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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

作者:李士金







  提 要 朱熹深刻认识到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而且从最高的层次分析探索强调修辞本质与社会历史发展辨证关系的实践意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朱熹 修辞本质 实践意义
  
  一、朱熹对修辞本质关系社会生活成败的一般认识
  
  朱熹认为:“文字之华靡、事业之恢宏”别无歧路,本质上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那就是:讲明天下之义理一开发心之知识一然后力行固守、终身不渝!在这样一个追求理想人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立德立功立言。人类修辞的行为是形式或手段,而不是人生社会的实质,修辞的本质在于沟通、交流思想感情,使社会人民和谐合作,共进共赢。
  他在《答巩仲至》第四书中说:“所谓修辞立诚,以居业者欲吾之谨夫所发以致其实,而尤先于言语之易放而难收也。其日修辞岂作文之谓哉!”意思很清楚,修辞必须立诚,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需要人们谨慎地说话、实实在在地说话,否则,一句话说出去了,就像水泼出去难以收回一样,很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修辞不是一般的作文游戏,而是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成败,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朱熹在与学生讨论时说:
  “古人云:‘左史书言,右史书事’,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而记之。”直卿日:“所可分者,事而已。”日:“也分不得。所言底,便行出此事来。”这里关于言和事的讨论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从历史记载的传统而言,左史书言,右史书事是分类的需要,既要秉笔直书,又要有条理,而今天记载历史的人于言和事不加分别,记在一起,朱熹对此是不满意的。但当学生直卿认为能够分开的不过是“事而已”时,朱熹就指出了学生的误解,分析了更深层次的含义: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说,“事”和“言”是不能分的,“所言底,便行出此事来。”你说出来的就应该做到,否则必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后果。“所言底”,就是修辞的结果,“行出此事来”,就是实践的结果,言行必须合一,这里的“言”指的是正当合理的“言”,“行”也就必然是正当合理的“行”。言和行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是丰富复杂的,有不好的言,不必要也不能按照这个“言”去行,有好的言,应该而且能够按照这个“言”去行。但我们看到的又往往是这样的情况:不好的言,人们偏偏照着去行,好的言,人们偏偏不照着去行!比如说家长希望子女认真读书,说的是“好的言”,但子女就是听不进去,甚至辍学到社会上去游荡,这伤了天下多少父母的心啦!而那“不好的言”本不该听,一些人不但听,而且照着去做。比如偷盗是违法犯罪的,却有不少青少年听从“前辈”的话,干起了偷盗的勾当。朱熹对这些社会复杂的状况是很清楚的。但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嘴上说的,与实际做的不一样,嘴上说的是“好的言”,实际上做的却是那“不好的言”,这种情况——社会文化体系中没有诚信的良性循环——对社会的危害比其他问题对社会的危害要严重得多,不能不加以高度的关注。
  
  二、朱熹从正反两个方面探索修辞本质的实践意义
  
  1、宋太祖为什么立得许多事?
  也许人们会问:难道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回答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为此,朱熹曾经举过很多的实例来分析说明,朱熹回顾历史说:“当时艺祖所以立得许多事,也未有许多秀才说话牵制他。到这般处,又忒欠得几个秀才说话。”“艺祖”是指宋太祖,朱熹认为,他之所以成就了许多事业,是因为没有许多秀才说话牵制他。这个“说话”当然是不恰当的说话修辞,是不切实际的空话、闲话。没有这些空话闲话左右牵制最高领导人的行为,他就能按照既定的正确方针实行实做,就能够使社会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但是,朱熹认为,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层迷失了正确方向的时候,如果该说的也不说,同样不利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作为知识分子(秀才),应该把自己的见解勇敢地说出来,供统治者作为社会治理的参考,只要我们说话修辞是出于公心,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就可以而且应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认识。朱熹认为,太祖的成功在于,人们都愿意说实在的话,做实在的事;后来的最高领导人(神宗、徽宗等)失败在于,人们不敢说真话,要讲就只能讲假话。显然,这与最高领导人的道德素质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2、宋神宗没有德能理解修辞本质的结果。
  朱熹又举另一个皇帝的事实说:
  神宗锐意为治,用人便一向倾信他。初用富郑公,甚倾信,及论兵,郑公日:“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郑公只要不做,说不合。后来倾信王介父,终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西蕃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夺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审,便命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归朝廷,又发兵去迎归,多少劳费。熙河之败,丧兵十万,神宗临朝大恸,自此得疾而终。后来蔡京用事,又以为不可弃,用兵复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启之,遂至中朝倾覆。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神宗锐意为治是不错的,他开始时用人不疑,有眼光,有见识,比如用富郑公,互相信任,君臣相得,使社会发展很有成效。但在论到军事问题时,他们却没有互相理解对方的话,尤其是神宗没有理解郑公的话:希望陛下二十年都不可谈“用兵”这两个字。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要理解是何其之难啊!而理解这句话又是何等的重要啊!神宗要做“用兵”的事情,郑公坚决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自然合不来,君主又不能理解大臣的深刻的见解,郑公自然要失去权力。后来神宗非常相信王安石,终于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的错误见解暴露于军事实践中。他好大喜功地只管用兵,却又没有本事用好兵,浪费了无数的财力物力,杀了那么多人,使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西蕃的少数民族不过是小小的骚扰,只是打一阵就退,打一阵便了,我们却孤军深入,侵犯他的疆界,刚刚夺得鄯州等一些空城,就大奏捷报。朝廷不认真调查核实,就任命官员派兵驻守。其实我们得到的依旧是空城。城外都是番人,所以无法治理这样的地方,等到实在不能坚持又不能回归朝廷,就只能发兵去把他们迎接回来,浪费了多少国家财力啊!到了熙河大败,损失了十万兵士,那时候神宗在朝廷上痛哭失声,从此以后得了疾病就没有能再起来。后来蔡京当政时,坚持神宗的军事政策,认为不可放弃以前的军事原则,用兵仍然不利,与少数民族就不得不进行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从神宗时代就种下的祸根。最后北宋政府被推翻了,就是因为最高领导人没有听从和理解正确的意见。朱熹不但深刻认识到高层次理解修辞的重要性,而且反复强调认识这种重要性的社会实践意义:“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等丁说,如果皇帝理解了郑公的话,就不会有北宋政权的灭亡!就不会有人民的流离失所、白骨遍地!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实践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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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