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家教·家规·家风(之四)

 




  四、几十年如一日,被严格执行和遵守的十条“家规”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家里有一个不成文,但一直被严格执行的“家规”。
  亲属们将其归纳为十条:
  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是,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是,不许请客送礼。
  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
  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是,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家规”的内容和要求,有些是很具体的,执行起来也比较明确。有些则很笼统,执行起来有很大弹性。比如“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什么算谋私利、搞特殊化?组织办理的,一切符合手续的算不算?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这二位“执法官”在执行“家规”时有他们的根本原则,这就是个人感情服从党性要求,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有损党的形象的事绝不去做,锱铢必问。
  解放初期,周总理的侄子周尔辉家境十分穷困。他最初在扬州念中学,享受助学金待遇。从改工资制的那个月起,总理立即叫他不再领取助学金,而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他的生活费。
  一九五二年,尔辉到北京看望总理,总理把他留在北京读书,送他进了刚由私立中学改为公办,条件比较差的二十六中住校,让他吃每月七元(另一种为每月九元)的伙食。入学前,周总理一再叮嘱:不论谈话或者填表,都不许透露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了你是我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将就你,你也会产生优越感,那样,你的进步就慢了。
  尔辉从二十六中毕业后,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从来没让人知道他是周总理的侄儿。直到入党的时候,组织上要调查他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到淮安去了解情况,才知道了他和周总理的关系。一九六○年,尔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一九六一年,尔辉结婚,一九六三年,为了照顾尔辉夫妻关系,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把尔辉的爱人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总理知道后,不同意这么做。亲自动员尔辉夫妇一起去淮安工作。他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周总理又说:“办事情不能首先考虑个人方便,要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邓颖超也转告侄媳:“你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他的亲属也毫不例外,不能特殊。”劝侄媳回淮安。后来,侄媳回了淮安。尔辉也带头响应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调回淮安。周恩来嘱咐侄子:回去后,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不能提任何特殊要求,一切听从家乡组织的安排。后来周尔辉在县中学当了一名普通教员。
  每当晚辈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时,都想跟两位老人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晚辈的这种心情,尽量满足他们这一愿望,拍一张合影。但照片印出来以后,周恩来在发送照片的细小事情上都考虑到不能让晚辈们有优越感。他只给了他们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亲戚来看望他们,都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一次,他的一个侄子和一个侄女相约看望,同周恩来和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七点多,他们还要赶晚上七点半的一场演出。卫士看他们着急便主动开车送他们到工人俱乐部。周恩来和邓颖超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卫士,周恩来说:“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有三个侄儿侄女。孩子们穿的都是普通棉布衣,到国务院食堂去吃饭,坐公共汽车去上学。在总理和邓颖超的教育和影响下,三个孩子没有骄气,毫不特殊。周总理和邓颖超常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劳动人民的本色。
  周尔辉在伯伯身边读书的时候,一直很简朴,生活上不大提出什么要求。后来,他曾经希望有一个小箱子装装自己的日用品。总理没有给他买,而是给他一个已经破成两瓣的旧箱子,让他修修再用,一直到这个箱子变成两片板,才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有一年,尔辉要到湖南去参加劳动锻炼,他又提出买一个箱子的宿愿。总理给他一个用土布缝成、便于放在驴背上的马褡子,并告诉他说:这是我在延安用过的,你拿去用吧,很方便呢!
  一九六一年七月,周尔辉在北京结婚。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准备的礼物很简单:一床周恩来用过的床单,一件周恩来穿过的短衬衫,一条周恩来穿过的裤子。周恩来笑着对他们说:“都是些旧的,不要嫌不好。当年,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也没有请客,没有买新衣服,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艰苦朴素光荣嘛!”穿着伯父周恩来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周尔辉心里很是惬意。
  周尔辉没有辜负伯父的期望,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伯父给他的一条旧呢裤,他穿了多年,破了补,补了穿,一直到不能再补时,又拆开给小孩缝一条小裤子。一次,他们去看望伯父,孩子的呢裤被奶奶发现了,很惊讶,忙问:“小孩家怎么穿呢裤?”弄清原委后,两位老人都很开心,说:“好!一条裤子穿了三代人啦!”这件事在淮安流传开了,人们把这条裤叫做“三代裤”。
  周恩来常常告诫亲属:“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但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却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要特别慎重,不可轻率从事。永远不要搞特殊化,要说特殊的话,那只能是在工作上做出特殊的成绩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晚辈们的严格要求,使晚辈们受益匪浅。他们深切地感到“严”就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们的最真切的“爱”,而不是经济上、生活上的琐事。所以,大家都愉快地接受,并相互转告,自觉地严格遵守。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秉德随丈夫支援三线,离开北京到了陕西,后来又到贵州。在贵州大山里生活条件很艰苦,事事都需自己动手,她搓煤球,点火烧饭取暖,有一次差点儿被煤气熏死。她的几个弟弟妹妹也分别到延安和内蒙草原插队了。“多年来伯伯和七妈严格要求我们,让我们和普通老百姓的子女一样地生活和工作,这个教育现在发生作用了,这帮助我们渡过了艰难困顿,经受住了人生大起大落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人找周秉德,包括她的至亲好友,希望通过她向周恩来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各种问题。周秉德说:“其中有我爱人的姑姑沈谱,她的丈夫范长江还是伯伯介绍入党的呢!“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把他当黑帮隔离起来了。姑姑想不通,写了一封信,让我交给伯伯,那时我正出差在北京,但是我不敢接这封信,我说:‘我从小到大,太知道伯伯了。我们有规矩,在家里不能办公事,无论为自己、为朋友还是为单位。如果通过我,伯伯会觉得走后门,他肯定不接受,只能帮倒忙。如果通过组织,他觉得应该解决,会抓紧解决的。’这件事后来被伯伯知道了,他说:‘嗯,看来你几十年的侄女没有白当。’需要伯伯保护的人太多了,他已经保护了许多人,但我的姑夫范长江,他却未能顾及得上。”
  邓颖超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这个侄子叫邓光弼,一九四八年在吉林市参加革命,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了近四十年,一九八二年患病,一九八七年离休。邓光弼的老伴张国英说:“老邓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老实。结婚后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他有这门亲戚,后来还是我公公来,才点破了这层‘迷’”。
  几十年来虽然邓颖超同志以及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屡次来信问有什么困难,但邓光弼同志和他的全家人从未提出过任何要求。其实这个家庭也和全国其他任何普通家庭一样,十年动乱中,他们也曾在艰难困苦中跋涉过。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九年,邓光弼同志先后被下放到青沟和左家“五·七”干校。六个子女中有四名当过下乡知识青年,二女儿邓九萍在当时农安县棒柴公社集体户当了八年知青,两次抽人名额都被顶掉。是全户最后抽回来的一个。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光弼一家也从未向有关部门提起什么。因为子女们牢记父亲定下的家规——到外边一律不许说是邓颖超家的亲戚。
  邓光弼是个“老银行”,从五十年代起就担任省人民银行货币流通科科长,在银行部门一直干到一九八七年离休。几十年来,他工作勤勤恳恳,对自己要求很严,对组织从不提任何过高要求,到现在邓光弼工资才一百二十二元。他几次去看邓颖超同志都是利用出差或开会的空闲时间,最后一次见到邓颖超同志是一九八六年公出去广州,恰逢邓颖超同志在广州疗养。



 
 

2007/09/10

第四章 家教·家规·家风(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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