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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散文集粹(上册)

待月听雨阁主(iczh) 辑录整理

 

 


“艺术的逃难”

  那年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看见比我早到的浙大同事某君,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我不禁失笑,因为我这次逃难,的确受艺术的帮忙。

  那时我还在浙江大学任教。因为宜山每天两次警报,不胜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余里外的思恩县的学生家里。自己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为了教课,儿女是为了读书。敌兵在南宁登陆之后,宜山的人,大家忧心悄悄,计划逃难。然因学校当局未有决议,大家莫知所适从。我每天逃两个警报,吃一顿酒,迁延度日。现在回想,真是糊里糊涂!

  不久宾阳沦陷了!宜山空气极度紧张。汽车大敲竹杠。“大难临头各自飞”,不管学校如何,大家各自设法向贵州逃。我家分两处,呼应不灵,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代我及其他两家合雇一辆汽车,竹杠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一九三九年的)送到都匀。言定经过离此九十里的德胜站时停一停,让我的老弱六人上车。一方面打长途电话到思恩,叫他们整理行物,在德胜站等候我们的汽车。岂知到了开车的那一天,大家一早来到约定地点,而汽车杏无影踪。等到上午,车还是不来,却挂了一个预报球!行李尽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两把汗。幸而警报不来;但汽车也不来!直到下午,始知被骗。丢了定洋一百块钱,站了一天公路。这一天真是狼狈之极!

  找旅馆住了一夜。第二日我决定办法:叫儿女四人分别携带轻便行李,各自去找车子,以都匀为目的地。谁先到目的地,就在车站及邮局门口贴个字条。说明住处,以便相会。这样,化整为零,较为轻便了。我惦记着在德胜站路旁候我汽车的老弱六人,想找短路汽车先到德胜。找了一个朝晨,找不到。却来了一个警报,我便向德胜的公路上走。息下脚来,已经走了数里。我向来车招手,他们都不睬,管自开过。一看表还只八点钟,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徒步四十五里到怀远站,然后再找车子到德胜。拔脚迈进,果然走到了怀远。

  怀远我曾到过,是很热闹的一个镇。但这一天很奇怪:我走上长街,店门都关,不见人影。正在纳罕,猛忆“岂非在警报中?”连忙逃出长街,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路,看见公路旁村下有人卖团子,方才息足。一问,才知道是紧急警报!看表,是下午一点钟。问问吃团子的两个兵,知道此去德胜,还有四十里,他们是要步行赴德胜的。我打听得汽车滑竿都无希望,便再下一个决心,继续步行。我吃了一碗团子,用毛巾填在一只鞋子底里,又脱下头上的毛线帽子来,填在另一只鞋子底里。一个兵送我一根绳,我用绳将鞋和脚扎住,使不脱落。然后跟了这两个兵,再上长途。我准拟在这一天走九十里路,打破我平生走路的记录。路上和两个兵闲谈,知道前面某处常有盗匪路劫。我身上有钞票八百余元(一九三九年的),担起心来。我把八百元整数票子从袋里摸出,用破纸裹好,握在手里。倘遇盗匪,可把钞票抛在草里,过后再回来找。幸而不曾遇见盗匪,天黑,居然走到了德胜。到区公所一问,知道我家老弱六人昨天一早就到,住在某伙铺里。我找到伙铺,相见互相惊讶,谈话不尽。此时我两足酸痛,动弹不得。伙铺老板原是熟识的,为我沽酒煮菜。我坐在被窝里,一边饮酒,一边谈话,感到特殊的愉快。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有其温暖的一面。

  次日得宜山友人电话,知道我的儿女四人中,三人已于当日找到车子出发。啊!原来在我步行九十里的途中,他们三人就在我身旁驶过的车子里,早已疾行先长者而去了!我这里有七十二岁的老岳母、我的老姐、老妻、十一岁的男孩、十岁的女孩,以及一岁多的婴孩,外加十余件行李。这些人物,如何运往贵州呢?到车站问问,失望而回。又次日。又到车站,见一车中有浙大学生。蒙他们帮忙,将我老姐及一男孩带走,但不能带行李。于是留在德胜的,还有老小五人,和行李十余件,这五人不能再行分班,找车愈加困难。而战事日益逼近,警报每天两次。我的头发便是在这种时光不知不觉地变白的!

  在德胜空住了数天,决定坐滑竿,雇挑夫,到河池,再觅汽车。这早上来了十二名广西苦力。四乘滑竿,四个脚夫。把人连物,一齐扛走,迤逦而西,晓行夜宿,三天才到河池。这三天的生活竟是古风。旧小说中所写的关山行旅之状,如今更能理解了。

  河池地方很繁盛,旅馆也很漂亮。我赁居某旅馆,楼上一室,镜台、痰盂、茶具、蚊帐,一切俱全,竟像杭州的二三等旅馆。老板是读书人,知道我的“大名”,招待得很客气;但问起向贵州的汽车,’他只有摇头。我起个大早,破晓就到车站去找车子,但见仓皇、拥挤、混乱之状,不可向迩,废然而返。第二天又破晓到车站,我手里拿了一大束钞票而找司机。有的看看我手中的钞票,抱歉地说,人满了,搭不上了!有的问我有几个人,我说人三个,行李八件(其实是五个,十二件),他好像吓了一跳,掉头就走。如是者凡数次。我颓唐地回旅馆。站在窗前怅望,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予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太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前途似乎已经绝望。旅馆老板安慰我说:“先生还是暂时不走,在这里休息一下,等时局稍定再说。”我说:“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万一打到这里来,我人地生疏,如之奈何?”他说:“我有家在山中,可请先生同去避乱。”我说:“你真是义士!我多蒙照拂了。但流亡之人,何以为报呢?”他说:“若得先生到乡,趁避乱之暇,写些书画,给我子孙世代宝藏,我便受赐不浅了!”在这样交谈之下,我们便成了朋友。我心中已有七八分跟老板入山;二三分还想觅车向都匀走。

  次日,老板拿出一副大红闪金纸对联来,要我写字。说:“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女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我满口答允。就到楼下客厅中写对。墨早磨好,浓淡恰到好处,我提笔就写。普通庆寿的八言联,文句也不值得记述了。那闪金纸是不吸水的,墨渖堆积,历久不干。门外马路边太阳光作金黄色。他的管帐提议:抬出门外去晒,老板反对,说怕被人踏损了。管帐说:“我坐着看管!”就由茶房帮同,把墨迹淋漓的一副大红对联抬了出去。我写字时,暂时忘怀了逃难。这时候又带了一颗沉重的心,上楼去休息,岂知一线生机,就在这里发现。

  老板亲自上楼来,说有一位赵先生要见我。我想下楼,一位穿皮上衣的壮年男女已经走上楼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连称“久仰”,“难得”。我听他的口音,是无锡、常州之类。乡音入耳,分外可亲。就请他在楼上客间里坐谈。他是此地汽车加油站的站长,来的不久。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是我写的,而墨迹未干,料想我一定在旅馆内,便来访问。我向他诉说了来由和苦衷,他慷慨地说:“我有办法。也是先生运道太好:明天正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子开都匀。尚有空地,让先生运走。”我说:“那么你自己呢?”他说:“我另有办法。况且战事尚未十分逼近,我是要到最后才走的。”讲完了,他起身就走,说晚上再同司机来看我。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

  岂知这天晚上,赵君果然带了司机来了。问明人数,点明行李,叮嘱司机之后,他拿出一卷纸来,要我作画。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我很乐愿,同时又很苦痛。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但在那时,也只得勉强破例,在昏昏灯火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

  次日一早,赵君亲来送行,汽车顺利地开走。下午,我们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都匀。汽车站壁上贴着我的老姐及儿女们的住址,他们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在离散了十六天之后,在安全地带重行团聚,老幼俱各无恙。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时候,大家笑得合不拢嘴来。正是“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干杯!”这晚上十一人在中华饭店聚餐,我饮茅台酒大醉。

  一个普通平民,要在战事紧张的区域内舒泰地运出老幼五人和十余件行李,确是难得的事。我全靠一副对联的因缘,居然得到了这权利。当时朋友们夸饰为美谈。这就是某君所谓“艺术的逃难”。但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赵君名正民,最近还和我通信。

  1946年4月29日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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