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合作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诸位访问中国不过几天,团长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日两国应该如何友好相处,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确实如此,中日两国如果真正友好相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的完全独立,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这对于我们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都是一个远大的理想。因此,诸位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有远见的。
  我们知道,日本经济的发展,不光是靠国内,同时也靠国际市场,而诸位是从关西来的,那里的对外贸易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的很大比重。所以你们是很重视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诸位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要使经济技术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这就是说,根据以上的情况,我们互相有这个愿望和需要。团长先生刚才提到友好合作问题,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为了实现国际合作,就需要确立几个比较长期有效的原则。
  第一,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等,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来进行。刚才团长先生提到平等互利这一点,这是很好的,确实如此。中国过去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使中国遭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中国解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处于大国地位,但是出现了军国主义,使日本受到战争的灾难。战后日本处于战败国的地位。团长先生刚才说日本战后得到美国的一些好处。但是,同时也带来坏处,就是在若干方面受到美国的控制,日美之间不是完全平等互利的。特别是最近美国遭受经济危机,想把它转嫁给日本,对日本的商品进行限制来保卫美元。日本企业家当然要考虑怎样才能独立和平等互利。对于日美政府谈判,日本的舆论也反映了这一点。我刚才谈到中国过去已经有过教训,现在日本也有同样的处境,因此,今后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应该真正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第二点,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发展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据我看来,这一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尽管中日贸易现在还是有限的,例如,今年的中日贸易额即使达到两亿美元以上,在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也还是很小的,比起日美贸易的规模就更小了,同日本与台湾的贸易相比较,也仅仅超过一点点。但是,这是眼前的开始的现象。今后在真正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几十年以后,就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这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的。日本需要的原料,中国基本上都有。日本可以供应中国技术设备的种类相当多。中国有六七亿人口,日本有一亿人口,彼此有很大的市场,中日经济力量发展了,需要就会增加,互通有无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现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饱和点,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进口日本的商品加以限制,以防止美元外流。如果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支出会减少,这也会影响日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要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发展。我们的关系不应当是一方依靠另一方的,而是,泪互的、根据彼此需要进行合作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中日两国发展经济合作是不是可靠?是不是冒险?团长先生刚才提到两点:一、日本企业界是有信用的,也就是重信用的;二、有人担心发生类似长崎事件那样的事,从而取消合同。
  长崎国旗事件不是孤立的问题。这个事件反映当时的中日关系。当时中日贸易是根据贸易协定进行的。贸易协定虽然不是官方的,但实际上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也就是半官方的。因为每年有一个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维系双方的贸易活动,所以政治上如果发生问题,就会影响合同的执行。当时,中日贸易关系是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两国互办商品展览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我上一次同松村先生也谈了,我说日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展览会的时候,村田省藏先生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我出席了。北京饭店大厅接了很大的一面日本国旗,横跨整个舞台,给我的印象很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日本国旗。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日本政府承认台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友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意见。这件事说明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对日本国旗是尊重的。当时,我参加招待会,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国的总理出席的。但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在长崎举办了一个很小的手工艺品展览会,会场上挂了一面很小的中国国旗,却遭到日本暴徒的侮辱。日本政府对这个事件不负责任,也不道歉。这两件事情对比起来,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很大的愤慨。同时,日本政府对第四次贸易协定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也不给予批准,使贸易协定不能成立,因此相应地使有关协定的合同和钢铁合同也不得不取消。以上当然是直接的原因,还有一个间接的原因,那就是岸信介内阁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例如,岸信介访问台湾,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到南亚进行反华活动,到华盛顿支持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不友好的,是敌视中国的。因此,岸信介政府的行动使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不能发展。后来,松村、高碕、石桥等几位先生相继访华,要求改变当时的情况,他们做了努力,并取得了结果。同时,池田勇人先生执政,日本的内阁也起了变化。我把过去的实际情况向团长先生说明,不是中国方面不守信用,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
  但是,不管日本政府对新中国表示友好或不友好,总遇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日本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不承认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最根本的矛盾。我想,诸位也会想到这个问题的。现在,当池田政府对中国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诸位就可以放心一些。但是,如果明天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或者岸信介的兄弟佐藤荣作上台的话,诸位就会担心起来。我们也觉得需要给予不同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管政府是否换人,政策是不会变的。假如今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不再选我当总理——假定我不当总理,而由别人来当,也不会因此影响外交政策,别人照样执行现在执行的政策。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换了人,就有这个问题。因此,难怪池田先生想出这个办法,就是“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说,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时也可以分开。诸位知道,自从岸信介政府撕毁了贸易协定,我提出了政治三原则,是强调政治的。政治三原则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日本人民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国,承认新中国,为恢复中日邦交而努力。诸位先生来中国访问,正是代表了日本人民的意愿。所以,政治三原则主要是对日本政府说的。由于松村、高碕、石桥等几位先生的奔走,我又提出贸易三原则,作为我们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根据。贸易三原则就是:第一,最好是由两国政府在彼此承认之后,缔结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以前的贸易协定不要再恢复了。但是,这一条现在还做不到。因此,第二,可以通过两国的民间团体,或者与政府有关的团体,建立若干关系,签订全面的或个别的贸易协议和合同。这种协议和合同是个别的,互相交流物资,也有一方买另一方的,例如广州的交易会。自从一九五八年贸易协定失效以后,这种小额的、民间的友好贸易一直发展到现在。第三,由比较负责的团体或人士代表双方签订长期的议定书,例如前年签订的高碕达之助和廖承志的备忘录,范围比较广泛,其中有易货贸易,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和某些商品的延期付款,将来还可以广泛发展技术合作。这是通过负责人士来签订的,例如,高碕达之助和廖承志都代表一个方面。高碕先生不幸去世了,但是还有人接替他,就是冈崎嘉平太先生。为了纪念高碕先生,日本方面仍然用高碕办事处的名义,同廖承志办事处来处理备忘录贸易事宜。有时候,用人物来作代表,出团体的作用大。它的好处是:日本政府即使改变了,也不致于受到影响。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政府会支持这个办事处,而对中国不友好的政府就可能不支持或限制这个办事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影响到贸易。如果岸信介再出来组织内阁,是不是会取消这个办事处呢?这我不能保证。你们是不是也不能保证?不过,我有一个信心、一个认识:一九六四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同一九五八年不一样了,即使岸信介再次上台,下令取消办事处,也是不可能的,日本广大的产业界是不会赞成的,因为双方的生意越做越大,影响就越来越广了。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这个需要;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广大的企业界也有这个需要。这样,在两国经济上都有了根基,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把它取消。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为什么只能是非官方的呢原因为现在日本政府承认台湾代表中国,而实际上它也知道台湾是不能代表中国的,这是滑稽的,但是现实中就存在这个笑话。如果中国政府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就会产生“两个中国”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也到北京设立办事处,同样也就等于日本政府承认“两个中国”。这是从形式上来讲的,也就是从法律上来讲的,因为一般地总要从法律上来考虑问题。但是,如果讲政治,就要讲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说与官方有关。高碕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目前按照这第三个原则,双方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正在向前发展。
  我提出了贸易三原则,高碕先生很高兴,因为解决了他的困难。池田首相说的“政治和经济分开”,基本上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原因为如果同意了,就等于承认日本政府所谓中国只是在经济上代表大陆。这样就形成“经济中国,政治台湾”,不但中国人民不赞成,日本大多数的人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日本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主张日本同台湾断绝关系。如果是“政治新中国,经济台湾省”,那倒还讲得通。但是,我晓得池田先生不会作这样的解释。因此,对“政治和经济分开”的说法,我基本上不赞成。这是我们的立场,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立场。但是,经济问题是不是有时候也可以单独加以解决呢?这还是可以找出办法的。所以我提出贸易三原则。第一条现在还办不到,就摆在那里作为目标,现在不能实现,要在恢复邦交以后才能实现。现在能够实现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主要是第三条。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可靠的,有保证的。这一点,不但中国方面要努力,还要靠诸位来努力。我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越发展,关系就越巩固,也就越能推动政治状况的改变。因此,高碕先生曾强调采取积累的方式,也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要互相促进。
  第四个问题,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下去,中国是不是有支付能力?中国过去的商人做买卖是讲信用的,这是诸位所知道的。而现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国家来同日本的企业做买卖的,所以中国方面的支付能力是很雄厚的。对于延期付款的商品和一般商品,国家是有支付能力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以来所欠的外债,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还清了。这就是欠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的债务,总金额接近三十亿美元,其中包括苏联的贷款三亿多美元。这笔帐接近三十亿美元,是包括利息在内的。剩下在明年要还的,有多少呢?只剩下两千万美元,其他的都还光了。不但是外债,解放后发行的内债大部分也还清了。五年前我们停止发行公债,那是一九六0年,正是我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期。中国有一句老话说:“无债一身轻”。现在眼日本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我们是“轻装上阵”的。我们是有支付能力的。
  以上就是我们两国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四个问题:第一是平等互利,第二是有发展前途,第三是关系可靠,第四是有支付能力,而且这个支付能力日益增长。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支付了三十亿美元,那么,今后十年,我们支付三十亿美元以上也没有问题。
  我看,关于中日经济合作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我们两国都是亚非国家,九年前,我们两国都参加了万隆会议,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我们所尊敬的高碕达之助先生,他当时是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他是我们所尊敬的朋友。高碕先生虽然同我们永别了,但是我相信在日本还会有几百个几千个新的高碕先生出现。现在已经决定在明年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曾经通过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和平宣言,第二次会议将更具体地把这些原则发展和扩大起来。中心问题是亚非的团结,更好地进行经济合作。首先是各国要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真正在平等互利、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亚非地区有十七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有广大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大多数的国家还不发达。如果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不发达国家的开发,国际市场上的需要,将超过现在好多倍。当然,这不是几年的事,而是需要几十年。但是,这是很有前途的。我们希望亚非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过去殖民主义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自己遭受过殖民主义的灾难,决不会用这种做法对待别人。日本人民也遭受过军国主义的灾害,不同意日本再采取旧的态度。这样,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大家就可以平等相处,友好合作。
  【注释】
  这是周恩来会见日本关西经济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2007/09/10

中日经济合作应当把眼光放得更远些(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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