风》12《陈风》 13.《桧风》 14.《曹风》 15. 《豳风》。

  (二)雅 分二部:1.《小雅》 2.《大雅》

  (三)颂 分三部:1.《周颂》 2.《商颂》 3.《鲁颂》

  风的第一篇是《周南》的《关睢》,《小雅》的第一篇是《鹿鸣》,《大雅》的第一篇是《文王》,颂的第一篇是《周颂》的《清庙》,这叫做“四始”。为什么叫做“风”、“雅”、“颂”呢?据《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放曰风。……雅者,正也,宣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因为“风”是由各国采集的民歌,是民间文学,足以借此考见各地方的风俗,各地方的风俗是由于在上者化民成俗的治教的影响,而各地方的人民对于在上者的政治的感想、讥刺或赞美,都可以用风喻的诗歌表达出来。所以这一个“风”字,含有“风俗”、“风化”、“风喻”三种意义。“雅”是士大夫文学,是文人们美刺朝政之作。“政者,正也”(见《论语》),“雅者,正也”,故名为“雅”。至于以政之小大别雅之小大,则读遍了《小雅》、《大雅》也找不出证据来。“颂”是庙堂文学,是用以歌颂功德的,大概是用于郊祀及祭先王、先公时。周是当时的王室,商是周的前一代,鲁虽仅是一个诸侯国,因为周公旦辅相成王,曾有大功德于王室,所以也有颂。

  风、雅、颂之外,尚有所谓“赋”、“比”、“兴”,合起来叫做“六义”。风、雅、颂是诗的性质、体制上的分类,赋、比、兴则是诗的作法上的分类。《诗序》于赋、比、兴未加解释,朱熹《诗传纲领》云:“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范处义《诗令补传》云:“铺陈其事者,赋也!取物为况者,比也;因感而兴者,兴也。”日人儿岛献吉郎《毛诗考》云:“赋是纯叙述法,比是纯比喻法,兴是半比半赋之法,前半用比、后半用赋。”总之,“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为比,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例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章诗,以河洲上睢鸠之关关而鸣以求其偶为比,以兴起后二句所赋的淑女、君子之为嘉偶,便是“兴”的作法。其实,就我国数千年来的诗歌综合分析起来,其体类也不外乎“民间文学”(风)、“士大夫文学”(雅)、“庙堂文学”(颂)三种,其作法也不外乎“直抒情事”(赋)、“借物比喻”(比)、“托物起兴”(兴)三种而已。

  前人论《诗》于“风”、“雅”二类中,又有“正风”和“变风”、“正雅”和“变雅”之别。“正风”措《周南》、《召南》(从《关难》至《驺虞》)二十五篇,“变风”指《邶风》至《豳风》(《柏舟》至《狼跋》)的一百三十五篇;“正雅”指《小雅》中自《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中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变雅”指《小雅》中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大雅》中自《民劳》至《召旻》二十三篇。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谓,由于王道始衰,政教始失,故有变风、变雅之作。我觉得这话未必可靠。因为《豳民》中的《七月》是《诗经》中最早的诗,《鸱鸮》、《东山》、《破斧》诸篇又是关于周公的,总不应说是王室既衰、政教既失后的作品。其实,这种“正”、“变”的区别,根本是不必要的。

  古有行人乘輶轩,振木铎,以采诗而献之太师,陈于天子制。此事散见于各古书者甚多,不仅《汉书·艺文志》有此说而已。(按《汉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亦有“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之语。《诗》中的“风”,就是由各地方采集而来的。既采集了,仍分国编辑,其区域尚可考见。如《豳风》、《秦风》的地域约当今之陕西,《唐风》的地域约当今之山西,《邶风》《鄘风》、《魏风》、《王风》、《卫风》、《郑风》、《陈风》、《桧风》约当今之河南,《齐风》、《曹风》约当分之山东,二《南》中的《江汉》等篇约当今之湖北的北部,总之是我国黄河流域,那时文化中心的作品。

  至于诗的时代,也可以从它的本身推断得之。三《颂》中的《商颂》,一说是周代宋国的诗,所以颂宋襄公的,但《国语·晋语》中载公孙固对宋襄公已引《商颂》“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二句,可见在宋襄公之前已有《商颂》了。《国语·鲁语》记闽马父之言云:“当正考父校商之名颁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众)云:“自正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现存《诗经》中的《商颂》恰好是五篇(《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这五篇颂,大概是留传下来的商代郊祀乐章,春秋时的宋国还沿用着的吧!可是《豳风》中的《七月》却比《商领》还早,观其所歌,似系周太王自豳迁歧以前的作品,而且篇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所用皆为夏正,故近人梁启超认为是夏代的作品。或者商既代夏,改了正朔,而民间尚仍其旧习,沿用夏历(这和民国元年已改用阳历而民间尚沿用阴历一样),但极迟当在商代。《秦风·渭阳》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说者以为是秦康公送晋文公之诗(穆公之夫人、康公之母为晋献公之女、文公之姊)。《陈风·株林》曰:“胡为乎株林?从夏南。”说者以为是刺陈灵公见夏姬的。二事都在春秋中世,但是“舅氏”何以知其必为秦康公之舅?“夏南”何以知其必指夏姬?仍找不出实在的证据来。只有《鲁颂·閟宫》中明说“周公之孙,庄公之子”,确是指鲁僖公的。我国文化至周而始完全发达,平王东迁前后又是政治、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所以那时候的诗最多。那么,何以春秋中世以后的诗,不被辑人《诗经》呢?《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所谓“王者之迹熄”者,系指春秋中世,周室衰而采诗之制废,故不复能采各国的风诗,而雅、颂亦不复有人收辑,故曰“《诗》亡”。所以《诗经》所收之诗,至春秋初期为止。

  综上所述,《诗经》的地域是黄河流域,最南的仍是在长江以北;《诗经》的时代,最早的大概是商,最迟的是春秋初世,而以西周末、东周初为其中心。我们读了这一部《诗经》可以推知那地域、那时代的政治、社会的大致情形。

  《诗经》中的诗以四言诗为主,但例外的也不少。《郑风·缁衣》云:“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接子之粲兮。”“敝”和“还”是一言的。《小雅·祈父》云:“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是二言的。《召南·江有汜》云:“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前四句都是三言的。《召南·行露》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都是五言的。他如《周南·卷耳》的“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兄觥”,是六言的;《小雅·十月之交》的“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八言的。但以全部《诗经》而论,终以四言诗占绝对多数。《诗经》中也有“兮”字调,如《周南·麟之趾》的“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则每章末句用“兮”字;《召南·摽有梅》的“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则间一句用“兮”字;《郑风·狡童》的“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则四句中有三句用“兮”字;《魏风·十亩之间》的“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则每句均用“兮”字。从这里,很可以看出由《诗经》增变到《离骚》体的“兮”字调的痕迹来。但以全部《诗经》而论,“兮”字调终只占绝少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诗经》时代是四言诗的全盛时代。

  《诗经》的作者,有可以从本诗中找得的,例如制《小雅》的《节南山》明说“家父作诵”,《巷伯》明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的《崧高》、《保民》都明说“吉甫作诵”;也有可以从别种古书上查出来的,例如《尚书》说《鸱鸮》的作者是周公旦,《左传》说《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公夫人,《常棣》的作者则《国语》说是周公、《左传》说是召穆公。但有作者可指的毕竟是极少数,至其本事更无从查考了,因此,后来学者虽然对于诗的作者和本事各有所注释,大多数是揣度之辞,不能信以为实。 我们读《诗经》时,当把这种种揣度附会之言廓清,正不妨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地各抒己见。崔述《东壁遗书》里的《读风偶识》便是以这种态度去读《诗经》中的国风的。例如《诗经》中第一首《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明明是一首写求配偶的经过,恋爱成功而结婚的诗。首章以河洲上关关地叫着求偶的瞧鸠为比,兴起淑女为君子的嘉偶,总揽全诗;次章以水中荇莱左右荡动为比,兴起君子欲求淑女的动荡着的心,求之不得,甚至寤寐思之,辗转反侧;第三、第四两章,则以采芼荇菜为比,兴起君子既得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一层层地写来,恰到“乐而不淫”的好处。可是《诗序》偏说“《关睢》,后妃之德也”,“《关睢》乐得贤女以配君子”,以为是后妃所作,朱熹《诗集传》则以为是宫中人所作,君子指文王,淑女指文王之后“太姒”;《鲁诗》、《韩诗》之说,则又谓系刺后妃失德,君王晏朝而作;余如张超《诮青衣赋》以为是毕公所作、罗泌《路史》以为是暴公所作,皆云当周康王时,王应麟《困学纪闻》又谓是周宣王时人作,而皆以为是刺诗;只有崔述以为是“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比较合于情理。又如《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岗,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份。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这是很妙的一首思妇之诗。写丈夫远行,妻子思念之苦,竟能把她的心理曲尽地描写出来。卷耳,是木耳一类的野生而可吃的植物;顷,同“倾”,倾筐是和畚箕相似的放卷耳的器具;周行,就是大路;崔嵬、高岗、砠,都指山而言;虺隤(同“颓”)、玄黄、瘏都指马的病;金罍,贮酒之器;兕觥,饮酒之器;痡,也是病。这首诗,第一章从她出去采卷耳写起,“我去采呀采卷耳,连一只倾斜的篮儿也盛不满”,并不是因为卷耳少,实在是没心思去采它啊!“我所怀念的心上人,迢迢地在那里的大路上”。以下三章,便完全在替远人设想,连用六个“我”字,都不是指采卷耳的“她”,而是指在周行的“他”。不写她的如何怀念远人,而写远人的奔波,陟履高山,仆马皆病;不劝她自己稍纾远念,偏替远人设想,“我且喝些酒吧,不要常常怀念、永远悲伤了吧”!最末了的一句尤其是传神之笔,“为什么又在那儿长吁短叹了呢”?连用六个“我”字,何等亲热?连写三章,何等体贴?这真是一首绝妙好词。《诗序》却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朱熹也认为是“后妃因君子不在而思念之”。试问后妃为什么要去采卷耳?求贤是国君之责,何劳后妃费心?后妃居深宫之中,如何能“求贤审官”?而且后妃对于所求之贤,竟如此体贴而称之曰“我”,不更狎亵了吗?以思妇之辞而调为后妃所作,自然不合情理了!总之,我们倘为旧说所困,则全部《诗经》将全为捕风捉影的解说所蒙,无从廓清整理了。作《诗经》的都是些无名的诗人,时代又隔得太远了,本事如何能查考得清楚呢?我们要遵守《论语》上孔子告子路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于不可知的作者和本事,只能阙疑,万不可附会杜撰,堕人魔道!

  这样杜撰瞎猜地论《诗》的,无过于所谓“诗序”。《诗序》有二种,一曰《大序》在《关睢》篇之前,它不但论《关睢》篇的作意,而且论到全部《诗经》;一曰《小序》,在各篇之前,论各篇作意。或云《序》之首句是大毛公作,次句以下是小毛公作(大毛公名亨,六国时鲁人,或云是河间人;小毛公名苌,西汉赵人);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隋书·经籍志》则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程颐更说《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当时国史所作。这些都是清后以后的传说,其实,范晔的《后汉书·儒林传》里有很明确的记载: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则《诗序》为后汉人卫宏(字敬仰)所作,铁案如山,不可推翻了,所以《史记》和《汉书》中从没有提到它过。可是隋唐以后的人,对于《诗序》竟视为研究《诗经》的秘宝,而且拉拉扯扯,牵涉到孔子、子夏身上去,真令人百思不得其故!《诗序》对于《郑风》中的诗,见有“仲”字便以为是祭仲(春秋时郑大夫,“祭”读如蔡),见有“叔”字便以为是共叔段(春秋时郑武公之少子、庄公之弟,共音恭,地名,段所封之邑),馀则大半都说是“刺忽”(郑庄公太子)。似乎郑国除了祭仲、共叔段、太子忽以外,更无他人;郑诗人除了美刺这几个人之外,便无别的情感,这不是很幼稚、很可笑吗?(朱子的《诗集传》比《诗序》已高明得多,可是又另有其凿空武断之处,亦不可尽信。)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这一部《诗经》已可得以下概念:它是我国最古的诗歌总集,研究我国文学史、诗史的,当先研究《诗经》。这三百零五篇诗,就其体制、性质说,可分风、雅、颁三类;就其作法论,可分赋、比、兴三种,这就是所谓的“六义”。按十五国风看来,它的地域,是黄河流域一带,及于长江以北;按全部的《诗》来考据它的时代,约自夏或商以迄春秋中世,而以周室东迁前后的作品为其中坚。它的形式以四言诗为主,间有长短句及“兮”字调,终占少数。它的作者与本事,十之八九已无可查考了,我们读这部书,当自抒己见。用《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的办法,不可为旧说所困,而《诗序》之说尤不可信。我们与其尊它为“经”,以道貌岸然的态度去读它,不如把它看作一部上古时代诗歌的总集、一部抒写情感的纯文学读。

  说到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哩,那就是这三百零五篇的《诗》是怎样编成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汉书·艺文志》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香,凡三百五篇。《史记》所谓“契、后稷”,指《商颂》的《玄鸟》、《周颁》的《生民》二篇(《玄鸟》述契之母吞燕卵而生契的传说,《生民》述后稷之母履巨本之足迹而生弃的传说);《汉书》所谓“上采殷,下取鲁”,指《商颁》、《鲁颂》诸篇。照《史》、《汉》所说,则此三百零五篇者乃孔子从古诗中删取的,而且三千多篇里只选录了三百零五篇,仅取其十分之一。此说如确,则孔子之选《诗》,和徐孝穆(陵)的选《玉台新咏》、王介甫(安石)的选《唐百家诗》一样了。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已对此说发生怀疑:书传所弓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之外,如郑樵、朱熹、朱彝尊、崔述等,对删诗一事皆认为可疑。按《论语》记孔子之言,有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孔子说到《诗》的篇数,常曰“三百”,似孔子所诵习、所教授向只此数。且孔子述六经在自卫返鲁以后,这两句话固不能断定它说在周游之前,也不能断定它说在返鲁之后。但是《左传》所载吴季札聘鲁,观乐于鲁太师,事在孔子以前,何以所歌的风诗,无出于今本《诗经》所辑十五国风之外的呢?后人说到孔子删诗的标准,往往提出“贞淫”两个字来。《论语·子罕》载逸《诗》道: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恩?室是远而。

  虽然孔子有“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的评语,似乎嫌它所表达的情意尚欠真挚,但要说它悖于礼义、淫而不贞,终是不可能的吧!又如《左传》成公九年所引逸《诗》:虽有丝麻,无弃营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

  这正合于“槽糠之妻不下堂”的教训,更不能说它不合礼义了。阳公十二年又引逸《诗》道: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庭,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这首《祈招》是祭公谋又作以止周穗王“周行天下”,而孔子引古志“克已复礼,仁也”之语,以“信善哉”称之的,怎么也被切去了呢?《郑风》、《卫风》(包括《邶风》、《鄘风》)向以为多淫弃之诗,例如《鄘风》(邶、鄘二国后并入卫)的《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戈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平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益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郑风》的《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诗序》于前一首,则以为“男女相奔……期于幽远”;于后一首,则以为“淫风大行,莫之能救”。那么,为什么不为孔子所删?《周南》、《召南》,不是大家认为是周公、召公之化的吗?可是《召南》的《野有死麇》,不比《桑中》、《溱洧》更说得赤裸裸吗?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末一章的话,不比《郑风·将仲子》的无逾墙围、无折杞桑,仲虽可怀,父母、兄弟与人之多言可畏,更为放纵、更为狎亵吗?至如《邶风》的《静女》以诗论,的确是很好的一首抒情小诗,若定要板起了道学先生的面孔来删诗,则此诗亦在必删之列: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其实,《关睢》的寤寐求淑女而不得,至于“辗转反侧”,较之“爱而不见,搔首蜘蹰”者,已有过之无不及;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较之赠以勺药、彤管,亦何多让!如果《关睢》与《野有死麇》一类的诗也采自郑、卫,则《诗序》、《诗集传》必也以为是刺淫奔之作了。更进一层说,细察那些所谓“淫”的诗,殊不见有什么“刺”的话。孔子如果删诗,如果以后人所谓“贞淫”为标准,则三百零五篇中至少须再删去其五分之一,而逸《诗》反有尽可保存者。故吾颇疑删诗之说之不可信,此三百零五篇如 已经过一番有意的编纂,则其事恐在孔子以前,或即所谓“太师”等的工作吧!

  末了还有一个问题,这部《诗经》为什么叫做“毛诗”?因为《诗经》的今文本子,《鲁诗》、《齐诗》、《韩诗》已亡失了,现存十三经中的那部《诗经》就是毛公做《故训传》的一种古文本子。毛公所传的本子叫做“毛诗”,正和韩婴所传的本子叫做“韩诗”一样。但是仔细地推敲起来,却和现在一般人称段玉我注的《说文解字》为“段氏《说文》”有同一的语病。不过这种名称却是由来已久,所以在这里附带的提及一下。

  ——摘自蒋伯潜、蒋祖怡著《经与经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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