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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散文集粹(上册)

待月听雨阁主(iczh) 辑录整理

 

 


现代散文专题

  一、周作人的散文创作

  周作人(1885-1968),本名周槐寿,自号起孟、启明、岂明、知堂,重要笔名还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弟弟,1885年诞生于浙江绍兴周家新台门内,虽然只比鲁迅小四岁,但祖父案发后,他主要是跟随在杭州保外就医的祖父生活,没有像家中长子鲁迅那样承担过重的家庭责任和负担,对社会的感悟也没有像鲁迅那样深切。

  1901年在南京求学期间,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活动,翻译了《侠女奴》、《玉虫缘》等,并创作过《女猎人》、《好花枝》、《孤儿记》等小说。1906年留学日本,在广泛涉猎西方文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中的讲求个性自由和生活艺术化精神特别推崇,与鲁迅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一起筹办《新生》杂志,倡导文艺运动。同时,娶日本女子为妻,获得了平和的家庭生活,不仅形成了与鲁迅不同的“叛徒”与“隐士”并存的双重性格特点,而且对他的文学观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回国,先在浙江教育界任职,1917年赴京,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学者型的作家。这时期,周作人充分显示出了一个“叛徒”的本色和战斗姿态,成为了封建旧文学最大的敌人之一。他一边写作《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美文》等论文,积极建立新文学的思想体系;一边创作《小河》、《画家》等诗歌,为刚刚诞生的白话新诗探雷铺路;一边还指导新潮社的文学活动,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并亲自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向世人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在文坛上树起了“为人生”的大旗……

  “五四”落潮后,一向不喜热闹和反对群众运动的周作人,似乎比其他的新文学先驱者更早地进入了“彷徨期”,孤独地站在人生的“歧路”上:“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

  1922年,被看作是周作人思想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在这一年1月22日,他在《晨报》上开辟了一个自己的专栏“自己的园地”,在开篇文章《自己的园地》中表明要“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耕种自己的园地,这才是“尊重个性的方法”。也是在这一年,针对当时文化界发起的“非宗教运动”,他先是与钱玄同等人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反对干涉人的自由权利,接着又发表了《拥有宗教的嫌疑》,虽然具有前瞻性地指出了干涉信仰自由的危害,却从此开始了与时代主流的分道扬镳。1923年,他与鲁迅的失和,似乎已经预示着他未来的方向。1924年5月,他在《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中公开了他与时代主流的分歧:“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天变本加厉,大家忘了自己的责任,真是可怜悯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边吆喝叫打”。从此,他离“叛徒”越来越远,离“隐士”越来越近。

  在《语丝》时期,周作人心中的“两个鬼”(指“流氓”与“绅士”,与“叛徒”与“隐士”同义)还在相互斗争着,在他的“趣味之文”里还有一个“叛徒”活着,对当时发生的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等重大社会事件,都做出了迅速而凌厉的反应,是周作人随笔体杂文创作最为光彩夺目的时期。1927年10月,《语丝》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后,他怀着对政府和群众的双重失望,一时间处于“失语”状态,随后便彻底地脱离了新文学运动,一心“闭户读书”,而且专读非正统的野史笔记,又特别偏爱能体现个性的日记和尺牍。1930年,周作人与废名、俞平伯等在北平办《骆驼草》周刊,作为《语丝》的继续,在热闹的上海文坛外,逐渐形成了一个远离时代潮流的充满学术氛围的作家群,后来被称为“京派”。1932年,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试图将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分离开来,把明末的公安派作为新文学的源头,为自己“言志”派的“性灵文学”寻找理论根据,并以此推动了“论语派”散文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小品文”繁荣的时代。左翼作家为了与之抗衡,也不得不办起了《芒种》和《太白》等小品文刊物。因此,有人将1934年称为“小品文年”。

  正是在周作人“美文”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的影响下,现代文学史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言志派”闲适体散文,这也是新文学散文的成就“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周作人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砭时弊、讽喻现实的杂文,风格“浮躁凌厉”,如为郁达夫的《沉沦》和汪静之的《蕙的风》辩护的《沉沦》和《情诗》,“三一八”惨案中为纪念刘和珍、杨德群写的《新中国的女子》等;一类是通过日常生活琐事来抒写自己生活情趣和人生理想的小品文,风格“冲淡平和”,如《乌篷船》、《苍蝇》,以及《喝茶》、《苦雨》、《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

  周作人的小品文虽然只专注于自己身边的小题材,但无论是花草虫鱼,还是故乡往事,都善于旁征博引,随意而谈,而且语言朴实无华,不重藻饰,却写得情趣盎然,幽隽淡远。1921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曾给予了高度赞扬:“白话散文很进步了。……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作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由于周作人具有“叛徒”与“隐士”的双重性格,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就表现出既关注现实,反叛传统,又注重艺术、讲究生活的特点。五四低潮之后,他更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园地”,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努力使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把小品文视作自己“言志”的最佳形式,在平凡的生活中品味人生的滋味,早早地就流露出有些颓废的“中年心态”。在语言上,则将白话口语、文言古语和外来欧化语杂糅调和,既有明人小品的风格,又具西方随笔的笔调和日本俳句的风韵,追求一种简单味,而这简单味中又隐含着苦苦的涩味,看似平常,犹如一杯西湖龙井,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乌篷船》是周作人小品文中平和风格的代表。作者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就是为了可以信笔所至,舒卷自如,在亲切随意的话语中讲述家乡的风物和抒发自己的情趣。作品除说明给虚拟的朋友写信的原因外,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先是津津有味,不厌其烦地介绍家乡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不但说明“乌篷”与“白篷”的区别,乌篷船中大船与小船的不同,而且连船的形状、材料、结构、用途等都做了具体的描述,在这如数家珍的描述中,正包含着作者对自己家乡的深厚情感;然后再讲在水乡坐船出游的方法。从这篇作品的叙述方法和口气中可以看出,即使是最让人乏味的事情,他也可以做到不急不躁,委婉含蓄。而在对于如何游山玩水的经验介绍,则更是兴致盎然,娓娓动听:“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白天,坐在船上要注意看四周的物色;夜里,则要睡在舱中听水橹的声音。在作者看来,要体验到人生的乐趣,不能性急也是其要点,要做到“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这才是“理想的行乐法”。因此,作品说的虽然是游玩之事,传达的是作者对家乡的怀念之情,而真正包蕴的却是隐逸闲适的人生态度。

  《苍蝇》是周作人提倡的“美文”的范本之一,是五四散文中的名篇,批评家阿英甚至将此文看作是周作人散文创作以致整个现代散文创作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个标志。这篇赞美苍蝇的短文纯粹是一种闲谈,看似无聊,但细细品味,却别有情趣。“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赞美一件大家讨厌而自己喜欢的事物,是个人的自由,也正是五四精神的一种体现。作者的赞美并不有意违背人们的习惯和自然科学常识,也不具体描述苍蝇的特点,而是旁征博引,借助美丽的神话、传说、儿歌、史诗等,作为自己的佐证,已经具有了“文抄公体”的雏形。在这不足两千字的篇幅中,引用的材料成了文章的主体,但各种材料的出现又及时而有用,并恰到好处地粘接在一起,给人以“天衣无缝”的美感,30年代以后,周作人更热衷于“文抄公体”的试验,以自己精心挑选的古文为文章的主体,再糅杂以朴实的白话点评,其古文更显其枯涩苍老,而白话更显其炉火纯青,相得益彰。

  虽然在五四时期和《语丝》前期,在对“甲寅”等复古派的斗争以及在“女师大”风潮和“五卅”运动中,周作人与鲁迅一样,都写出过思想激进、语言犀利、富有战斗性的杂文,但周作人对现代白话散文的贡献,并不在时政杂文的尖锐和猛烈,而是对于闲适小品的文体创造。五四以后,如果说鲁迅的名字成了“杂文”的代名词,那么,正如阿英在《夜航集?周作人的小品文》中说:“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是和‘小品文’不可分离地记忆在读者心里,他的前期诸姿态,遂为他的小品文的盛名所掩”。周作人自己在1923年《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小品文与鲁迅杂文的形容:“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

  二、冰心的散文创作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今福州)人,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文科,即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1926年,获文学硕士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她在小说、诗歌和散文三个方面都取得过突出的成绩。她是以创作“问题小说”开始她的创作生涯的,是当时文坛上“问题小说”创作热潮中举足轻重的代表性作家;她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影响下创作的小诗,不仅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繁星体”,而且更造成了一个“小诗的流行的时代”;然而,冰心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还是她的散文。

  冰心的《笑》在刚刚改革过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后,立即被奉为“美文”的典范,不但被各学校竞相选入课本,而且还被语法学家拿来做通篇的句式解读,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冰心散文的影响,不在鲁迅、周作人之下:“特别是《往事》(二篇),《山中杂记》(《寄小读者》),以及《寄小读者》全书,在青年的读者之中,是曾经有过极大的魔力。一直到现在,从许多青年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冰心体’的文章,在当时,是更不必说了。青年的读者,有不受鲁迅影响的,可是,不受冰心文字影响的,那是很少……”

  所谓“冰心体”的特点,就是“以行云流水似的文字,说自己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这种“冰心体”的解释是:“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晨,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红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合也没有的事情。”

  冰心在散文中所要表达的“心中要说的话”,就是她整个创作的总主题:爱。冰心的“爱的哲学”,不但主张要爱自己母亲,爱所有的儿童,而且主张要爱一切的大自然,希望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通过人们之间的“互爱”而得到解决。因此,也被称为“泛爱哲学”。她在1923年至1926年赴美留学期间,一共写了29封给国内小读者的信,记录了她赴美途中的见闻和她在美国的生活经历,陆续在《晨报?儿童世界》专栏发表,后结集为《寄小读者》。在这本以通信形式写成的游记中,作者倾诉的对象是儿童,而歌颂的对象则是母亲。她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中这样写道:“请小朋友们和我同声赞美!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

  冰心散文以文字优美而著称。冰心散文的文字美,不在于词藻的华丽,而在于她能将当时还处于幼稚时期的白话文,与古雅的文言文和洋派的西文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典雅、凝练而又明丽清新的风格特点。在白话文运动刚刚开始的几年中,人们都在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新的模式和规范,冰心曾在小说《遗书》中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我主张‘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这‘化’字大有奥妙,不能道出的,只看作者如何运用罢了,我想如现在的作家如能无形中融合古文和西文,拿来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

  三、朱自清的散文创作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扬州人)在“美文”创作上与冰心齐名,是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1920年,在他从北大毕业前就开始发表诗歌,1922年曾参与创办了《诗》月刊。他在江浙一带当中学教师时,同时进行着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雪朝》(1922,文学研究会八位诗人的合集)、诗与散文合集《踪迹》(1924),并于1923年发表了他的散文成名作《桨声灯声里的秦淮河》。沈从文在《习作举例》中曾说:“文字的基础完全建筑在活的语言上,在散文作家应当数朱自清。‘五四’以后谈及写美丽散文的,常把俞、朱并举,即朱自清、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西湖六月十八夜》两篇文章,代表当时抒情散文的最高点。叙事如画,似乎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有时微觉得文字琐碎繁复。)散文中具有诗意或诗境,应以朱先生作品成就为好。直到如今,尚称为典型的作风”。

  1925年,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在进行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专注于“美文”创作,给初期的现代白话散文创作带来了一股充满诗意的艺术气息。1928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专门的散文集《背影》,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下过这样的断言:“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

  朱自清虽然也写有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散文,如记录“三一八”惨案真实情形的《执政府大屠杀记》,以及表现反帝反封建主题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等,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以写景和抒情为特征的美文。

  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擅长于运用工笔与重彩相配合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并且在写景的同时抒发自己心中之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不是仅仅聚光于灯和月,而且将灯影月影与桨声歌声交织在一起,在有声有色的艺术氛围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内心的忧郁情绪。《荷塘月色》描写的是清华园月光下的荷塘景色,化静为动,以动写静,以荷叶的翩翩起舞,写月夜的宁静幽美,通过荷花的缕缕清香,抒发心中的淡淡哀愁。《绿》则通过北京、杭州等地的名胜与温州梅雨潭的对比,以“少妇拖着的裙幅”、“初恋少女的心”来比喻梅雨潭水非同寻常的“女儿绿”,暗含着这位自称“扬州人”的诗人对南方山水的深情。人们推崇朱自清散文,不仅是因为他写的风景优美如画,也不仅是因为他写的如画风景全都含情脉脉,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在遣词造句上的精益求精,既讲究词藻的修饰,又重视口语的赏心悦目,文而不涩,美而不俗,将现代白话散文对于现代汉语的运用水平,提升到了古诗词一般出神入化的境地。

  然而,当人们读到了他的朴实无华的《背影》之后,才发现他以前的那些可以称为“工笔美文”的写景散文,虽然华美富丽,但却给人以过细过满之感,而只有《背影》才称得上是完美之作。《背影》是一篇回忆父爱的抒情散文,是27岁的作者在受聘为著名的清华大学教授后,回忆八年前的一个冬日,那是1917年,作者的祖母刚刚去世,在徐州担任烟酒公卖局长的父亲又刚刚卸任,“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作者从北京到徐州见着父亲,跟随父亲回家奔丧后,父子二人在南京浦口车站分手,儿子虽然已经20岁,北京也去过两三次了,可是父亲仍然不放心,再三踌躇,再三叮嘱,最后,为了给儿子买几个橘子,拖着笨重的身子爬上对面的月台:“他用两手攀在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就是永远留在作者心中的不灭的“雕像”般的“背影”。作者对父亲形象的描写,虽然只是写了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语和缓慢无力的动作,但正是这些饱含着深厚父子情谊的声音和姿态,以及这些由声音和姿态构成的神韵,打动了几代读者的心。在《背影》中,作者以前常用的“曲曲折折”、“远远近近”等双声叠字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我走了,到那边来信!”“进去吧,里边没人”等日常用语,不工而自工,达到了返朴归真的更高层次的审美境界。同样是以情动人的记叙名篇还有作者怀念亡妻武钟谦的《给亡妇》和诉说知识分子内心苦闷的《儿女》等。30年代以后,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他1931年赴英学习期间的记游文字,后结集为《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风格更趋于质朴,语言也更接近口语。

  四、郁达夫的散文创作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才子,在小说、散文、旧体诗词、文艺理论和文学翻译等领域都卓有建树,同时也是现代文坛上一位命运坎坷的大师,他所走过的创作道路,特别是他的小说所经历的从表现性的苦闷到描写生的苦闷的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很大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历程,不仅赢得了众多的青年读者,而且更形成了一个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创作流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郁达夫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从小熟读史书和古文,喜爱《桃花扇》、《燕子笺》等戏曲,1910年在教会学校育英书院因参加反对校长的学潮被开除,回家自修。1913年9月随兄郁华到日本,1914年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受到屠格涅夫《初恋》、《春潮》等小说的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文学,从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到德国的施托姆、英国的王尔德、日本的佐藤春夫、法国的卢梭等,“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在高等学校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后,仍不能离开文学,遂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筹办创造社,并开始创作小说。1921年2月,郁达夫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并于当年7月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上连载,同时,又完成了《沉沦》和《南迁》,三篇小说汇成小说集《沉沦》,同年10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一举成名。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其评论毁誉参半。1922年回国参加创造社的创办,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38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到苏门答腊。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

  提起郁达夫,我们都知道他的小说《沉沦》,知道他坦露、直率描写个性的特点。其实,作为一个文人,郁达夫的才情更具体地展现在他的旧体诗和散文创作里。特别是他的游记散文,写得挥洒自如,在散漫、不经意间恰到好处地抒写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一点与朱自清有很大的差异。朱自清的写景抒情散文特别讲究结构的营造,他是用结构来一步步推动情感的发展的;而郁达夫却是让结构随着情走,巧妙而不拘谨。

  郁达夫是以小说著称文坛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转向散文,主要是写行旅散文。行旅散文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有良好的传统,而且成就不俗。新文学发展初期,许多作家继承我国的文学传统,涉足这一领域,写下不少富有才情的现代游记散文,在这类作品中,郁达夫最是别具一格。他的游记一如他的“自叙传”小说一样,纵情抒写,不受章法的限制,不讲究语言的雕琢,洒脱坦荡,收放自如。

  教材要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郁达夫的行旅散文,一是他描摹山水名胜与风景风物的笔调是才气横溢的,二是充满现代文人恣肆的性情。对于第一点,我们在阅读作品时要注意郁达夫描写景物的特点,就是喜欢从细微处入手,似在不经意中描摹山水风物,而且文字平易,但造出的意境却有古典文学中言简意远、朴拙幽深的情调。在郁达夫的散文中,随处可见他巧妙化用古典诗词的佳句和营造意境的修辞手法,所以教材中说:郁达夫的行旅散文是一种“现代才子气”的佳品。我们在配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作品讲评》中对这方面也作了一些提示。对于第二点,可从郁达夫的创作个性与文学追求去理解。郁达夫生性浪漫,认为文学是一种生命,是自我内心情怀的抒发。他声称,比起小说来,“现代的散文,却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因此,他的散文大都是畅述自己的生活遭遇,诅咒、痛骂现代文明的龌龊和官僚社会的腐败等,他用的是类似“闲话体”的方式,象老朋友一样,尽情向你渲泻他的喜怒哀乐,在不拘一格的倾诉过程中使你感动。这种恣肆放达、充满感染力的写法靠的就是才情。

  五、何其芳的散文创作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出生在一个守旧的地主家庭,闭塞的环境和古板的教育使他从小养成了孤僻的性格。1929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1931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接受了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并开始在京沪两地的《现代》、《文学季刊》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散文,先以“汉园三诗人”之一而知名于文坛,1936年因刚出版的散文集《画梦录》又同时获得《大公报》文艺奖而成为引人瞩目的散文家。何其芳的散文作品不多,但在现代散文日益走向“叙事化”和“说理化”的时候,他较早意识到了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重要性,是一位具有自觉意识的散文文体家。他曾在《我和散文——〈还乡杂记〉代序》中说:“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成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努力追求一种“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

  到30年代,美文创作已经蔚然成风,其中,最有成就的两个作家群体,一是形成于北方的以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师陀、沈从文、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一是形成于上海的以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等为代表的“开明派”(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由于曾同在上海立达学园任教,又是开明书店的编辑,故称“开明派”。又由于他们此前还与朱自清、朱光潜、刘大白、俞平伯、李叔同等同在浙江白马湖的春晖中学任教,故又有“白马湖作家群”之称)。此外,缪崇群、丽尼、陆蠡等在抒情小品的创作中也各有建树。

  现代散文虽然林林总总,形式繁多,但总体上可以分为“杂文”和“美文”两大类。从语体风格上看,杂文主要是为了“言志”,表现为一种“闲话体”,鲁迅杂文和周作人小品代表其最高成就。现代散文多是言志的散文,但在具体的文体表现上,不同派别的作家各有不同。在学习周作人、冰心、朱自清的散文时,我们清楚了他们是以一种“闲话体”来“言志”,即是通过叙述日常生活的平凡小事来抒写自我的情感,与读者进行交流;而美文主要是为了“抒情”,直接抒写个体内心的独特感受,人们把这种文体称为“独语体”,这类散文成就最高的应该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

  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采用的就是这种“独语”文体。整部作品都可以说是一个孤独者的内心独语,正如他在《独语》一文所说:“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何其芳的独语散文反映了当时许多向往美好未来的青年,既不满现实,又不愿面对丑恶,不甘在污垢的世界里堕落,而情愿在幻想的美丽中陶醉的普遍心态。虽然《画梦录》中最为典型的两种意象,即以黄昏、黑夜为代表的“时间意象”和以墓地、古宅为代表的“空间意象”,都具有一种阴冷的凄凉感和封闭的收缩感,但由于他在创作中常常把充满孤寂、感伤和迷茫的感觉,与富有诗意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再经过字斟句酌的精雕细刻,既有晚唐诗风的婉约之美,也具西方现代主义的感伤之美,因而表现出了与鲁迅《野草》不同的如泣如诉、如梦如幻的艺术境界。

  要把握何其芳独语体散文的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何其芳作为京派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体现了京派散文的特点。京派作家认为,散文是一种内心情感的表现,与现实生活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所以它应是一种纯抒情的文体,也即是“独语体”;二是30年代,散文日益向“叙事化”和“说理化”的方向发展,离新文学初期倡导的“美文”距离越来越大,何其芳试图以自己的创作来改变这种状况,“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三是从阅读《画梦录》中体会何其芳是如何运用感觉、意象、词语和修辞手法等来构造他的“独语”世界的。

  何其芳的“独语”散文主要是写一种寻找理想世界的迷离感觉,他喜欢把充满孤寂、伤感、迷茫这些感觉意味的朦胧的意象组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个美丽的心灵感应世界。因此,他的散文意象扑朔迷离,想象奇特,洋溢着浓浓的诗情。

  六、学习难点与分析

  1.为什么说,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在教材中总结了四点:一是说散文小品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比其他新兴文体更容易掌握,所以,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几乎都是写过散文。二是说散文小品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文体,与五四时期强调个性解放的时代特征是一致的,最容易得到大家的赞同和接受。三是说散文小品本来就是传统的文体,虽然也有新的变化,接受了新的外来的影响,但与其他新兴文体相比,在“化传统”(即,将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也就比较容易得到发展。四是说散文小品的发展更多地得到了现代传媒发展的推动和促进。

  应该说,这四个方面的总结是比较全面的,既谈到了散文自身的情况,也将散文与其他文体进行了比较,还涉及到了社会的影响。但是,要想进一步说明和理解鲁迅关于散文小品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比“小说、戏曲和诗歌”更为成功的判断,则应该更详细地说明“小说、戏曲和诗歌”在“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发展情况。

  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所谓“新文学运动初期”的概念,主要是指1917年现代文学诞生到1920年这个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四时期”,在专科阶段又把它称为“新文学的诞生期”。这个时期的划分,主要是因为1921年这一年,由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个新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社团的成立,特别是鲁迅的《阿Q正传》、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女神》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已经进入了发展期。

  其次,我们还应该知道,这里所说的“散文小品”,其实上是包括杂文在内的所有散文作品。在新文学诞生初期,最早出现的作品应该就是散文。

  2.“闲话”和“独语”的概念及特征

  对于这一内容,要求掌握三点:一是“闲话”和“独语”这两个概念划分的角度;二是这两种文体有哪些不同的风格;三是这两种文体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及重要的代表作家。

  通过学习,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的创作是非常丰富的,这自然也给散文创作的研究带来多角度和多元性,传统研究的角度一般是:分期研究、分类研究、社团流派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近年来,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学作品文体特征的研究。“闲话”和“独语”就是一些学者从文体特征的角度对现代散文进行分类的一种做法。

  根据教材的解释,所谓“闲话”和“独语”,不仅是指现代散文的内容,更是指与内容相联系的话语方式、结构方式及文体风格。

  关于“闲话”与“独语”散文的特征,教材的183页作了概述。

  依据这样的一种划分法,现代散文的大部分作品是属于“闲话”类的,它们构成了现代散文的主导,主要的代表作家有:周作人、冰心、朱自清、梁遇春、林语堂、鲁迅等,而“独语”散文则像一股潜流,主要的代表作家有:鲁迅、何其芳、冯至、沈从文等。

  3.“闲话”散文繁荣的原因 

  “闲话”散文构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主流,我们日常所说的“散文”一般是指这类散文。其繁荣的原因,教材的181页从4个方面作了解释。这个问题的难点主要是不少同学对文体革命成功的背景知识了解不多,因此,在学习时,我们应该涉猎更多的作品,并从散文发展史的角度加深对其的理解。

  4.学习周作人散文的4个难点 

  周作人是现代散文的倡导者和成就最大的实践者,他为现代散文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学习周作人的内容,主要难在四个方面:

  第一,他曾做过汉奸,在政治上有污点,把政治态度与文学成就区分开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第二,他的作品量大,单是文集就近二十本,要通读他的作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由于他的政治态度与文学观和人生观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使得他散文创作的风格复杂多样,既有“浮躁凌厉”,又有“冲淡平和”,还是一个“文抄公”,没有广博的知识,要真正读懂读明白,更非易事;

  第四,他的大部分作品看似简单,且富有情趣,但要真正理解其妙处,则必须对他的人生观与文学观有所了解。

  5.周作人创作“闲话”散文的背景 

  第一,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历史进入20年代。这时经过“五四”风暴洗礼的中国大地进入了思想烦闷和迷茫的时代,即“五四”落潮期,许多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从“五四”的漩涡中退下来,陷进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中,周作人也不例外。周作人的矛盾主要是:(1)在政治态度上,是继续做战士还是做隐士,即为心中的两个鬼——“流氓鬼”与“绅士鬼”轮流折磨;(2)在文学观上,对艺术是独立的还是“文以载道”感到矛盾,既反对“文以载道”,“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

  第二、受欧美作家爱迪生、兰姆抒情小品的启示,觉得这种文体是其矛盾排遣的最好喷发口,遂于1921年5月,发表《美文》一文,提出现代散文的文体应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

  第三,周作人在无奈中选择了抒情小品文学作为自己精神上的“避难所”,但这种“闲适”的小品文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周作人在这里又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即中国传统“士”的身份与地位。成功的喜悦,促使他自觉地把“闲适”的小品文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乐园。于是,进行“闲话”散文的创作,成了周作人毕生的追求。

  学会欣赏、分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是本讲学习的主要内容。对于这一内容,我们可以从了解周作人的散文文体观和他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入手,这些知识有助于我们对周作人的散文文体和风格的理解。

  散文在我国古代是指文学小品和非文学性文章的混合体,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这种体裁的作品都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作为新文学的倡导者,周作人较早地对现代散文的定义和定位给予了关注,1921年5月,他发表《美文》一文,认为现代散文应是“记叙的,是艺术性的”,而且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这给现代散文文体和标准的形成造成很大的影响。正是以他的这一理论为中心,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言志派”这一散文流派。

  周作人倡导散文要“言志”,即“抒我之情”,所以他的散文创作大部分是“言志”类的,由于创作思想的变化,又分为“浮躁凌厉”与“冲淡平和”两种风格。前者主要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多是“随感录”式的杂文,如《祖先崇拜》、《思想革命》、《前门遇马队记》等,有比较积极的社会作用。后者主要写于“五四”退潮后,这部分散文不仅量大,而且更能显示周作人的创作个性。这也是本课程的学习重点。

  1924年,周作人经历了五四落潮的彷徨期后,把散文创作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理想家园,自觉地选择“美文”作为抒写情感的喷发口,认为写作其实是“自己的园地”,纯粹是为了自我情致的表达。写文章最好就是与“想象的友人”“闲谈”,这样的一种写作姿态决定了他散文的体式基本是“闲话体”,并由此而形成“冲淡平和”的独特风格。

  周作人的“闲话体”散文,都是他在生活中的见闻感想,取材平凡锁碎,诸如茶食、野菜、野花、菱角、自己的初恋、爱女的生病等,借以抒发自己的某种情绪,给读者某些生活的启迪或感悟。其最为动人之处,是在平淡的叙述中有人生的况味,有内心的情趣。如《北京的茶食》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心要的……” 这里写的都是平常的事物,但跟人生不无关系,颇有生活情趣。

  同时,这些散文往往以知识为思想感情的“载体”,旁征博引,将诗情和理性渗入其中,抒写真切具体,给人以知识的熏陶。如《喝茶》一文,所谈及的是中外许多喝茶和吃点心的知识,而最终要告诉人们的是,喝茶应以绿茶为正宗,“赏鉴其色与香味”,而且“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周作人的“闲话体”散文大都写得悠闲、恬淡,笔调从容舒徐,但并非纯是悠哉游哉、无病呻吟之作,而是将人生的酸甜苦辣潜藏于字里行间,表现出冷静机智,和谐自然,朴素有味。教材把这种文风特点归纳为:闲谈体、涩味、简单味、趣味和节奏。

  周作人的散文简单、散漫,可内涵丰富,在读作品时要细细地体味,尊重自己的阅读感觉。

  7.周作人散文的涩味与简单味 

  涩味与简单味是周作人对现代散文文体的一种理想追求。他在给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所做的跋中有一段话:“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以为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

  周作人散文的涩味与简单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词的涩与简单。周作人认为文词应“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揉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一,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我说雅,这只是说自然,大方的风度,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或者装出乡绅的架子。” 在他的散文中,随外可见这种文白杂揉,简单又自然的文词。如他自己最为欣赏的《知堂说》: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了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说,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文章以文言入文,似“涩”,但读起来,并没有艰涩、生硬之感。全文才100多字,几乎是一句就产生一个转折,简洁通达的文词,却形成一种古雅、“低徊趣味”的审美效果。

  (2)心绪的“涩”。周作人的人生观之一就是顺从自然,天人合一,他说过:“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都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这种嘴脸只好放到影戏里去,反正与我没有关系,因为二十年来我不曾看电影。”所以,在作品中极力地淡化情感色彩,把情感隐藏在字里行间,如我们熟悉的篇目《乌篷船》,作者似是在漫不经心地指点朋友如何游览他的故乡,实际要表达的是自我的处世态度:闲适和隐逸,一种消闲的人生观。周作人的许多作品都流露出这种淡淡的惆怅或落寞,这一方面是一种“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心态,另一方面是思想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矛盾所带来的苦涩。

  (3)文章的“隔”。一般来说,作家写文章是为了给读者看的,要与读者产生沟通,产生一定的社会意义,这叫“不隔”,而周作人觉得写文章是在“自己的园地”里随意耕种,“我对于这个选择并不后悔,并不渐愧园地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依了自己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他的文章写的大多是草木虫鱼类的东西和日常生活的琐事,表面看来没什么意思,与读者自然产生一种“隔”,不易读懂。从另一个角度说,没有一定人生经历和艺术品味的人,读不懂他的文章。

  (4)选材与叙事角度简单

  周作人散文的“涩”与他的选材与叙事角度的简单也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教材的188页至199页作了论述。

  8.现代散文鉴赏和批评的方法与角度 

  如何鉴赏现代散文是这一讲的学习要求之一,也是学习上的一个难点。

  第一,要清楚散文所具有的美学特征。散文是一种最自由灵活的文体,其基本的美学特征是:抒写真情;给人一种美的愉悦;选材自由,即散。

  第二,要了解现代散文的文体分类及各自的风格特点;

  第三,要抓住散文的写作特点和要求。散文特别讲究“情思”的营造和“格调”的体现,取材散但要有神韵,如周作人的散文。当然,文辞、构思等也是重要的因素。

  9.冰心与朱自清散文创作的比较 

  关于这一内容,要求掌握三点:一是冰心的“冰心体”散文的形成和特点;二是朱自清散文的特点及前后期的变化;三是比较冰心与朱自清散文的不同风格。

  我们在大专阶段的学习中已经了解到,冰心和朱自清都是现代文学发展初期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并在抒情散文创作方面有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冰心创造了一种清丽柔美的“冰心体”散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读者和作者。

  对于冰心,本课程要求在大专学习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阅读《寄小读者》、《往事》(一),体味“冰心体”散文的特点和了解其产生的语境,从而理解“冰心体”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以及风靡当时的原因所在。

  新文化运动呼出了反对传统文学的新文学。当时对于新文学的实践者来说,如何以西方文学作为参照体,建立、建设适合国情的新文学体式是他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为新文学的探索者,冰心有很强的文体意识。她的散文在内容上坚持“五四”新文学的人文精神,宣扬“爱的哲学”,即赞颂母爱、童真和大自然;在语言上,把文言文、白话文、西文杂糅、融化在一起,轻柔、委婉而富有情致,适合新文学阅读的审美要求;在体式上,她或采用和小朋友通讯聊天的形式(如《寄小读者》),或采用回忆倾诉的形式(如《往事》(一)),一如周作人《美文》中提到的那些西方现代美文家的小品文(essay)那样自由、灵活,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特点就是“以行云流水的文字,说心中要说的话,倾诉自己的真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显示出清丽的风致。”但这种文体一方面显示了白话文也能作“美文”的功绩,另一方面又流露出一种刻意雕饰和夸张的痕迹以及单调感,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所谓“新文艺腔”。时过境迁,今天重读冰心的散文,或许我们不太能接受,但作为专业的学习,我们应当用一种专业读法,回到产生“冰心体”的“语境”里去,真正领会冰心散文的魅力所在。

  朱自清是继冰心后出现的另一位美文家,他的抒情散文与冰心一样,文字优美、风格清丽。但相对来说,冰心善于抒情,朱自清则精于描写。朱自清的描写细致,用词色彩强烈,善用比喻,把客观事物和主观情致表现得鲜明、突出。这也许是他的作品一直是中小学生必读书目的原因之一吧。在大专阶段的学习内容里,我们已经阅读过他的《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较充分地领略了他抒情美文的特点。在本课程的学习中,我们要深一层地看到,一、朱自清散文最打动读者的不是他描写景物的笔法,而应该是他所抒的真情;二、朱自清的散文写得非常细致华美,有如我们传统的“工笔画”,但为文太刻意,语言过于精雕细琢,少了点冰心那种行云流水般的亲切、自然感。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30年代,朱自清的散文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在语言上更多地运用口语,使作品显得成熟自然。如《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

  冰心与朱自清都是“闲话体”的抒情散文家,但在具体的创作上,冰心更着意文体的创造,而朱自清则功力于语言的锤炼和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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