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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作者:宗廷虎







  7月1日,新加坡传来噩耗,得知一直为我所敬重的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本刊顾问郑子瑜先生,已于6月30日在该国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2岁。虽说近年来与师母通话时,已早知先生一直为病魔所缠,但他一旦驾鹤西去,我还是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倒是电话那头,90高龄的师母(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十多年前我曾去新加坡探望过她)用平静的语调安慰我:“他是被主召去了,他会安息的。”
  郑先生是福建漳州人,家境贫寒,无力进大学,用当今通行的词语来形容,他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好学和聪明才智“自学成才”的。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闯荡东南亚数十年,终于成为国际知名的教授、作家、诗人。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其奋斗事迹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他拼搏了几十年,创造了众多奇迹,充分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在长久超疲劳地运转后“安息”,也该瞑目了。
  我与子瑜先生交往近30年,深感他身上有许多亮点值得学习。其中之一就是,他在虚心钻研名著的同时,敢于与第一流学者、第一流学校交往,敢于去那里“班门弄斧”,切磋学术。原因是他拥有一系列创新的成果,即使与名流交换看法,也底气充足。他在《我的治学经过》一文中的一段话给我印象特深:“我一开始写学术论文,就立志要做到每一篇论文都要有我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意见,确是别人不曾提过的,或是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有新的发现,而这发现是由我自己得来的。……夸大一点说,本人的学术特色,也就是这一点。”(郑子瑜,1994:423)而“这一点”又是多么不易做到!
  他到日本修辞学的摇篮早稻田大学去讲“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是基于“这一点”,他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祥地复旦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也基于“这一点”。以后者为例,正如他在多篇文章中所说,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已读过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在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和在教育机构任职的需要,又曾仔细钻研过,但那只算是“神交”。与望道先生的实际交流,是始于1960年4月6日他写给望道先生“论照应”的一封信。此信对《发凡》“消极修辞”内“依次通顺”一节中批评《论语·乡党》等四例为“欠照应”的看法,提出商榷。(郑子瑜,1994:93)此文说理充分,言之凿凿,确是一篇富有创见的论文。过了几年,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后寄赠望道先生。望道先生收后拿给我们传阅,要我们“好好看看”,他并未对收在此书中《论“照应”》一文中的观点提出异议。而该书盛赞望道先生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修辞学家”,称《发凡》为“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这些评价,由海外学者在国外作出,很难能可贵。
  1977年望道先生去世后,子瑜先生将其新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初稿大纲寄给郭绍虞先生并索序。绍虞先生于1979年9月写成《序》,赞扬“郑氏是至今为止第一个研究修辞学历史的学者,这书是中国第一本的《中国修辞学史》。”并认为在当时“治中国修辞学”“寥若晨星”的境况下,此书的撰成实乃“空谷足音”。当时我去绍虞先生家探望时,曾听他讲过此事。绍虞先生不但于改革开放后出版过《语法修辞新探》,早在建国前就有《修辞学通论》问世,还撰写过多篇修辞学论文,他于修辞学是行家,其评论是具有权威性的。这篇序言对于我国学人加深认识和理解子瑜先生及其《史稿》,可说起了重要作用。
  1980年代,子瑜先生曾经深情地回忆起《发凡》和复旦对他的影响:“虽然我不曾听过陈望道先生的一节课,但假如不学习陈先生的《发凡》,我便不会对修辞学发生兴趣,也不会到早稻田大学去讲修辞和在语学教育研究所研究修辞,更不会写成《史稿》了。所以我和张志公一样,都是陈先生的私淑弟子,如果要说我有师承,也未尝不可。”(郑子瑜,1994:430)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我身居海外,要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确困难重重,正在心灰意懒之际(1979年间),忽然接到德国学者Mr,Harald Richter的来信,告诉我1979年第1期《复旦学报》刊有《陈望道同志的治学特点》一文(署名“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系陈光磊执笔),引用了我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对《发凡》的评语。我之所以能在治学条件远不如人的情况下,终于在1981年完成《史稿》,实在得力于这篇文章的及时鼓励。(郑子瑜,1994:432)
  子瑜先生还对素昧平生的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的推荐之情一直铭记在心。原来,1979年,他给《复旦学报》寄去《王充论修辞》一文,后于1980年第2期刊出。蒋学模时任《复旦学报》主编,得知子瑜先生《史稿》尚未落实出版社,主动提出帮忙。郑先生感激地写道:“《史稿》能找到愿意接受出版的上海教育出版社,却又得力于《复旦学报》编者蒋学模先生的推毂。”(郑子瑜,1994:432)
  我与子瑜先生的交往就在其《王充论修辞》发表以后。那时我与李金苓刚开始探讨中国修辞学史。读了郑文之后,认为有些提法会使人误解王充采纳了孟子“以不文害群,不以辞害意”的观点,其实,王充对夸张辞是否定的,不能与孟子的看法混为一谈。我们即写信给他提出商榷,向他请教。郑先生虚怀若谷,不但在《史稿·后记》(郑子瑜,1994:569)中记载此事,还提出出书前请我俩“审稿”。当时我们哪里敢“审”前辈学者的书稿,即婉言谢绝,但我们与郑先生之间的友谊即开始了。
  之后,子瑜先生多次应邀到复旦参加学术讨论会,1986年还被授予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称号。谢希德校长在颁发证书的仪式上对子瑜先生提出希望,期望他“加强指导”,“为把复旦大学办成国内第一流的修辞学研究基地献出大力。”(宗延虎编,1990:3)
  二十几年来,子瑜先生牢记谢校长的嘱托,倾全力支持复旦修辞学研究的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第一,积极联系促成海外企业家捐款,落实“陈望道修辞学基金”到位,保证了“陈望道修辞学奖”第一、二、三届奖项评审的顺利完成,同时还拨了一部分款项资助本刊,并应邀担任本刊顾问。
  第二,与宗廷虎、陈光磊联合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该书作为复旦大学语法修辞研究室的拳头产品,问世后迭获国内外好评并获国家级奖项:第12届“中国图书奖”。
  第三,大力支持我国第一部修辞史——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三卷本的撰写,应邀出任“名誉主编”并作序。该书亦获国家级奖项:“首届中国出版政府提名奖。”
  第四,积极筹措经费,大力支持宗廷虎、陈光磊、冯广艺主编的《新世纪修辞学书系》的问世(全套12种,现已出版8种,另有4种待出),并应邀担任“名誉主编”。
  第五,大力提携后学,为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1989年版)和《宗廷虎修辞论集》(2003年版)写序。
  与此同时,我也为子瑜先生编辑了三本书:《名家论学——郑子瑜先生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去年又代为联系落实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毛策的《郑子瑜传稿》。
  师母对我说过,她与复旦还有缘分呢:上世纪30年代,她在复旦中学就读过。子瑜先生与复旦中学的学子喜结良缘,也体现了他与复旦的多年情缘。从这个因素出发,师母对不久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子瑜先生的传记(其中附有师母的小说),非常满意,因为很有纪念意义。
  子瑜先生虽已仙逝,但他的杰出贡献永远彪炳于中国修辞学和复旦大学修辞学的史册!

  •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3月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