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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散文集粹(上册)

待月听雨阁主(iczh) 辑录整理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是使得我将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时因为我的年龄和知识都够不上接受什么,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我的前途却有很大的关系,我之所以有今天,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功劳。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这个学校以前没有过什么社会活动。但“五四”的浪潮,也冲击到这小城市了。尤其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同学,她们立刻成立学生会,带领我们去游街、讲演、喊口号。我们开始觉得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我也跟在她们后边,慢慢我有了一个思想:“不能当亡国奴。”她们那时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教员很少同情她们,同学们大多数赞成她们。我很佩服其中的两个同学:杨代诚和王剑虹。可惜由于我那时班次低,年龄小,没有同她们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机会我就表示了我的态度。譬如有一次她们讲到女子剪发,同教员们做了很激烈的论争,教员讲话,我们不鼓掌;王剑虹一讲话,我们就鼓掌。会后许多人都把辫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着做。现在剪发是太平凡了,而且成为当然的现象,但那时却是件大事。我们为着没有辫子,四处遭受冷嘲或责骂。后来她们又办了一个贫民夜校,看见我喜欢活动,叫我去教珠算,学生们看见我比讲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这一群同学当时是我的指路明灯,她们唤起我对社会的不满,灌输给我许多问号,她们本身虽没有给我以满意的答复,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后来我又随着王剑虹、杨代诚到了上海,她们把我领到广大的领域里。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传》里说到她们。现在让我纪念早死的剑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杨代诚)。

  我的母亲在常德,当时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不大清楚。总之,当我暑假回到家时,我的母亲便同我谈到转学问题,她觉得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一般的师范中学的课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她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得多,那里面有新思想。于是母亲自己把我送到长沙,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旧同学陶斯咏先生了。一年半以后,我母亲又放手让我随王剑虹到上海去,也基于这种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后来她自己也打到了这条路,她完全同意我,我们不只是母女关系,我们是同志,是知己。从那时离开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从没有后侮,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支持我。我的母亲呵!你现在生活怎样?我们被反动者们封锁了隔绝了,你无依无靠,但是你会挣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坚强的。中国今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国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经很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这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牺牲了,他们的血,和我们的奋斗不是白费的。母亲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见的。母亲!

  进了周南之后,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是全校最进步的人物。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泽东同志是同学。他订了许多外边的杂志报纸,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笔画上圈交给我们读,读不懂他便讲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欢喜谈论问题,反对封建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中,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旧礼教去搏斗。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繁琐的礼节,公开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了。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道,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么骄傲。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种下某些社会革命的种子,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在没有进周南以前,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可是我的作文总不十分好。因为是用文言作文,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陈启明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最后一课》、《二渔夫》等是我最喜欢的。当然那故事的情调,写普法战争,法国感到快要亡国的痛苦,是深合于那时我们的情绪的。于是我便学着写,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这些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枚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枚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明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

  陈启明因他的思想“过激”,而被解聘,我们感到很大的难受,我随着几个年长的同学又跑到一个男子中学去读书。这时这几个同学因为年龄和知识都比我较大较高,大家都感觉到在这个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她们便离开了学校,准备自修。我呢,总觉得要向一个更遥远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剑虹从上海回来了。她向我宣传陈独秀、李达他们在上海要办一个平民女子学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着我母亲的赞助,抱着满怀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并没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道,我打过几个圈子,碰了许多壁才走上正确的路的。但从这时我却飞到了一个较广阔,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过我自己,勇敢翱翔过,飞向天,被撞下地来,又展翅飞去,风浪又把我卷回来。我尽力回旋,寻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实际。我虽没有参加“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

  一九四六年五月为《时代青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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