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互敬·互助·互勉(之二)

 




  二、战争环境,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的心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他们的相互关怀、相互思念,在经常分处两地的情况下,显得格外动人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已经神志昏迷,由聂荣臻、杨石魂(当时的汕头市委书记)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后来,他得知这位女同志的男朋友是个地下党员,远在湖南,便对她说:“只要你们相爱,总会找到的。”这话是对那位同志的慰藉,也表示着他自己执著的信念。
  在长征途中,他们也分别编在各自的队伍里。在到达黎平时,由于邓颖超肺病发作,大吐血,他们才得短暂的见面。之后,直到过草地前,周恩来患了肝脓疡,昏迷不醒,邓颖超才守护在他身旁。对处于战争岁月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说,别离是家常事。相聚,又意味着共渡难关,甚至有随时被捕杀头的危险。邓颖超同志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中,回忆了一九二八年赴苏参加党的“六大”时的经历。她说,
  周恩来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五月初来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山东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生于五月三日,故又称“五三”惨案),我们特别重视事态的发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舱,这同我们当时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让恩来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厅负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去楼下餐厅用餐。
  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住进旅馆,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进,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终于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2007/09/10

第二章 互敬·互助·互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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