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抚孤·言人·育才(之三)

 




  三、周恩来和邓颖超给予孙维世的关怀远比父母所能给予的多得多
  孙维世出生于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孙炳文,母亲任锐(在延安,人称“妈妈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周恩来早就从识孙炳文,因为孙炳文是朱德的密友。二十年代初期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一起在柏林留学时,周恩来还是朱德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孙炳文既是一个文人,又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他从德国回国后,就任广东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周恩来一九二五年十月率部离开广州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孙炳文兼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
  二十年代中期,周恩来夫妇同孙炳文夫妇在广州常常秘密聚会,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那时,孙维世年仅五岁,常常在窗户旁边为他们放哨。她趴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她就预先告诉父亲和周叔叔。孙炳文外出办事时,常把女儿带着。他让女儿扒在自己的肩上,观察有没有人盯梢。孙维世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些懂得。不过,直到几年之后,妈妈才用严酷的现实对女儿进行教育。
  一九二七年四月,党派孙炳文到武汉工作。由于铁路中断,他绕道去上海。在他到达之前,蒋介石策划的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开始。由于褚民谊(后来当了汉奸)告密,孙炳文到达上海时立即被捕。一周后,蒋介石密令将这位著名共产党人在上海郊区龙华杀害。
  孙炳文遇难后,在艰苦的环境里,任锐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时,国民党特务很多,任锐母女必须在特务登门之前转移。每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前,任锐总要把手边的党的文件烧掉。母亲蹲在火炉前烧文件时,总要告诉女儿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孙维世在九至十六岁这段时间里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常常从一个住所转移到另一个住所。有时她同母亲在一起,有时同母亲分开。
  一九三五年,随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任锐安排十四岁的孙维世用化名在同共产党有秘密联系的两个剧团里工作,并住在那里。那时,江青也正设法靠拢这两个剧团。剧团有时也让她演点小角色。江青是个锋芒毕露的女人,这使任锐很反感。她警告女儿离江青远着点。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维世找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可是谁也不认识她。况且她年龄太小。十六岁的孙维世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不肯离去。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惊奇地发现一个少女在门口哭。他多年不见孙维世了,一开始竟未认出她来。他终于想起了孙维世小时候熟悉的影子,他一把搂住她,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常给她写信,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与任锐联系上了,要求把孙维世收为干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
  一九三九年夏,周恩来骑马去党校讲课,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因而造成右臂骨折,治疗需要有较高明的外科手术,而当时延安还不具备这样的医疗条件。于是,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由夫人陪同。孙维世得到毛主席批准也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去莫斯科。
  在苏联,孙维世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她在苏联学习了六年多,掌握了俄语,并开始从事戏剧事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党政领导人举行会谈。孙维世是代表团翻译组的成员。五十年代以后,孙维世除了从事自己的专业——戏剧工作外,还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担任过翻译。
  孙维世出于对养父母的爱,于一九五○年八月八日主动组织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那一天,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里,孙维世把两朵大红绢花分别佩戴在养父母的外衣上,以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周恩来总理微笑地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他对卫士们解释说,按照西方的习俗,结婚二十五周年叫“银婚”,五十周年叫“金婚”。这是这对“模范夫妻”仅有的一次纪念他们结婚周年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发号施令。一天清晨,天安门广场北边的城墙上贴出了指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江青派人闯进孙维世的家,对她百般威胁,逼着她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把嗓子都喊哑了,仍一无所获。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公安人员闯进了孙维世的家,以“特务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她的丈夫、著名演员兼导演金山。他们翻箱倒柜,没收了所有珍贵物品,特别是孙维世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合拍的照片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写给孙维世的信。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江青那里,江青把它们撕得粉碎。接着,孙维世本人也被逮捕并遭到迫害。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起,孙维世即使在牢房里也戴着手铐,还遭到毒打。同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的躯体再也承受不起这种摧残了,她终于停止了呼吸,去世时还戴着镣铐。
  周总理得知孙维世的死讯后,心如刀绞,悲痛万分,怀疑她是遭虐待身亡,因此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是,江青手下的人竟擅自将尸体火化了。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去要骨灰时,对方回答说:“已经当作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
  孙维世在被捕前预感到处境险恶,随时可能被捕。当时她已被人盯梢,所以她没有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同妹妹孙新世见了几次面。一次,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一个约定的地点,她对妹妹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人一死,问题就不好搞清楚了。”孙维世对妹妹说:“无论如何不能死。如果我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这就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视死如归的遗言,她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2007/09/10

第三章 抚孤·言人·育才(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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