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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散文集粹(上册)

待月听雨阁主(iczh) 辑录整理

 

 


西苓纪念

  西苓逝去已经半年多了。早就许了心愿,要写点纪念文字,可是一提笔总觉得笔尖沉重,反而无话可说。在战争中,过多的生离死别刺激着我们,使情感日渐麻木,西苓的死讯就没有使我流过一滴泪。可是许久以来,他的影子却一直在记忆里浮现,鲜明而且生动。我这才觉得,在麻木的泥淖底下,原来还潜流着这么脆弱的感情。

  这悲哀也不仅仅因为失却友人。西苓的坦白和可亲,自然使人不易淡忘;但稍稍熟悉中国电影界情形的,怕谁都有一个更其痛切的联想:西苓的去世,对荒芜的影坛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损失!

  人世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惋惜的:一个应当活着的年轻人,却为疾病所俘虏,仅仅两三天工夫,一撒手就带走了一切,爱情、事业、彩虹似的理想……

  看过《船家女》和《十字街头》的电影观众,我想多数是知道沈西苓这名字的吧。在电影界,直到今天,可以贡献一点像样的作品的导演,只是寥寥可数的几位,西苓正是其一。他后期创作的光辉的成就,已经毫无愧色地可以在电影史上占有一页。而他的艰苦的经历,也正好反映了中国电影事业从落后到进步的一段行程。

  我们这社会是一个顽固的堡垒,现存的秩序俨然像一方巨石,镇压着一切新生的嫩芽。可是“一·二八”前后,电影界也吹动了春来的风信,报纸和杂志上,到处发出一种喊声,解释着电影教育的重要,要求转变,要求进步。若干先进的文艺工作者,怀着拓荒者的热忱和信心,开始向这荒地上移民。西苓就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但他几乎一直受着排挤。虽然他的毫无矜饰的面容,毫不雕琢的动作─一宛然分明袒露的胸襟,使人一望而知是无须加以戒备的好人,但在守旧者看来,他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危险的势力。

  以包身工为题材的《女性的呐喊》,是西苓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不幸失败的作品。他最初担任的工作是置景,从布景师到导演,经过艰难的争取,而许多人也正在热心地期待着他的失败,来证明他们“新人物到底不行”的理论。现在这理论有了根据,一时公开的讥讽,背后的嘲笑,几乎要将他淹没。连公司里的三四流演员,都没有一个愿意再受委屈,在他的导演之下演戏。

  “想法子弄一笔钱,把这倒霉的片子买下来……”西苓好几次沮丧他说。─—这计划自然没有成功,他只好低下头再去尝试。

  一种难言的屈辱,他隐忍过去了。他的全部活动只蕴结着一个欲望,那就是作品的完美,因为他的成败不只是个人的成败。在第二部作品里,他引用了全部和他境遇相似的新人来演戏。那结果却得到了意外的成就。当他的新作第一次试映完毕,在戏院的走廊上,一位极有声望的先辈热烈地握了他的手,激动地说:

  “西苓,我祝贺你,你成功了!”

  西苓羞红着脸,像一个女孩子,蹙(JI)地连一句谦逊的话也说不出来。接着他的身边就围绕了一群大明星,有如众星拱月,同时含笑为贺,说是希望有在他下一部作品中担任一个角色的幸运。

  那片名叫做《上海二十四小时》,剧本出自一位隐名的左翼作家之手。但到后来公映的时候,据说因为是“宣传赤化”的作品,被剪删得面目全非。其间还引起许多风波,几乎逼得西苓不能再当导演。

  试映新片的时间照例在夜半,─—电影院的营业时间以后,到试映完事,天光已经发白了。我们从子夜的街头跑回去,西苓只是反复地感慨:

  “真厉害,这样的做人,真厉害!”

  是的,“这样的做人”!世故与流俗的泛滥,─—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洪流里,连最低限度的洁癖,也常常受着迫害。

  朋友中间,西苓以软弱出名。但他也有他应付环境的方法,那就是坚韧地忍受,沉着地进攻。渐渐地,他学了一点乖,懂得了怎样使自己减少吃亏的诀窍;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名,在制片工作上得到了许多便利,同时他的作品的成就也更显著了。但因此好像也就引起了一点不满。─—意思大约是“阳似谨愿,阴实圆滑”之类。这也并非对于西苓特别的苛刻,我们都有一种习惯,对于坏人容易宽恕,对好人却总是取求全责备的态度。仿佛在这样的世道里面,要使它改善起来,老实人就应当始终吃亏。

  我曾在电影界混了好几年,一踏进那圈子,最初认识的就是西苓。在这一段不算很短的年月里,除却洞察了许多驳杂的世态,可以倾心相谈的朋友,也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我和西苓辗转在三个电影厂服务,也几乎三次都是同时进退的。同样服役于人类理想的志士,革命者的热烈使人感泣,学者的庄严使人起敬,而艺术家的亲切使人生爱。西苓属于后者,生活里并且保留着成年人所极其缺乏的天真──在无须拘束的场合,他常常一高兴就蹦跳起来,习惯地摹仿米老鼠的跳舞。这瞬间,恰如电光的一闪,在生命深处照出了潜藏的童心。他的真挚使人易于接近,不但可以常常谈笑往还,也可以不必掩藏自己的幼稚和可笑,彼此倾诉一点私事,从而得到温暖。

  有谁理解无垢的友情的吗?它正是生命里的一掬甘泉。

  三年余来的战争,对于刚刚走向健康的中国电影是一个大打击。当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支持着中国电影进步一面的工作者,都浮云似地吹散了。在初寒的天气,我黯然地送走了一大批朋友,西苓和他的姊姊沈兹九,他的爱人,还有打扮得像商店伙计一样的蔡楚生。他们装作不相识者,坐着轮船驶出了敌舰纵横的吴淞口。

  在西苓临走的前些时,几乎每天都见着面。他在意兴阑珊中带着兴奋,那是因为他跟熊辉的情感已经成熟。西苓的婚姻有缺憾,男性的温柔无从寄托,是为若干接近的朋友所知道的,但他跟熊辉在将要结婚之前,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进行得很秘密。戏剧和电影工作者的两性问题是洋场才子发挥才情的好资料,也正是他们仗义执言的好题目,一被人家知道,就会闹得沸反盈天。我懂得,这也正是西苓近年来学得的小乖。两个人中间的私事,自然也无须学时髦人物那样的特别张扬,用以表示自己的浪漫。但这时候他开始带着一个极其好看的女性到我家里来了,在决定离开上海之前,他本来还预备暂时迁居隐避,而找房子也跟她在一起,我这才知道了此中的消息。等他们决定走了,我请他作了一次小叙,算是送别,也是祝贺。西苓不善于饮,这一天却喝得醺醺大醉,洗脸时醉眼朦胧地望着毛巾上的红花,他至于吃惊地叫起来:

  “怎么,金鱼游出来了?”

  在凄清的街灯下,我目送他和熊辉坐着人力车逐渐远去。现在我才知道,那是我看见他的最后一瞥了。

  以后我只跟他通了两三次消息。在懒得写信这一点,他似乎跟我同病。我只晓得他后来到了汉口,又到了重庆,也还是在使用着电影这武器。……

  终于意外地传来了他的逝世的噩耗。

  战争对人是一种残酷的磨练,许多我们怀念中的友人,在风晨雨夕,曾经屡屡梦幻着重逢的愉快的,许多都已如辞枝的落叶,永远从人间失去。想到这些意外的伤痛,就不禁涌起一片激情和悲愤!

  因为西苓的去世,想到电影界的人才寥落,更想到近来上海影坛的堕落,则更觉得这一缕穿心的寂寞,不仅是个人的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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