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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宋诗风格之别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①,《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②,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③,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④:“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仍以后山、陵阳、子勉、均父、二林⑤等皆非江西人为疑,似未闻诚斋此论。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2页)
  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⑥,亦持是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⑦。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叶横山《原诗》⑧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蒋心余《忠雅堂诗集》⑨卷十三《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可见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征》篇。按即Jung:psychologischeTypen所分之Introvert与Extravert⑩。非徒朝代时期之谓矣。乃尚有老宿⑾,或则虐今荣古,谓宋诗时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则谓唐诗太古,宜学荀卿之法后王⑿。均堪绝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⒀,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⒁。若木之明,崦嵫之景⒂,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⒃。明之王弇州⒄,即可作证。弇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四部稿》中⒅,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屡和东坡诗韵。《续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自言,尝抑宋诗者,“为惜格故”,此则“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⒆,于四家殊不能相入⒇,晚而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读书后》(21)卷四《书苏诗》后曰:“长公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其后则若垓下之战(22),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下文详言东坡神明乎少陵诗法之处,可与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论东坡语参观。然《卮言》以东坡配香山、剑南为正宗而外之广大教化主(23),又曰:“苏之于白,尘矣”;此则径以苏接杜,识见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后放言》云:“死亦不须埋我,教他蚁乐鸢愁”,全本东坡“闻道刘伶死便埋”一绝,则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苏诗矣。虽词气尚负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则已悦服。故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24)、周栎园《因树屋书影》卷一皆记弇州临殁(25),手坡集不释。要可征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诗学之不同,非谓弇州晚年诗胜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26)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有“拯晚近诗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词雄响,而表晚岁颓然自放之言,诎申颠倒”云云,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近来湖外诗家(27),若陈抱碧、程十发辈(28),由唐转宋,适堪例类。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与施兰垞书》,《随园诗话》卷十六引徐朗斋语等调停之说(29),当时亦早有。如戴昺《东野农歌集》(30)卷四《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岂曰强生区别,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抟沙不聚。《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31),东坡《赤壁赋》水月之问(32),可以破东野之惑矣。(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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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严仪卿:宋诗论家严羽字,号沧浪逋客。著有《沧浪诗话》一卷,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类论述宋以前诗。
  ②少陵:唐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昌黎:唐韩愈,郡望昌黎。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东野:唐孟郊字。
  ③柯山:宋张耒号。白石:宋姜夔,号白石道人。九僧:指宋代九诗僧:淮南惠崇,剑南希画,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维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有集《九僧诗》,已佚。四灵:指南宋后期浙江永嘉四诗人:徐照(字灵辉),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人字号中皆有“灵”字。
  ④《杨诚斋集》:宋杨万里(号诚斋)撰,一百三十三卷。江西诗派:宋诗流派之一,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荮、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二十五人。他们效法杜甫、韩愈,主张无一字无来历,追求奇崛、用典,提倡“脱胎换骨”,致使形式雕琢。
  ⑤《刘后村大全集》:宋刘克庄(号后村)著,一百九十六卷。后山:宋陈师道,号后山居士。陵阳:宋韩驹,字子苍,有《陵阳集》。子勉:宋高勉字。均父:宋夏倪字。二林:指江西诗派的林敏修、林敏功。
  ⑥吴宓:近人,又字雨生,号藤影荷声馆主。
  ⑦畛域:界限。
  ⑧叶横山:清叶燮号,原名叶星期。撰有《原诗》四卷。论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作法等。
  ⑨蒋心余:清蒋士铨字。撰有《忠雅堂诗集》二十七卷。
  ⑩太极之有两仪:《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是生两仪(天地)。”刘邵:三国魏人。撰有《人物志》三卷。Jung:译名荣格,瑞士现代心理分析学家。其《心理学类型》所分之内向性格与外向性格。
  ⑾老宿:指老成有学问的人。
  ⑿荀卿:战国时人,著名哲学家荀况的尊称。法后王:见《荀子·非相》,取法于当代的君王,是荀况针对孔孟法先王而提出的,他认为法若与当代君王不一致,便要走到斜路上去。
  ⒀唐体:诗之一体。指长于丰神情韵的诗作,不限于唐代人的作品。
  ⒁宋调:诗之一体。指以筋骨思理取胜的诗作,不限于宋代人的作品。
  ⒂若木之明:若木,《山海经·大荒北经》指日出处的一种树,此指人的早年。崦嵫:山名,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古人称为日落处。
  ⒃不侔:不等。
  ⒄王弇州:明王世贞,号弇州山人。
  ⒅《四部稿》:王世贞撰,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零七卷。王氏才学富赡,虽称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然其早年诗作近于唐体,晚年作风有变,渐操宋调。
  ⒆于鳞:明李攀龙字。
  ⒇四家: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长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这是于四姓文章中独推苏轼。王世贞、李攀龙两人少时不喜欢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他们少时论文,言必称秦汉之故。
  (21)《读书后》:王世贞撰,八卷。
  (22)求封西楚,垓下之战:项羽灭秦后,分封诸侯王。垓下战后,兵败自刎。用以比喻苏诗之遭遇。
  (23)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剑南:宋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有《剑南诗稿》。广大教化主: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一卷,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于元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就苏之与白,尘矣;陆之与苏,亦劫也。”钱先生认为“苏之与白,尘矣”,当指白居易较苏轼为尘俗,所以说“径以苏接杜”,以苏轼直接杜甫。
  (24)《列朝诗集》:清钱谦益(号牧斋)选辑,八十一卷。约收明代两千多诗人之代表作。
  (25)《因树屋书影》:清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著,十卷。
  (26)吴梅村:清吴伟业号。有《吴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
  (27)湖外:指湖南湖北。
  (28)陈抱碧:当见于程十发《湘社集》四卷中。程十发:近人程颂万号。有《十发庵类稿》三十二卷,附《湘社集》四卷。
  (29)袁子才:清袁枚字,号随园老人。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袁枚《答施兰论诗书》:“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徐朗斋:清徐嵩号。《随园诗话》卷十六:“徐朗斋嵩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则宋、元、明三朝诗,俱号称唐诗;诸公何用争哉!须知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生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
  (30)戴昺:宋人,字东野。有《东野农歌集》五卷。
  (31)《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出一也。”这是说,从异者看,唐诗中也有宋体;从同者看,宋诗中也有唐体。
  (32)苏轼《前赤壁赋》:“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视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说,从变看,唐诗也有变;从不变看,唐宋诗都是不可变的。


  这里两则讲唐诗、宋诗之别,主要不在朝代的区别,而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风格,譬如天下有两种人,便有两种性情,也就分出两种诗来。
  (一)风格是人的性情决定的,相同的朝代里,也会出现不同风格的作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唐诗、宋词,是以朝代区分盛行的文体,唐以诗胜,宋以词胜。钱先生称唐诗、宋诗是以风格区别的,他在《宋诗选注序》里讲得很透彻,这里袭用序中举引唐释皎然和宋姜夔的话来说明。皎氏云:“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唯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诗式·复古通变体》),这是唐人作诗、评诗的标准,把“通变”看得比“复古”重要,写作上重在表现自我。姜氏云:“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白石道人诗集序》),这是宋人的话,只能在“合”中求“异”,甚至从古人作品中寻求作诗的灵感和榜样,再以说理、议论、故实入诗,形成了一种与唐诗不同的风格。宋代诗论家严羽第一个提倡断代论诗,便是为了研究诗歌发展到各个时期所表现的带有总体性的特征,他说宋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是一个大致的概括,于诗前冠以唐、宋,也是为了称谓的方便,并不是说唐诗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诗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说诗“尚理”者近宋,“尚意兴”者近唐。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亦云:“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
  这里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在于指出所谓唐体、宋调的不同特征。比如杜甫、韩愈,都是唐代大诗人,而他们的作品却为宋调开了路。像杜甫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中间两联在发议论,在说理,不在写意兴,不正是开宋诗的说理吗?再像韩愈的《龊龊》: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氿澜。……
  不也是在说理吗?
  宋人诗作而有唐音者,这里列举张耒、赵师秀的诗作,可以看到他们的风格。如张耒《初见嵩山》: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真是潇洒自如,情景交融,丰神情韵均类唐诗。又如赵师秀《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其诗清新圆润。写景抒情之亲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说唐诗、宋诗主要是指诗的风格,正如杨万里说江西诗派,“诗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诗的风格而言。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是江西人,他以“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的主张,团结了一批诗人,共同取法于各体的优点来作诗,形成一个风格接近的诗派,世人遂以江西称之,不是说这个诗派的成员都是江西人,也不是说这个诗派的诗都是在江西写的。
  (二)时代与地域对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决定作品风格的主要是人的禀性。近人吴宓讲的“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也是指诗的两种不同风格。宋以后诗人辈出,似都未能跳出唐体、宋调。唐以前各代诗作的风格,似也可这样分析。正如叶燮在《原诗》里的比喻:木生于地,开出宋诗这朵奇葩,宋以后的诗,只是花开花谢、复开复谢的差别,终究离不开宋调。“木”便是人的秉性。蒋士铨《辩诗》也是这个意思。诗分唐宋,仿佛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时,便已经有了天地之别。魏刘邵撰《人物志》,把人的品性判作思虑深沉型和单纯开朗型,也就是荣格《心理学类型》里分的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这两种不同的品性,与朝代时期或地域环境,不能说没有关系,但都关系不大。(三)唐体宋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风格之别,本于性情,性情不是一成不变,风格也会随之变化。譬如人的一生,早年才气横溢,喜为唐体,暮年老成持重,易操宋调,王世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早年他的诗作多“矜气高腔”,如《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气势音节均似李白;到了晚年,他的作风有变,“平直切至”,如《太保歌》:“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颔其颏。……”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历历在目,却风格朴实。王世贞对苏轼的看法也有前后的区别,少壮时是排苏,后来好苏,临死时竟“手坡集不释”。可见,继承唐体宋调与年事、秉性的关系颇大,但这并不是说王世贞晚年诗作就一定胜于早年。
  总之,唐宋诗的风格不同,孰胜孰负,南宋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袁枚曾举引徐嵩的话:“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随园诗话》卷十六)。袁枚举引徐嵩的这段话,该使人明白对于唐宋诗,似乎已无必要决出胜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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