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互敬·互助·互勉(之六)

 




  六、“我们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
  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回忆周总理逝世前的情况时说:
  我们当时还不敢相信总理真的会死,一直盼望他会奇迹般地康复。可是,一九七五年十月的一天下午,邓大姐把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我四个人找了去。她说:你们四位秘书,应当让你们知道,组织决定告诉你们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是得的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听大姐这么一说,我顿时觉得头晕眼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看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泪流满面。但谁也不敢放声哭,怕影响大姐呀。大姐却很坚强,又对我们讲:这一天总是会出现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听着她低沉的声音,我们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咽,说了句请大姐保重的话,就默默地离开了她。
  十一月初,周总理请人打电话来,点名要我今后陪着大姐去医院。大概他老是看着大姐一个人来来去去,放心不下;这也是对邓大姐的关心和照顾,减轻她的任务。但第二天大姐还是一个人去医院,不让我陪。总理就问为什么赵炜没陪来,又让人打电话嘱咐以后让她陪着。
  第一次陪大姐去医院时,我一路琢磨:我大约有一个月未见到总理了。这次见面,头一句话说什么好呢?叫声总理吧,怕他不愿意听。他曾经说过:我在病中,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问一声您好吧,又怕他说,好什么,生病了。左思右想,找不出合适的话。眼看该下车了,我只好把心事告诉大姐。邓大姐说:你就叫一声总理,但见面后千万别哭。她已估计到我见到总理这一个月来病情的急剧发展,悲痛的心情一定难以控制,所以这样嘱咐我。说实在的,我当时又想见到总理他老人家,心中得到点安慰。又怕见到他久病不起的那个样子,心里大难过。
  走进总理的病房,我就叫了声总理。他冲我伸出手来,我当时没打算握手,怕手上不干净,影响病人。就说,刚从外边来,不用握手啦,总理说:“还是握手吧。他握住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点点头,热泪夺眶而出。总理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是惦念着别人,惦念着大姐。我差点哭出声来。邓大姐见我这个样子,忙拽拽我的后衣襟。我努力抑制着自己,跑到外边走廊里才痛哭起来。我知道自己以前不愿想、不敢想的事就要发生了。
  从这以后,我天天陪大姐去医院看望总理,这时就由我带上文件,到医院给总理念。
  两个月过去了,周总理的病情日益恶化。我们有时白天去了晚上又去,随叫随到,就怕那一天到来。总理说话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弱。开始我还能凑合着听,给大姐当传译,后来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叫护士许奉生和卫士高振普来听,也听不懂。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来临了。这天早上八点半,邓大姐让我打电话问问情况。医院方面答复说还可以,没什么新情况。大姐听后稍感安心,准备下午再去。哪知刚过半小时,小高就打来电话:“快!快来医院!情况不好!不行了!”我一听,脚直发软,脸也变了色,急忙叫车准备好,再尽力平和地对大姐说:“小高来电话,让您去一下,咱们马上走吧,车来了。”在车上,我才给大姐下了点毛毛雨说,“突然地总理情况不好。”大姐思想上早有准备,内心的痛苦比谁都重,但表面上看不出来。
  当我们走进病房一看,床四周的屏风、桌椅都撤掉了,医护人员正忙着抢救,大家都在哭,看样子是抢救不过来了。九点五十七分,敬爱的总理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
  邓大姐在与总理即将永别之际,克制着内心的悲痛,以她的刚毅、沉着、镇定影响着工作人员,使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将要失去总理的现实,承担起后继者的责任。她在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上写着:“战友——小超哀献”。这洁白的花圈,寄托着邓颖超多么深沉的哀思啊!
  周恩来生前,曾经对邓颖超作过这样的评价:小超是这样热情,又是这样理智,两者又结合得这么好,简直是奇迹!
  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赞誉啊!只有对自己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战友,才能作出这样的评价。
  正如邓颖超所说:“我们几十年过的都是革命者的生涯。”是呵,五十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在革命的大道上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风雨同舟,相依为伴。在革命的每一个紧要关头,在急风暴雨般的生活里,锤炼了他们忠贞、完美的革命者的爱情。



 
 

2007/09/10

第二章 互敬·互助·互勉(之六)

漂泊的树 E书作品  支持键盘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